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滑鐵盧戰役200周年，作為戰勝國的英國，將在2015年一整年舉辦系列紀念活動。200年前那場具有傳奇色彩的大戰，已經成為英國人建構大英帝國神話的一部分。
對於拿破崙與歐洲諸國之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敘述方式，每個國家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建構歷史。有意思的是，對這場歐洲大戰的敘述中，關於俄羅斯方面的聲音一直以來都是空白。可笑的是，我們多半從託爾斯泰的偉大小說《戰爭與和平》去了解那段歷史，可那跟歷史的距離相差多遠呢？
剛剛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這本《俄國與拿破崙的決戰：鏖戰歐羅巴，1807—1814》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它被認為是歷史版的《戰爭與和平》，關於拿破崙怎樣被擊敗，這本書完全顛覆了我們所知道的那些歷史。
本文為《俄國與拿破崙的決戰》一書的序言（有刪節），作者多米尼克·利芬說，寫本書的一個關鍵目標是超越俄羅斯民族神話，回到1812～1814年俄國戰爭的現實。此外，在他看來，拿破崙戰爭是一場全球的而非單純歐洲範圍內的鬥爭。（註：本文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所有國家的歷史書寫中都存在基於國別的偏見俄國戰勝拿破崙是歐洲歷史上最富戲劇性的歷史事件之一，其過程充滿了波折。不光在1812年，就連在1813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戰況都依然極不確定，大部分優勢看起來似乎還在拿破崙一邊。那些年裡皇帝的個人生活是一連串關於傲慢自大和報應天罰的故事，其中充滿了各具吸引力、令整段歷史生氣勃勃的人物，讀史時極易令人移情於此。
這個故事中還包括了兩場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會戰——萊比錫會戰和博羅季諾會戰——和其他無數令後世戰爭史學家沉迷其中的華彩篇章，它同時提供了許多關於當時歐洲社會政治和文化的信息，從俄國視角來看，整個故事也具備了那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一個幸福的結局。拿破崙的第一個大軍團於1812年在俄國境內被摧毀，第二個於1813年在德意志戰場上被擊敗。在這場歐洲歷史上最為漫長的戰局裡，俄軍一路把法軍從莫斯科追到巴黎，並於1814年3月31日率領取得勝利的聯軍攻入敵國首都。
但我是個老派的歷史學者，喜歡講述真實的故事，或者至少在所獲得的證據允許的前提下進行誠實、博採眾家且一絲不苟的研究，以期儘可能接近事實真相。許多年前我就得出了這個結論：在西歐和北美對這段歷史的講述，實際上同史實相去甚遠。一遍遍聽到不真實的故事在耳邊重複可把我惹惱了，因此本書的另一個目標是，用一種對我來說更加可信的方式來解釋：為何俄國會擊敗拿破崙，它又是怎樣將其擊敗的？
在英、法、美等國出版的書籍中，1812～1814年發生過的種種通常被扭曲了，這並不令人吃驚。關於拿破崙時代的暢銷書大多需要遵循一套固定模式，比如說在英國，講述納爾遜和特拉004法爾加海戰，或者威靈頓和滑鐵盧之戰的著作簡直汗牛充棟，它們是英雄主義的敘事，也是不列顛國家認同的象徵。關於拿破崙和他麾下大軍的描述對英國人來說也自有其魅力——在操法語的公眾中亦是如此。不管怎麼說，絕大部分作者並沒有閱讀多種文字或者橫跨多個國家查閱檔案資料的能力，他們希望通過專家的研究成果來獲取信息。然而在探討俄國在打敗拿破崙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一問題時，此類研究成果和專家並不存在。沒有西方教授曾經寫過與俄國為擊敗拿破崙而做出的戰爭努力相關的專著，如果想讓一所英國大學把你拒之門外（美國那邊就更不必提了），最保險的辦法就是，說你希望研究的是戰爭、外交和君王們的歷史。
拿破崙畫像所有國家的歷史書寫中都存在基於國別的偏見，在記述戰爭時更是如此。通常來說，戰爭是宏大民族主義神話的最好源泉。拿破崙戰爭發生時恰值現代歐洲民族主義的黎明期，正是在那個時代，許多潛藏於近代民族主義後的理念第一次被表達出來。不久之後的工業革命創造了城市、大量有讀寫能力的民眾和現代社會的其他全部層面，而這些因素進一步促進了民族主義的興盛。試700舉一例，傳統說法中英國人把滑鐵盧之戰的全部功勞據為己有，普軍在此戰中的決定性貢獻很晚才在英文著作裡得到承認。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現象就絲毫不令人吃驚了：普魯士人在記述1813年戰局時把俄國的影響撇到一邊，這一時期的法國歷史學家則因拿破崙和他麾下軍隊的業績而自豪，沒有在敵方的記載、外國歷史學家的敘述上花多少心思。
