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福宴是宋代皇帝祭祀禮畢之後，宴請文武官員的盛大宴飲活動，寓意君臣共同接受神靈的庇佑。飲福大宴是宋代新建立的官方宴飲活動，為趙宋王朝所獨有。飲福大宴的舉行，一方面顯示了古人對天與神的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也是統治階層增強凝聚力的有效途徑。
一、「飲福」一詞由來
「飲福」一詞由來已久，最早見於漢代焦延壽的《易林》：「安坐玉堂，聽樂行殤。飲福萬歲，日受無疆。」南北朝的著名詩人庾信也曾記載：「國命在禮，君命在天。陳誠惟肅，飲福惟虔。」《中國禮儀大辭典》對此解釋道：「飲福，祭祀禮儀。古代，人們把祭祀天地人鬼的酒餚稱為福酒，於祭後食之，以象徵天地祖先賜福於人。凡朝廷大祀，飲福唯皇帝所用，並有一定禮儀。」
單純字義上的「飲福」，是古代君主舉行祭祀典禮中，進行「飲福受胙」的禮儀程序。歷代祭祀禮儀中進行「飲福」禮儀的先後順序所有不同：「自漢以來，皇帝多於一獻畢飲福。唐開元禮定，太尉未升堂時皇帝飲福。至宋元豐三年（1080 年），改從亞、終獻訖，行禮，皇帝飲福。元朝又易為漢禮，在一獻畢飲福。明清兩代仍從宋制。」
飲福存在於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始終，是古代祭祀活動中飲用福酒的禮儀規定，以求接受上天的福祉、祖先的庇佑。
二、飲福大宴的確立與發展
宋王朝在傳統的祭祀飲福禮節之外獨創了飲福大宴活動，從而衝破「飲福」祭祀特徵的局限，使其不單單是祭祀完畢飲食供神的酒肉以求神賜福的禮儀活動，而是發展為國家祭祀禮畢後君主下詔與臣僚共同慶賀的宴飲制度。
趙宋王朝建立於「兵強馬壯者當為之」的割據政權林立的歷史時代，儒家傳統禮儀文化被強大的軍事力量所震懾，禮樂制度不似漢唐時代嚴謹完備，反而日趨崩壞。面對此番不利於集權統治的政治格局，宋朝建立之初即著手恢復傳統禮樂文化，進而確立自身統治的正統性和合法性，以有效控制社會秩序和輿論導向。
飲福大宴的產生順應禮樂復甦的歷史潮流，以飛快之勢為統治者所認可和推崇，成為與春秋、聖節大宴並行的國家大宴。乾德元年（963 年）十一月，「以南郊禮畢，大宴於廣德殿。自後凡大禮畢，皆設宴如此例，曰『飲福宴』。蓋自此其始也。」
飲福宴作為官方宴飲制度的重要內容由此誕生，在宋代重大祭祀典禮如南郊、明堂以及籍田等禮畢後擇時舉辦。因宋仁宗天聖以後，「大宴率於集英殿」，故飲福宴之後大都在集英殿舉行。囿於史書的記載，無法對宋代飲福宴的次數做系統統計。史書的缺載也使得無法得知飲福宴在宋代歷朝具體的發展狀況，但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 年）一條史料則提供了借鑑，十二月下詔「今後南郊禮畢，飲福宴並罷。」
可見飲福大宴在此之前應是在郊祀、明堂及籍田禮畢後舉行的。宋哲宗的暫時罷宴，並未影響飲福宴的發展軌跡，宋徽宗時修訂的官方禮儀書籍《政和五禮新儀》卷二百《嘉禮·集英殿飲福大宴》即是記載飲福大宴宴飲儀制，可惜在流傳過程中闕失，導致無法詳細窺探其宴飲禮儀，但也表明此時期飲福大宴仍是作為國家大宴被統治上層予以高度重視，並為此制度了專門的禮儀制度以規範宴會君臣言行。
飲福大宴制度在北宋逐漸發展，至宋徽宗朝時漸趨完備，後經靖康之變，國破家亡、民不聊生，苟延殘喘而建的南王王朝偏安一隅，上至國家典制、下至基層機構，均處於草創階段。
尤其是國家禮樂制度，「自南巡後，庶事草創，上祀天維揚，始命即京師祭器、法服、滷簿之屬。已酉南渡，悉為金人所焚。紹興元年氏作蒼璧、黃琮。十年，明堂始備大樂，飲福用金爵。十二年，將逆太母於臨平，始制常行儀衛。十三年，始復朔日視朝之禮，又行孟饗，備五輅，及建金雞肆赦，祠祭始用牲。十四年，復教坊，建宗學，作渾天儀。十五年，初藉千畝，及行大朝會禮，作新祭器。十六年，始備八寶、鑄景鍾，建御書院、太廟祏室，又賜講畢御筵。十七年，始命太常行園陵，御史監視，及賜新進士聞喜宴。十八年，始繪配饗功臣像於景靈宮庭之兩壁。十九年，始復蜡祭，及諸陵薦新。二十七年，始復太廟功臣七祭，及諸大祀。蓋自息兵，將二十年，而禮樂始備焉。」
歷經二十餘年的恢復與重建，南宋禮樂典制才初具規模、漸成形制，飲福宴也隨之再次回歸宋人視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 年）以後，「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見辭各有宴，然大宴視東京時亦簡矣。」
換言之，國家大宴制度在南宋是延續不變、遵行不悖的，只是其規模無法於實力雄厚的北宋王朝相提並論。可見，飲福大宴伴隨宋王朝的興盛變遷而曲折發展，最終隨著南宋滅亡而退出歷史舞臺，消失於茫茫歷史潮流中。
三、飲福大宴的特點
宋代飲福大宴是國家祭祀典禮在宴飲制度上的一種延續和伸展，宴會中君臣所飲之酒是祀典中進獻天神地阯的福酒，宋代皇帝選擇祭祀大禮後賜宴，即是將祭祀所祈的福祉遍及臣僚，以求福澤共享、共同接受神靈的庇佑。作為國宴中宗教色彩濃鬱、政治目的強烈的宴飲活動，能夠在宋王朝歷史上不斷綿延發展，與春秋、聖節二宴並存共處、大放光彩，自有其獨特之處。
首先，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宋代飲福大宴是祭祀典禮完畢之後，擇日籌辦的君臣共預官方大型宴飲活動，是傳統祭祀文化在宴飲制度上的延伸和擴展。皇帝下詔賜宴群臣，將祭祀所呈福酒用於飲福宴會上，統治階層以集體姿態接受上天的福祉、神靈的庇佑，有效加速傳統祭祀文化向國家政治和文化的滲透，為飲福大宴更添一份宗教色彩。這也是傳統儒家「君權神授」、「天人感應」以及「天人合一」等理念所產生的政治功效。
其次，具有強烈的恩澤意識。宋代飲福宴的產生，是國家祭祀典禮日益完善、祭祀文化逐漸繁盛的產物。儒家敬天思想的不斷發展，使統治階層對上天神靈的敬畏日益增加，為有效地維護皇權的神聖性和權威性，飲福大宴作為展示君主權威、惠賜神靈福澤的舞臺為統治者所建立。
宴會中飲用福酒的禮儀程式，處處彰顯皇帝將福澤賜予群臣、與之共享的皇家恩澤。而宋代皇帝改變傳統的君貴臣卑的森嚴等級，靈活運用政治權術，將自身擁有的神靈福祉分與百官，在客觀上達到了有效維護君臣關係、加強統治階層的凝聚力的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