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河博《同在東方—亞洲古代文明展》
和諧共生 山水一脈
灰巖泰德穆爾墓碑雕像
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堅持開放包容、互學互鑑。
堅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
——摘自習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鑑 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年終歲尾，河北博物院重頭展覽《同在東方——亞洲古代文明展》啟帷，傾情展出敘利亞、阿聯、巴基斯坦、柬埔寨、黎巴嫩、日本等亞洲國家文博機構精彩館藏，一束束亞洲古老文明之光，在燕趙大地熠熠生輝。
這是河北省首次舉辦如此高端海外文物展，參展國家數量、文物數量和珍貴程度均鮮有展覽可以比擬。190件（套）亞洲古老文物，歷經歲月洗禮、跨越千山萬水，帶來不同地域的文明之光，見證了古代絲路多元文明之花的和諧共生。歷史上，古老的絲綢之路助推絲綢、茶葉、陶瓷、香料、繪畫、雕塑等風靡亞洲各國，記錄著亞洲各國互動交流的文明對話。燕趙大地更是自古就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關、休戚與共。
山水相連、人文相親；開放包容、互學互鑑。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在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下，互通有無的文明對話總能帶來無限啟迪，續寫亞洲文明發展史詩。
展出文物
「絲」路鈴動，拓開荒漠織錦繡
「一眼千年，歲月如歌。耳邊迴蕩起清脆的鈴聲……」12月4日，《同在東方——亞洲古代文明展》開幕，一件件珍貴館藏，散發著別樣光彩，訴說著各自的燦爛華章，講述著古老絲路上的不朽傳奇。河北省演藝集團劇目工作室主任劉軍科心潮澎湃，仿佛回到兩年前為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積極籌備創作大型民族舞劇《大道記憶》而採風譜曲的激情歲月。
大漠、黃沙、駝隊、馬幫……絲綢之路，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中國》一書中最早提出，他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以絲綢為主要貿易媒介的西域交通道路稱為「絲綢之路」。1910年，德國史學家赫爾曼出版著作《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主張把「絲綢之路」涵義擴大到遙遠的敘利亞，此說很快被學界普遍接受。
絲綢，是古代中國對世界的偉大貢獻。展廳內，幾塊破碎的紡織品——「泰德穆爾紡織品」殘片，給觀者帶來心靈衝擊。「非常震撼，似乎看到了2000年前的長安和羅馬。」河北博物院藝術設計文創經營部的宋晨隔著展櫃凝望，深感不可思議。
紡織殘片發現於敘利亞帕爾米拉城。年代約在公元200年。作為長安和羅馬之間的貿易中轉站，古老的帕爾米拉城持續了400年之久的繁華。研究表明，不少來自中國的絲織品在此被拆解並重新編織，以製作出符合西方的織物。
而文明觸角的延伸，遠不止於此。
「絲綢是咱中國的，為啥取名『波斯錦』呢？」幾位慕名而來的老人望著日本平山鬱夫絲綢之路美術館館藏的「波斯錦」，嘖嘖稱奇之餘不禁發出疑問。
交融從來不是單向。至漢代，中亞地區絲綢技藝開始發展，逐漸形成獨有風格。隋唐之際，中亞絲綢技術對中原帶來衝擊。文獻與考古表明，唐中後期，「波斯錦」「番錦」等通過絲路不斷輸入，特別是以「波斯錦」為代表的「緯線起花」技術，對整個唐代織錦技術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從歷史資料和考古發掘中證實，河北一直佔據重要位置。
「上世紀80年代，在有著5400多年歷史的正定南楊莊仰韶文化遺址，出土了陶紡輪和絲織用的篦子和骨匕，尤其是兩件陶蠶蛹，經中國權威專家鑑定，是目前發現世界上最早的家蠶陶俑……」我省文化學者梁勇說，這項考古發現表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國桑蠶養殖技藝和絲紡織技術的發祥地之一。
20世紀70年代，藁城臺西商代遺址出土平紋皺絲織物——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泡泡紗絲織品實物；西漢時期，絲綢之路上最精美的散花綾就產自巨鹿；盛唐時期的河北道，是全國絲紡織技術最發達、產量最多的地區；北宋時期，供給世界最精絕的絲紡織品叫「定州緙絲」；1999年隆化縣「鴿子洞」出土絲織繡品46件，其中「褐地鸞鳳串枝牡丹蓮花紋錦被面」，是目前發現尺幅最大、保存最好的元代織錦……此外，漢樂府《陌上桑》中寫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相傳這個「喜蠶桑」的秦羅敷便是漢末邯鄲城的農家女。
千年歲月，天涯咫尺。藏品和絲路考古交相輝映，帶來亞洲文明的古老迴響。