各國歷史學家對拿破崙戰爭中的一個重要領域關注得都很不夠，這個領域是後勤學，換句話說就是怎麼裝備和養活軍隊。在互相敵對的那些軍隊和社會中，軍需官都沒有什麼地位，他們的努力也幾乎沒有贏得歷史學家的注意，這相當不幸，因為他們的角色通常至關重要。拿破崙在1812年毀掉了他的軍隊，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後勤方面的失敗。與此相反，在俄國為戰爭而做出的努力中，一個關鍵性的勝利就是1813～1814年成功地為俄羅斯國境之外的50多萬大軍提供食物和補給。在當時只有兩座城市人口多於50萬的歐洲大陸上如何做到這一點，是此書中很關鍵的一部分。這場戰爭同七年戰爭（1756～1763）的對比正中問題要害，在七年戰爭中，後勤供給削弱了俄軍為戰爭而做出的努力。
俄國為戰爭做出的努力中，最偉大的是馬匹就許多方面而言，1812～1814年俄國為戰爭而做出的努力中，最偉大的英雄不是某個人，而是馬匹。
一定程度上來說，在當時歐陸上發生的所有戰爭中，這一點都沒錯。馬匹實現了如今坦克、卡車、飛機和摩託化炮兵的功能，換句話說，它是一種具備突擊、追擊、偵查、運輸和移動火力等特點的武器。在俄國擊敗拿破崙的過程中，馬匹是至關重要的——或許甚至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俄軍輕騎兵擁有的巨大優勢在拿破崙軍隊從莫斯科撤退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使得這支大軍得不到食物和休整，從而摧毀了它。拿破崙在1812年不僅損失了他麾下幾乎所有的士兵，事實上也失去了他入侵俄羅斯時帶著的所有馬匹。1813年裡他可以也確實補充了兵力，但徵集新的馬匹被證明是一項難度大得多、最終也導致了災難性後果的問題。
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缺乏騎兵，拿破崙無法在1813年春季戰局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還因此同意了致命的、長達008兩個月的夏季休戰，這對他最後的失敗影響深遠。聯軍於1814年發起的最後攻勢拿下了巴黎、推翻了拿破崙，而這一結果也是由俄軍輕騎兵截獲了寫有皇帝全盤部署、表明首都城防脆弱的法軍機密急件導致的。對長達兩年的戰事而言，這是個很合適的結局，俄軍輕騎兵從一開始就佔據優勢，1812年9月以後更是徹底掌握了支配權。然而這種支配權並不是上帝或自然的賜予。
歷史學家需要研究俄國的馬匹產業，以及1812～1814年它是怎樣被政府動員起來的。俄國人如何在這些軍事行動中管理、維持和補充他們的騎兵團，對這一點的把握同樣重要，這也是此書中的關鍵部分之一。
自然而然地，人們通常對戰場上士兵們的英雄事跡很感興趣，卻不太關注士兵們是怎麼被餵飽的，他們又怎樣保持馬匹的健康，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們更是如此。和其他大國一樣，俄羅斯也是如此，她從拿破崙時代中發掘出了若干民族國家神話。沙皇治下關於1812年戰局的官方神話是，俄國人民團結在君主周圍，在貴族的領導下毀滅了踏上神聖國土的入侵者。這個俄國神話多多少少比它的普魯士——德意志同類更接近史實，那一神話宣稱，當弗裡德裡希·威廉三世發出「致我的人民」的呼籲後，普魯士全境都於1813年拿起了武器，準備為解放德意志而戰。
俄國能擊敗拿破崙是因為關鍵崗位上安排了有能力的人？俄國之所以能夠擊敗拿破崙，一個完全正確的原因是，許多有能力的年輕軍官在戰爭中被提拔到了他們能夠勝任的關鍵崗位上。亞歷山大·切爾內紹夫和約翰·馮·迪比奇28歲、米哈伊爾·沃龍佐夫30歲就都成了中將。他們只是冰山一角。
卡爾·馮·內塞爾羅德伯爵於1808年接掌俄國在巴黎的情報活動時年僅28歲。後來他在1813～1814年裡擔任亞歷山大的首席外交顧問。年長一代的將領們甚至通常也並不是太老：亞歷山大的參謀長彼得·米哈伊洛維奇·沃爾孔斯基在戰爭結束時只有38歲。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這些人掌握了俄國的軍隊和政府。
德米特裡·布圖爾林和亞歷山大·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在撰寫關於這場戰爭的官方歷史時十分謹慎，不去冒犯這些政要。在英國也有相應的例子，威靈頓公爵在滑鐵盧之戰後又活了將近40年，而且有機會將他對那場戰役的個人看法變得幾乎等同於權威。
