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郭店竹簡
清華簡
上博藏楚竹書
銀雀山漢墓竹簡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根據學界已有的認識和研究成果，簡單談談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的關係。我國學術界使用「古典學」這個詞，是晚近的事，大家對它的理解恐怕並不一致。我所理解的「古典學」，係指對於蘊含著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們過去雖然沒有用「古典學」這個名稱，但是實質上，古典學早就存在了。發源於孔子及其弟子的經學，就屬於古典學的範疇。
經學與政治相結合，在古典學中佔據統治地位長達兩千年。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結束了這個局面。「五四」以後，對包括先秦典籍在內的傳統文化，知識界有不少人持簡單的否定態度。幾乎與五四運動同時，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學術界興起了懷疑古史和古書的思潮，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發展到了頂峰。疑古派（或稱「古史辨」派）在將傳統的上古史大大縮短的同時，以前代學者的辨偽工作為基礎，大大擴展了古書的懷疑範圍。很多先秦古書（包括經書）的年代被推遲，很多一般認為屬於先秦的古書被認為是秦漢以後的偽作。他們的古典學研究，給傳統的古典學以巨大的衝擊。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們的疑古顯然過了頭。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上簡單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想，也是相當普遍存在的。在學術界，疑古派懷疑古書的很多看法，也仍為不少人所信從。改革開放以後，大家對傳統文化有了比較全面、比較正常的態度。學術界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明顯加強。很多有識之士指出，我國人民（包括廣大知識分子）缺乏人文素養，甚至對作為本民族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書（有些學者稱之為「原典」），也茫然無知，或知之過少，這是關係到國家、民族命運的嚴重問題。發展古典學已經成為時代的要求。我們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過時的傳統古典學，也不能接受那種疑古過了頭的古典學，必須進行古典學的重建。
出土文獻對古典學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古代的「孔壁古文」和「汲冢竹書」就是明證。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戰國至漢代的墓葬裡，陸續出土了大量文獻資料，其中包含了很多先秦典籍（有些是已無傳本的佚書）的抄本，下文把這些抄本簡稱為「新出文獻」。從總體上看，它們對古典學的重要性已超過了「孔壁古文」和「汲冢竹書」。下面從三個方面，簡單介紹一下新出文獻對古典學重建的重要性。
一、關於古書的真偽、年代
新出文獻可以證明前人在先秦古書的真偽、年代問題上有不少懷疑過頭的地方。
漢武帝早年下葬的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了《六韜》《尉繚子》《晏子春秋》等書的部分篇章的抄本，可證今本確為先秦著作。今本《吳子》《鶡冠子》的有些文句，見於新出文獻裡的佚書而不見於其他傳世古書，可見此二書也應為先秦著作。三《易》之一的《歸藏》，未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至宋後全部亡佚。前人多以為晉代以來古書引用的傳本《歸藏》為漢以後人所偽作。王家臺秦墓出土《歸藏》殘本，其內容與古書所引佚文基本相合，可見傳本《歸藏》確是從先秦傳下來的。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孫武與孫臏的兵法，使近代以《孫子》十三篇為孫臏所作之說不攻自破。