「近些年考古表明，絲綢之路時間更早，範圍更廣，路線更長更多。」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李寶才說。國內相關學者指出，西漢時張騫通西域，被司馬遷譽為「鑿空之旅」，開啟了古代東西方交流的新篇章，把此前零星、間斷、小規模的民間交流轉變為大規模、持續、官民結合的交流。漢武帝派遣的官方使節最遠到達犁軒（今埃及亞歷山大港），首次將絲路延伸到歐洲和非洲。甚至有權威考古學家認為，最遲在西周時期，中國生產的絲綢已通過絲綢之路被運到西域乃至更遠。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幽暗燈光下，眼前浮現出一個個身影：漢代張騫、東晉法顯、唐代玄奘……一排排無名駝隊和馬幫，一個個或慷慨悲歌，或悽美婉轉，或風光旖旎的故事……「絲綢是柔軟的，卻能越過漫漫黃沙、翻過崇山峻岭，到達遙遠的地方。這背後，是一種雄健的氣魄和探索的精神。」梁勇說，這種不斷探索、開拓、進取的絲路精神，更能啟迪後人，成為中華民族的自信之源、力量之源。
——「創闢荒途，中開正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瓷」航四海，互通有無惠八方
「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透過展櫃，望見素雅的青瓷，耳畔依稀傳來熟悉的歌聲。「天青過雨」，是指宋代汝窯青瓷，而非歌中的「青花瓷」。據說，這是最美麗的顏色，必須在煙雨天才能燒出來。這種源自北宋的技藝和審美，奠定了後世中國的藝術情懷，更深深影響外銷瓷器，推動海上絲綢之路進入鼎盛。
繼李希霍芬首提「絲綢之路」後，1903年法國漢學家沙畹在其著作《西突厥史料》中又提出「絲綢有海、陸兩道」。之後，日本學者三杉隆敏於1967年出版《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一書，中國香港學者饒宗頤發表《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一文，其附論《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就「海道之絲路」進行學術研究。與陸上絲路相比，海上絲路開闢時間稍晚，但輻射範圍廣、社會影響大、持續時間更恆久，也更輝煌燦爛。
展覽上展出的青瓷碗、青瓷碟、青花盤三件碗碟來自阿聯，均由碎片修補而成，透著瑩潤之美。「海上絲綢之路途經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各國，抵達非洲東部、北部、紅海沿岸以及歐洲……」河北博物院陳列研究部副主任張永強介紹說，相較于越千山、穿大漠的崎嶇顛簸，驚濤駭浪的海上絲路，在更大範圍內推動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交流互惠。瓷器，逐漸佔據主導地位。
近幾十年亞洲考古，對此充分予以印證。蘇門答臘海域的唐代「黑石號」沉船，中國閩粵一帶的泉州宋代法石古船、陽江「南海1號」、潮汕「南澳1號」……在我省，則不得不提到渤海之畔的海豐鎮。
「南北之浮海者，必以此為市舶要衝」——海豐鎮之名，首次出現在歷史記載中，是《金史·地理志》。上世紀80年代，有學者提出，「北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可能在海豐鎮遺址及周邊。2014年，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馮恩學提出，海豐鎮遺址應為宋金「海上絲綢之路」北起始點，再度引發廣泛關注。
「2000年至2014年間，三次發掘海豐鎮遺址，出土了大批器物，都表明其在海上絲路的重要性，有助於探究東亞古代瓷器貿易史。」黃驊市博物館館長張寶剛說，發現的古代港口倉儲遺址，出土了一大批海撈瓷。器型和紋飾，與井陘窯遺址附近河道發現的外運瓷一致。太行山東麓的定窯、井陘窯、邢窯、磁州窯，也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大量瓷器。這在對黃驊沿海23個村進行的水下考古中得到印證。
「浩渺行無極，揚帆但信風」。以瓷為紐帶，中國影響世界，世界也影響著中國。
首次對公眾展出的青花阿拉伯文無擋尊，上下纏枝花卉，上書阿拉伯文吉祥頌語，關鍵用料蘇麻離青主要來自伊朗等地。青玉花形杯，具有典型的痕都斯坦玉器風格。痕都斯坦是指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東部一帶的莫臥兒王朝，其玉器胎體輕薄，紋飾以植物紋為主，器柄多圓雕花苞或纏枝莖葉，體現出伊斯蘭風情……
然而，一個有意思的文化現象，帶來更深邃思考。與瓷的素雅、簡約不同，古代西亞諸國把玻璃藝術發揮到極致，極度追尋多彩、燦爛。展廳內，很多遊客被一組來自黎巴嫩約2000年前的精美玻璃器物吸引——
千花玻璃碗，模仿天然瑪瑙的質感和花紋；椰棗形玻璃瓶，表面褶皺的浮雕質感和棕色相結合；長頸錐形底座玻璃瓶，是典型的香水瓶形制；藍色玻璃迷你雙耳瓶，器型源於希臘彩陶瓶……
「古籍中，中國古代玻璃也被稱作『琳琅』『琉璃』『藥玉』『料器』。」磁州窯博物館館長趙學鋒說。不少研究表明，玻璃最早在西亞地區發明。戰國中晚期，我國已能製造外觀與西亞相似而成分不同的玻璃珠。展廳中，來自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的玻璃耳杯，是我國發現最早的古代玻璃器皿，經光譜定性分析，主要成分為矽和鉛，並含有鈉和鋇，屬中國早期鉛鋇玻璃。但是，玻璃和瓷終究在中國走上迥異之路。探究背後成因，文化審美是一個重要因素。