在繼承了關於1812年戰局的神話，使其成為蘇聯愛國主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後，共產黨政權在很大程度上讓這些想法變得鐵板釘釘。關於俄國戰爭努力的史實必須被驚人地歪曲，以同史達林時代的官方意識形態相適應。亞歷山大一世需要被邊緣化、被貶低，這場戰爭前後的國際形勢也被扭曲了；庫圖佐夫被抬升到了與拿破崙持平甚至更高的水準，而他的貴族出身和在宮廷中的人際關係［和彼得·巴格拉季翁公爵的人際關係一樣］都必須被忽略；民眾對拿破崙抵抗的意義必須被誇大，對地主和政府官員的偶然抗拒被莫名其妙地解釋成一場既反國內暴政，又反法國人的「人民戰爭」中的建設性要素。
這類官方標準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使得俄國學者對拿破崙時代的研究遭受重創，同時也在許多老一代普通俄國人對1812～1814年戰爭的認識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然而，當代俄羅斯歷史學家早已幸運地從關於拿破崙時代的史達林主義神話中逃了出去。
「託爾斯泰式的」對戰爭的解釋貶低了俄國軍隊的作用雖然做了不少粗糙的扭曲，但蘇聯時代對拿破崙戰爭的官方解釋在很多方面上依然是託爾斯泰精神的延續，考慮到他對俄國（及別國）對俄羅斯在拿破崙時代所扮演角色認知的影響，他也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19世紀神話製造者。託爾斯泰把天生的俄羅斯愛國主義描述成了團結起來捍衛國土。他把庫圖佐夫描繪成俄羅斯愛國主義和智慧的化身，讓他和所謂「職業軍事專家」的愚蠢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在託爾斯泰看來，後者指的是德意志人和書呆子。
無論如何，他的歷史概念裡都沒有給富有技巧的領導，乃至用理性態度來引導歷史事件的嘗試留出多少空間。與此相反，他歌頌普通俄國人的道德力量、勇氣和愛國主義精神。
或許最重要的是，託爾斯泰把他的小說《戰爭與和平》結尾定在1812年12月，那時候戰爭才打了一半，最大的挑戰還沒有降臨。那條從1812年12月的維爾納（Vilna）通到1814年3月的巴黎漫長艱辛但最終大獲成功的道路在他的書中沒有位置，就和它在蘇聯愛國主義教條、當代俄羅斯民眾記憶中被徹底忽略了一樣。在俄國每出版一本關於1813～1814年的書，同時出版的關於1812年的書可能就有100多本。在最近一次撰寫既貼近大眾又富有學術價值的1812～1814年整體歷史的嘗試中，那本著作用490頁的篇幅闡述了1812年裡發生的事件，在描述接下來兩年裡更漫長也更複雜的戰局時，卻只用了50頁。
在俄國人中流行的或者說「託爾斯泰式的」對戰爭的解釋同外國記錄相當搭調，這類說法貶低了俄國軍隊和政府在戰勝拿破崙的過程裡發揮的作用。拿破崙本人更傾向於歸咎地形、氣候和運氣：它們免除了他對這場慘敗的責任。歷史學家們通常會在這個算式中加入拿破崙的誤算和失誤，可是他們中不少人樂於贊同託爾斯泰的隱含結論，即俄國領導層對重大事件沒有多少控制力，而俄國的「戰略」是即興發揮和意外事件的混合。同樣不可避免的是，俄國人對1813～1814年那段歷史缺乏興趣，把這一領域留給了其他國家的歷史學家，他們很樂意在講述那幾年的歷史時忽略俄國的作用。
拿破崙從俄國撤退，作者Victor Adam。回到1812～1814年俄國人更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場發生在自己國土上、為保衛莫斯科而戰、由名叫庫圖佐夫的統帥指揮的戰爭，此舉的緣由當然不難理解。對在德意志和法國境內進行、由名叫維特根施泰因和巴克萊·德·託利的將領指揮，為保衛真實存在但有點形而上的、紮根於歐洲權力平衡觀念的俄國國家安全概念而戰的諸多戰局保持著同樣的熱情就要困難得多。
當這場戰爭的100周年紀念於1912年到來時，人們對此興趣高漲，結果也湧現了不少新書。然而那時俄國恰好處在戰爭前夕，正要與1813年的盟友霍亨佐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交手，這明顯不是慶祝俄德團結的最好時機。
1813～1814年裡，俄軍中最傑出的兩位參謀是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卡爾·馮·託爾和轉為俄軍效力的普魯士參謀之子約翰·馮·迪比奇。聯軍中運作最成功的一個軍團中——布呂歇爾元帥的所謂西裡西亞（Silesia）軍團——幾乎2/3的士兵事實上是俄國人，但布呂歇爾手下兩個俄國軍的指揮官卻是亞歷山大·德·朗熱隆和法比安·馮·德·奧斯滕-薩肯。尼古拉·魯緬採夫和亞歷山大·庫拉金在那時都被邊緣化了，而且在亞歷山大的主要對外政策顧問中，根本找不到民族學意義上的俄國人。與此同時，皇帝本人甚至給了不少俄國人這樣的感受，他認為俄國發展遲緩並且與他的理想不相稱，並且願意以歐洲安全的名義犧牲俄羅斯的利益，藉此為他自己在主導著潮流的歐洲贏得掌聲。