百篇《書序》，漢人以為系孔子所作。自朱熹以來，學者多疑之，不少人以為系漢人偽作。百篇《書序》非孔子所作，是很明顯的（前人已指出，百篇中有《堯典》《禹貢》，此二篇所反映的地理知識是孔子之時所不可能有的）。但是《書序》說：「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說命》經秦火而亡佚。《說命》分三篇，不見於任何傳世古書（偽古文《尚書》的《說命》分三篇，是根據《書序》的），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以下簡稱「清華簡」）中的《傅說之命》（即《說命》）正好明確地分為三篇。整理者據此指出，《書序》作者是確實看到了百篇《尚書》的。可見《書序》是戰國時人所作，並非漢人偽作。
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古代文史學界的很多人，曾認為大小戴《禮記》（以下簡稱「二《記》」）所收諸篇，是戰國晚期到漢代的作品。從新出文獻中的有關資料來看，二《記》的絕大部分應是先秦作品，而且其中大概還有不少戰國中期甚至早期的作品。
在郭店楚墓竹簡（以下簡稱「郭店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以下簡稱「上博簡」）的儒家作品中，有不少與二《記》有關之篇。《禮記·緇衣》同時見於郭店簡和上博簡。上博簡《民之父母》與《禮記·孔子閒居》前半部分相合，上博簡《武王踐阼》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有同源關係，上博簡《內禮》與《大戴禮記》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有不少很相似的內容。還有一些篇有個別段落、語句與二《記》相合、相似。郭店簡和上博簡抄寫的著作，其撰成時間都不會晚於戰國中期；二《記》中相關各篇的撰成時間，也應有不少是不晚於戰國中期的。古人認為《緇衣》為子思所作。郭店簡不但有《緇衣》，還有跟子思有密切關係的《五行》和《魯穆公問子思》，因此《緇衣》極可能確為子思所撰，是戰國早期作品。從新出文獻看，前人對《禮記》的《禮運》《月令》等篇時代的估計，也是過晚的。
新出文獻還有很多可以用來糾正前人在古書真偽、年代方面疑古過頭的地方，限於篇幅只能從略了。必須指出，在古書的真偽、年代問題上，一方面要糾正疑古過頭的傾向，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信古過頭的傾向。
偽《古文尚書》一案，在學術界大多數人看來，早已有了定讞。但是近些年來，頗有人為之翻案。在新出文獻中，有可以說明偽《古文尚書》不可信的新證據。《書序》說：「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大禹》是佚《書》，但偽《古文尚書》有此篇，稱《大禹謨》（漢人已稱此篇為《大禹謨》）。郭店簡儒家佚書《成之聞之》說：「《大禹》曰：『餘才宅天心。』」這是先秦古書中僅見的《大禹》佚文。傳世古書中所見《尚書》佚篇之文，如也見於郭店簡和上博簡的《緇衣》所引佚文，偽《古文尚書》皆已編入相應之篇中。《成之聞之》是佚書，作偽者看不到，此篇所引《大禹》佚文就不見於偽《古文尚書·大禹謨》。已有學者指出，這又是偽《古文尚書》的一個偽證。清華簡的《尹誥》（即《鹹有一德》）和《傅說之命》（即《說命》）也是佚《書》，但偽《古文尚書》裡都有。清華簡的《尹誥》跟偽《古文尚書·鹹有一德》，清華簡的《傅說之命》跟偽《古文尚書·說命》，除傳世古書引用過的文句外，彼此毫無共同之處，絕不能以「同篇異本」作解釋。偽《古文尚書》還把作於商湯時的《鹹有一德》安排於太甲時。清華簡整理者已指出，這些也是偽《古文尚書》的偽證。有些學者在看到清華簡之後，仍為偽《古文尚書》辯護，這就叫人有些難以理解了。我們千萬不能「走出疑古」而回到盲目「信古」。
二、關於古書的體例、源流
新出文獻可以驗證餘嘉錫等學者在先秦古書的體例、源流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並使我們能在這方面有更全面、更精確的認識。在這裡，不想就此作全面論述，只準備舉些實例來說明新出文獻對研究古書體例、源流的重要性。