美美與共，互補互惠。古代「海上絲路」在商品和文化層面的互補性，始終是這一通道活躍的重要動力與支點。當中國瓷器源源不斷輸往海外，促進東南亞、埃及、波斯、土耳其等地制瓷業進步時，來自波斯、阿拉伯等地的青花色料、琉璃、掐絲琺瑯技術，也成就了青花瓷的輝煌及景泰藍等工藝的產生。
「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張永強說，古老的文物會說話，互學互鑑才會潤澤四方，向海而生、以海為友，應是我們揚帆交流的胸懷之源。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文」潤人心，和諧共生鑑今朝
「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於佛世尊……」如果不是一次無意間的「驀然回首」，這幅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拓片，或許會就此擦肩而過。
錫蘭山，即今之斯裡蘭卡。鄭和下西洋，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從永樂三年（1405年）首次率龐大船隊通使西洋，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間，鄭和七下西洋，歷經30餘國，對海上交往影響深遠。「拓片上有中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分別代表明朝皇帝向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神靈祈願和供養……」河北博物院志願者講解員王娟說，拓片反映了海上絲綢之路不同族群、語言和宗教文化共存的現象。
三種成熟文字共聚於一張拓片，靜靜訴說著600多年前的波瀾壯闊和友好往來。而不遠處，一種更古老文字已刻於圓筒上數千年：楔形文字圓筒形碑文，約公元前19世紀，碑文共70行。學者破譯解讀為——
「強大的辛伊丁納姆被眾神賦予掌管正義之王位，並在底格裡斯河畔大興土木，成功將流水引向首都拉爾薩，直至永遠，特立此碑為銘……」
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人類長河中，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現在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約5000年前，蘇美爾人發明了楔形文字，記錄契約、財產清單、讚美歌、祈禱等內容。如史詩《吉爾伽美什》和世界上最早的和平條約「銀板文書」等，均以楔形文字形式留存下來。展廳中，那件楔形文字黏土版文書，鐫刻著亞述國王阿達德尼拉裡一世下令完成亞述城「新都大城牆」的指令。
然而，風起雲湧，持續3000多年的楔形文字歷經多次演化，最終消亡於歷史長河中。其火種則燎原於遠方，地中海東岸的腓尼基人，在此基礎上創造了22個腓尼基字母——這，是世界字母文字的開端。
文字的誕生和演變，深藏驚心動魄。這也在印度河和恆河流域上演。
「印度河流域文明相對保守，在公元前2500年前後達到成熟期，宗教色彩濃厚，深深影響著周邊……」河北師範大學考古系教授、國際巖畫斷代中心主任湯惠生，曾帶領聯合考古隊對印度河流域哈拉帕遺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在印度河谷上遊，斷崖、獨石、鵝卵石、基巖等，凡有石面處，大都鐫刻著古老文字或圖像。包括大量犍陀羅時期的萃堵坡和佛像，以及各種題銘，銘文題記包括佉盧文、婆羅米文、粟特文、帕提亞文、希伯來文……然而，豐富遺存和眼前蒼涼，構成鮮明對比。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指文採，但釋為「文字」或「文化」，或更能帶來歷史深處的迴響、文明痛處的回音。中國漢字，穿越久遠時空，在博大精深中演繹著生生不息——
「般無咎全甲刻辭」「有蝕卜骨刻辭」「土方徵塗朱卜骨刻辭」——展廳壁上三幅圖畫，將人們帶入甲骨文世界。作為目前中國所知最早成體系的漢字，約4500個單字，已破譯約三分之一，並已具備「象形」「會意」「指事」等漢字造字法。其特點凝結在後世漢字上，也反映在我省20世紀考古發掘的中山篆上。
「修長勁健、肅穆綺麗，是中山篆書寫特點。特別是『中山三器』銘文，不單是記錄，更有美術功能……」不久前編撰出版《戰國中山三器銘文》的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館員郝建文說。文字，凝結著信仰、審美、志趣、情感，乃至筋骨和思維。而考古學家正是得益於對中山篆的解讀，揭開了戰國中山國的神秘面紗，且基本弄清其王族世系、文化風貌，印證了其不斷融入中華文明的歷程。
由文字始，尋覓蹤影、回溯歷史、考證制度、更正典籍、復原場景……文化和文明，一點點鮮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鑑而豐富。文明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不竭動力。
「文物的價值，在於穿越時空，訴說過往，啟迪今天，面向未來。」河北博物院院長羅向軍說，亞洲古老文明交相輝映，不同族群、語言和宗教文化共存互惠，共同為文明發展進步作出重要貢獻。（河北日報記者龔正龍）
圖片由河北日報記者趙海江 龔正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