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作為帝國的俄羅斯和作為國家、民族的俄羅斯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對歷史學家來說是非常熟悉的。1814年時，英國人、法國人和德意志人都已經建立了或者正在建立民族國家。在拿破崙戰爭中生發出來的民族主義神話正好同這一實際狀況和企圖相稱。而1814年時的俄羅斯是一個處於王朝治下的實行貴族政治的多民族的帝國。它的核心是俄羅斯國土、人民和貴族，但這些並沒有建構起一個民族國家，而且只要由王朝統治的帝國存在，就不可能徹底做到這一點。俄羅斯帝國贏得了1812～1814年的戰爭，但是後來活在俄國人記憶中的神話都首先是同民族國家有關的。這就是從拿破崙戰爭中生發出來的俄羅斯民族神話大大低估了1812～1814年俄國成就——這一點獨一無二，而且同德、法、英等國的情況完全相反——的最重要理由。
此書的一個關鍵目標是，超越俄羅斯民族神話，回到1812～1814年俄國戰爭的現實。我最感興趣的一點是，闡述俄國如何克服又為何得以克服那些年裡拿破崙造成的巨大挑戰。除此之外，尚有質疑拿破崙時代俄羅斯民族神話各個方面的其他理由。
在歐洲創建任何形式的帝國都要比在海外困難得多在當代西方世界對拿破崙時代的理解中，俄國是最寬闊的一道鴻溝，此書的目的就是要填平這道鴻溝。可是，一種對俄國勢力與政策的更有見地的、更加現實的理解也足以改變對拿破崙時代的整體看法。這一時期的俄國沒有英國那麼強大，它的全球影響要弱得多。
然而與奧地利或普魯士不同，俄國的利益與視野不僅僅局限於歐洲大陸。對相當一部分地位顯要的統治精英來說，拿破崙戰爭就某種程度而言只是令人分心之事，不過是餘興節目而已。在他們看來，俄國的主要利益在於向南邊的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地區擴張。這些人很少將法國本身看成是俄國主要的或者說不可避免的敵人。他們中大多數人都相信，拿破崙帝國不過是因特殊情形和拿破崙的天才而生的、轉瞬即逝的現象。
這個群體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尼古拉·魯緬採夫伯爵，他實際上從1807年底到拿破崙入侵俄國為止一直擔任俄國外交大臣。在他眼裡，俄國最大的長遠挑戰來自英國對全球金融、貿易和工業日益增長的控制，以及它對海權的壟斷。這種對俄國利益的看法最終被亞歷山大一世推翻了。最重要的是，它被強迫俄國政府為了其首要利益與法國開戰的拿破崙逐漸破壞了。但是魯緬採夫的觀點在1812年對俄國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因為米哈伊爾·庫圖佐夫也同意他的部分見解。它同樣提供了一個觀察拿破崙時代某些潛在事實的有趣視角。
1800～1815年的拿破崙戰爭是一場全球的，而非單純歐洲範圍內的鬥爭。因為那些年裡的絕大部分戰鬥發生在歐洲境內，這一觀點看起來或許有些奇怪。在這個層面上來說，即便與18世紀90年代的法國革命戰爭相比，拿破崙戰爭也是一場更加「歐洲式」而不怎麼「全球化」的戰爭。它遠不及七年戰爭或美國獨立戰爭「全球化」，那兩場戰爭中的許多重大戰役都發生在西半球和亞洲。
然而事實上，拿破崙戰爭很大程度上局限於歐洲的原因是，英國正越來越接近與法國爭奪全球霸權的百年戰爭的最終勝利。關於拿破崙戰爭的最基本事實是，英國的海權把法蘭西帝國鎖在了歐洲範圍內。由於多種原因，在歐洲創建任何形式的帝國都要比在海外困難得多。
若干俄國觀察家都這麼認為，正是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時期，英國鞏固了它十分強大的全球帝國，這一帝國既是領土意義上的，又是商業意義上的。從某個角度看來，拿破崙創建歐洲帝國的企圖只是為了與不列顛帝國主義相抗衡，避免法國在與英國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衝突中戰敗的富有英雄氣概的最後努力。拿破崙的運氣相當不好，雖然在1812年之前他看上去非常接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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