先說《詩》《書》。清華簡中有類似《周頌》的《周公之琴舞》和類似《大雅》的《芮良夫毖》。《芮良夫毖》是佚《詩》。《周公之琴舞》包括十首詩，只有以「成王作儆毖」為「序」的九首組詩的第一首，與《詩·周頌·敬之》基本相合，其餘諸首也都是佚《詩》。就是與《敬之》相合的這一首，異文也極多，而且差別還往往很大。據清華簡整理者說，清華簡中的《書》類文獻約有二十篇左右。其中見於百篇《尚書》的只有五篇，即《鹹有一德》（清華簡整理者據《緇衣》稱為《尹誥》）、《金縢》和《說命》三篇。清華簡的《尹誥》無自題篇名，後二者的自題篇名都與百篇《尚書》的《金縢》《說命》不同。清華本《金縢》的整理者和一些研究者已經指出，清華本與我們現在看到的《尚書》中的傳本，有不少很重要的差異。《說命》是佚《書》，但先秦古書有所引用。整理者指出，《禮記·文王世子》《學記》所引，以及《緇衣》所引兩條中的一條，「不見於竹簡本，這應該是由於《說命》的傳本有異」。《尹誥》也是佚書。《緇衣》所引的兩條《尹誥》都見於竹簡本，但也有出入較大的異文。上述這些情況，對於研究《詩》《書》的源流極為重要。
《詩》《書》本來大都是一篇篇寫成的，其流傳和集結的情況很複雜，原無定本。漢代人有孔子刪定《詩》《書》之說。《詩》《書》既無定本，也就無所謂「刪」。但是孔子之時，流傳的《書》篇和《詩》篇的總量，無疑是很大的。孔子要與弟子講習《詩》《書》，當然要有所選擇。孔子所說的「《詩》三百」，應該就是他的選本。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的作者，都是西周時代極重要的人物，孔子應該看到過這些詩。很可能他在見於《周公之琴舞》的那些詩中只挑了一首，而《芮良夫毖》由於質量不如同一作者的《桑柔》（見《大雅》），就落選了。前面說過，今傳《尚書》中的《堯典》和《禹貢》，在孔子之時還不可能存在。所以百篇《尚書》應該是戰國時代儒家所劃定的傳習範圍（這不等於說儒家著作中就絕對不用「百篇」之外的《書》，《緇衣》中就引了《祭公之顧命》）。
清華簡的主人，顯然並未受到儒家《詩》《書》選本的影響。他所搜集的《詩》篇、《書》篇，絕大部分不見於儒家選本；即使是見於儒家選本的，其篇名也不相同，其文本也全都明顯有異。有學者指出，清華本與傳本《金縢》「應分屬不同的流傳系統」。這一意見十分正確。今傳《尚書》《詩經》屬於儒家系統，清華簡的《詩》《書》則屬於非儒家的流傳系統。從清華簡的情況來看，在戰國時代，《詩》《書》的儒家選本，在儒家之外的人群中，似乎沒有很大影響。
秦火之後，《詩》只有儒家選本基本完整地流傳了下來；《書》的儒家選本已成亡佚大部分的殘本，不過「百篇」之外的《書》篇，尚有一小部分保存在《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周書》（今傳《逸周書》為其殘本）中。至於此外的《詩》篇、《書》篇，就只能在清華簡這樣的出土文獻中看到了。
餘嘉錫等學者早已指出，古代子書往往是某一學派傳習的資料彙編，其中既有老師的著述、言論，也有弟子、後學增益的內容。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十三篇及《孫子》佚篇，可以為此提供一個很好的實例。這一點已有人加以論述，這裡就從略了。
《老子》是新出文獻中出土次數較多的書之一。簡帛古書中已有四種《老子》：抄寫於戰國中期的可能為摘抄本的郭店《老子》簡（分為三組，總字數只有今本的三分之一左右，以下簡稱「郭簡」）、抄寫於西漢初年的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以下簡稱「帛甲」）、抄寫於西漢早期（約在文帝時）的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以下簡稱「帛乙」）、抄寫於西漢中期的北大本《老子》（以下簡稱「北《老》」）。根據這些本子，並結合傳本，可以看出《老子》自古以來在形式和內容上的一些重要變化。
《老子》在章的劃分和篇、章排序方面都發生過變化。
今本的有些章，從郭簡的有關內容來看，本是分為兩章或三章的。但也有今本將原來的一章分成兩章的個別例子。帛甲、帛乙的分章情況不大清楚，從可以觀察到的情況看，似處於郭簡與今本之間。北《老》的分章極為明確，共分七十七章，劃分情況與今本有七處不同。西漢末期嚴遵所著《老子指歸》分為七十二章。八十二章的格局大概是在東漢時代形成的。
帛甲、帛乙和北《老》都以《德經》為上篇，《道經》為下篇，篇序與今本相反。從有關情況看，已佚失《道經》部分的《老子指歸》也是把《德經》放在前面的。大概《道》前《德》後的次序也是東漢時定下來的。如果不管篇序和章的劃分，就篇內各章的次序來說，帛甲、帛乙跟今本有三處不同。北《老》的章序則已與今本完全一致。
