原標題：魯迅糾錯梁啓超
肖伊緋 職業作家，獨立學者，已出版《在高盧的秋天穿行》、《民國達人錄》等十餘部作品。
梁啓超在題詩中，把當年的幹支紀年寫錯了，將「丙寅」寫成了「甲寅」。
《韋烈士紀念集》，梁啓超題箋，清華大學印行。
●肖伊緋
如果「國學導師」連幹支紀年都要搞錯，那所謂「國學」還怎麼搞？「國學」還有存在與推崇的必要嗎？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區委的指示下，在李大釗等人的直接組織之下，北京200多所學校和群眾團體5000多人，在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憤怒聲討日本帝國主義軍艦駛入大沽口並幹涉中國軍政的侵略行徑，隨後展開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這次愛國遊行遭到了段祺瑞政府軍警的殘酷鎮壓，遊行人群死亡47人，重傷155人，輕傷者難以計數，史稱「三一八慘案」。
在這次慘案中，清華大學學生韋傑三（1903—1926）、女師大學生劉和珍(1904—1926)等均不幸犧牲。事後不久，清華大學師生開始為韋傑三編印《韋烈士紀念集》專刊，一方面刊載緬懷烈士、記述生平的師生文章，另一方面將韋氏本人的文章結集於此，以為永久紀念。
1926年10月29日，《韋烈士紀念集》專刊印發了出來。封面題箋者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首梁啓超。翻開專刊目錄頁之後，還有一首梁氏題寫的陸遊詩，也是引用過來紀念韋傑三的。題詩曰：「往歲淮邊虜未歸，諸生合疏論危機。人才衰靡方當慮，士氣崢嶸未可非。萬事不如公論久，諸賢莫與眾心違。還朝此段宜先及，豈獨遺經賴發揮。」
題末註明「陸放翁送芮司業詩借題韋烈士紀念集」「甲寅暮春」「啟超」。
應當說，梁氏這樣的題詩紀念，合乎情理，也是對烈士精神的一種褒揚，並沒有什麼問題。清華師生，將梁氏題詩刊於紀念集正文之首，既有尊重梁氏之意，更有褒揚烈士之情，更是情理之中事。但魯迅還是很快看出了這首題詩的問題所在，倒不是詩的內容有什麼不妥，而是梁啓超落款的時間寫錯了。
為此，魯迅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丙和甲」，署名為「季廉」，當年11月完稿，12月就發表在了《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三期上。文章不長，400字的內容卻著實能說到這位「國學導師」的痛處，也能扯到所謂「國學」存廢的大旨趣上去。因之不妨細細品讀，遂錄全文如下：學生會刊行的韋烈士「三一八死難」之一的《韋烈士紀念集》到了，我打開一看，見有梁任公拿「陸放翁送芮司業詩借題韋烈士紀念集」幾行字。旁邊還有「甲寅暮春啟超」六個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國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嗎？還恐不是。翻閱日曆，的確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韋烈士死時，二十三歲（見《紀念集》陳雲豹《韋烈士行述》）。甲寅在烈士死前十二年。
現在若無公曆一九二六年同民國十五年來證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們一定要說烈士是死在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那一年了。這樣一算，烈士死時，應是十一歲。
我們還可以說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的那年，同時在段執政手下作教育總長，或司法總長——這個考證，也只好請研究系首領，研究院教授來作吧。大人先生，學者博士們呵，天幹地支是國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鬧笑話，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紀，有公曆一九二幾或民國十幾來紀年，用不著那些古董玩意了。
原來，梁啓超在題詩中，把當年的幹支紀年寫錯了，將「丙寅」寫成了「甲寅」。魯迅出來糾錯，揪住這樣一個筆誤不放，又調侃式地拓延了話題，談到了學者博士們因國粹「鬧笑話」與國學存廢問題。其實，原本一個筆誤，本來不算得什麼大不了的錯誤，但這個錯誤發生在「國學導師」梁啓超身上，就的確是有些難堪了。也可以進一步去追問，如果「國學導師」連幹支紀年都要搞錯，那所謂「國學」還怎麼搞？「國學」還有存在與推崇的必要嗎？
當然，調侃歸於調侃，除了對古董玩意式的「國學」心生厭惡之外，魯迅本人對「三一八」慘案的死難者，始終是充滿敬意與關切的。他的《記念劉和珍君》一文，早在1926年4月12日，就發表在了《語絲》第七十四期之上，其文思其情感，讀者莫不為之動容。毋庸置疑的是，在魯迅這一名篇中，在其對「真的猛士」的沉痛與期許中，劉和珍、韋傑三等都是名列其中的中華好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