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建立以來，一轉唐朝開拓疆土的恢弘氣勢而為守內虛外的內卷政策實行中集權的強幹弱枝，本著加強中央權力的中心點來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結果宋朝雖然獲得了政治上的穩定和經濟、文化上的繁榮。卻也留下了不少的弊端，最為突出的「三冗」問題即是其表現。然而宋朝自建立之初，自太祖即形成了一種祖宗之法後，歷朝君王都依照此種成法辦事。所以宋朝自草創之初所遺留下來的各種弊端，始終未能很好地得到糾正和根除。天長日久，愈演愈烈，各種矛盾不斷顯現。嚴重影響了整個國家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北宋建國至宋神宗趙項時，已歷經一百零八年。這百年來的積累，使得大宋河山一片錦繡。但是其自立朝以來的弊端也愈積愈深。矛盾日益突出，所以，神宗變法已經是勢在必行之事，因此，熙寧、元豐年間以王安石為宰相，開展了大刀闊斧的大變法。雖然後來變法遭到挫折，以司馬光為首的新宰相斷去新法、重新理舊，但是，這次大變法的影響卻波及整個宋朝歷史，且對後世發生了莫大的影響，整個中國的十一世紀是與這場空前絕後的大變法緊緊糾合在一起的。
同樣這中間整個的歷史，也是與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兩個似乎站在對立面的歷史人物密不可分的，而隱藏在二人背後的卻仍然是「道統」二字的無盡糾纏。在王安石變法以前，還有一個「慶曆新政」的出現。北宋的矛盾，到仁宗時期已經是尾大不掉了，經濟上開始頗感困窘，吏治腐敗也日甚一日，加之北方政權的相繼建立和騷擾，更加使宋朝開始力有不逮。內外交困之下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的文臣開始呼籲改革，改革的聲浪一潮高過一潮，至宋仁宗慶曆三年，以範仲淹、歐陽修等幾個重要的官員為中心。北宋王朝開始了有史以來的變法改革，史稱「慶曆新政」。宋仁宗有鑑於大臣們不斷地要求變法的奏請，任命一貫主張改革的歐陽修、蔡襄等人為朝廷諫官，任命範仲淹和富弼為參知政事，在中樞權力機關上完成了主變派佔主要地位的調整，該年十月，宋仁宗頒布新法。令行全國，以革除舊弊，「慶曆新政」緊鑼密鼓地展開了。
慶曆新政的主要綱領是範仲淹的《上十事硫》。範仲淹於慶曆三年九月上奏了他的這片疏言，其「十事」分別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從範仲淹的改革內容來看，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而其中的中心問題則是在改革官制，即北宋相當浮糜的官員「磨堪」，規定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遷，這導致了官員都坐等升遷、無人辦事、效率低下、官場冗濫、腐敗叢生。因此範仲淹的改革方案便及時地針對這種局面提了出來，欲對症下藥，以解決官場積習。除了他的奏疏外，富弼也上了他的《安邊十三策》，重在軍事。然而「慶曆新政」自宋仁宗慶曆三年十月施行，經過短短的八個月，到次年五月就宣告失敗。「慶曆新政」之所以造到挫敗。主要的問題就是改官制的阻力過大，範仲淹等改革派志在革除積弊，對「磨堪」進行大的整頓這不可避免地要觸及一大批權貴的切身利益。
所以在新政開始不久，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官員都起來與改革派為難。不久，範仲淹和富弼先後外放後又到貶謫，「新政」派官員受到了沉重打擊，「慶曆新政」也隨之偃旗息鼓了。然而慶曆新政卻給後來的王安石大變法莫定了基礎，其先鋒影響在末朝歷史上是不可磨滅的。「慶曆新政」失敗了，宋朝的積弊仍然存在且日益惡化，大有已成累卵之勢，尤其是北方邊患的日益加深，這使蘇軾、王安石等一批後起的宋朝官員看到了這種潛在的危險於是繼「慶曆新政」後他們仍然要求改革，無奈當時宋仁宗已屆晚年，也無力再來一場像「慶曆新政」那樣的變法了，所以終仁宗一朝，未再變法。嗣後的英宗雖然有改革之志，卻身體多病。承大統四年便駕崩歸西改革的重任留給了宋神宗。宋神宗初登大統之時是銳志改革的他比較清醒地意識到了宋朝自立國以來所面臨的國弱虛的嚴重困難，認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因此他即位之初開始著手進行改革的準備。然而前已有「慶曆新政」之覆撤教訓，此次變法。不得不慎重行事。
所以宋神宗在選定變法主要人物的問題上顏費腦筋。經過一番挑選對比，宋神宗最終圈定了王安石為變法的核心人物。之所以用王安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曾經在宋仁宗嘉祐三年上了一道呼呼變法的所謂《萬言書》，針硬時弊、言之鑿鑿。呼籲「法先王之政」變革當前的法度，以求得太平盛世。王安石的《萬言書》雖然沒有引起宋仁宗的第二次變法。但是卻在士大夫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王安石也因此而在朝野內外贏得大名。宋神宗要變法要找到一個敢於任事的、有膽魄的大臣，當時最得聖心的無人能出王安石之右。所以，王安石便被推到了時代的浪尖上來了。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蓄勢已久的大變法正式在全國推行史稱「熙寧變法」。
變法的推行者是以王安石為核心的一批人，他們背後直接以宋神宗為依託，故而才能在北宋當時複雜離亂的政治臺上形成了一個比較強勢的變法改集團。公元1078年，宋神宗改元「元豐」依然推行他的新法不輟，然而無論從力度還是實效來看，元豐年間的新法都不如熙寧間的。七年後，即元豐八年，宋神宗帶著他那未盡的變法事業駕崩，新法喪失了根本性的支撐。年僅十歲的趙煦即位，是為宋哲宗。神宗死後，司馬光當即被皇太后高氏迅速召進東京，匆匆之中拜得相位，全權主持廢除新法的事宜。六十七歲的司馬光重新踏上了政治舞臺。並且進入了朝廷權樞中心。當時，廢除新法的浪潮十分高漲，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政策，一開始就不贊同，結果。他開始了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新法、拋棄新法的變更。由於主要的動作是在次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進行的，所以司馬光的回流政策又被稱為「元祐更化」。
就在這一年的四月，王安石也在無聲無息中齎志而歿。司馬光著手對王安石變法進行調整和廢除，以老年之身擔當一國之任，結果一年半後。由於操勞過度而死於任上。至此，中國11世紀大變法的一位君主和兩位大臣先後殞歿，留給後人的，便是無盡的褒貶評說。中國11世紀的大變法就此落下了帷幕，歷史留下了宋神宗和他的兩個臣子王安石和司馬光的名字。這場變法隨著歷史的演進，其影響愈來愈大，究竟是大刀闊斧的改革。亦或是「非大壞不更造」，成為擺在改革者面前的兩個選擇。王安石和司馬光二人一動一靜，漸漸成了這場變法的代名詞和對立的兩極，也代表了11世紀的大宋王朝的文人的兩個方向。王安石與司馬光，文」與「道」的無盡糾纏，孰對孰錯，委實難以驟然理清。大變法。留給了後人一個無盡傷感的王朝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