從內容上看，從郭簡到今本，文字的增減和錯訛是大量存在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老子》流傳過程中，還存在著由於思想上較深層次的考慮而修改文本的情況。例如：《老子》第十九章的「絕聖棄智」「絕仁棄義」，本當如郭簡作「絕智（或讀為「知」）棄弁（辨）」「絕（為）棄慮」。帛書本以至今本的這兩句話，是戰國晚期激烈反對儒家的那一派道家改動的產物。前人以顯然是對戰國時儒、墨極力鼓吹仁義的反動的「絕仁棄義」句，作為《老子》晚出的論據，不能成立。
上博簡中有很多篇關於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儒家佚著，有些內容可與《論語》中的有關內容對照。銀雀山漢墓所出竹書和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中，有不少與《管子》有關的內容。這些都是探索《論語》《管子》如何形成的重要線索。
三、關於古書的校勘、解讀
先秦古書流傳至今，文字錯誤極多，引起了文義不完整、導致誤解以及無法索解等問題。以新出文獻校正傳世古書，能解決大量這樣的問題。例如今本《逸周書·祭公》有如下文字：「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於黎民般……」「於黎民般」是什麼意思，從來沒有人能真正講通。清華簡《祭公之顧命》中的相應文字是：「公懋拜手首，曰：『允哉！』乃詔（召）畢（與「桓」可通）、井利、毛班，……」原來「於黎民般」是「井利、毛班」的錯字。「於」與「井」，「民」與「毛」，形近而誤。「黎」與「利」，「般」與「班」，音近而誤。畢桓、井利、毛班是穆王的三位大臣，即《祭公》中祭公稱之為「三公」的人。今本的「曰允」相當於簡本的「曰：『允哉！』」。這樣，文義就豁然貫通了。簡帛古書只有一段或一句與傳世古書相合的，也同樣能起校勘、解讀的作用，這裡就不舉例了。
簡帛古書所反映的古代用字習慣，也能起解讀以至校正古書的作用。例如馬王堆帛書和銀雀山竹書都有以「佴」為「恥」之例，得此啟發，司馬遷《報任安書》「佴以蠶室」（見《文選》）、《墨子·經上》「佴，自作（怍）也」的「佴」，才被學者們正確地讀為「恥」。又如武威《儀禮》簡有時以「埶」為「設」，得此啟發，學者才發現《荀子·儒效》「埶在本朝」、《正名》「無埶列之位」的「埶」，不應讀「勢」而應讀「設」，《禮記·內則》「少者執床與坐」的「執」乃是「埶（設）」的誤字。
依靠出土文獻解讀古書，也有跟校勘和「明用字」之法（包括明通假、異體等）無關的情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子思「五行」說之謎的破解。《荀子·非十二子》責罪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楊倞註：「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近人多不信其說，子思「五行」說的內容究竟是什麼，成為古典學和古代思想史上的一個謎。見於馬王堆帛書和郭店簡的儒家佚書《五行》篇，告訴我們「五行」指的是「仁義禮智聖」，文中還對五行說作了詳細解說。至此「五行」之謎終於得到了破解。
從上面所說的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出文獻既是古典學的重要新資料，也是相關學科的重要新資料。要進行古典學的重建，必須更快、更好地開展新出文獻的整理和研究。而為了支持有關學科的發展，也需要更快、更好地開展新出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當前，在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而真正能擔負起新出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才卻相當缺乏。希望有關部門能採取一些特殊措施，大力支持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培養。
（作者系復旦大學傑出教授、著名古文字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