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紅網第六屆全國大學生「評論之星」選拔賽參賽作品
不知道從何時起，或許是為了讓自己顯得深刻，我們在評論新聞所報導的慘案時，總喜歡把悲劇歸因於某一制度上來，無論是普通的網民，還是專業的評論員。
近日，關於江蘇阜寧男生弒母案討論中，我們似乎又能看到這樣的傾向。有評論認為這是「高壓應試教育的必然結果」，也有聲音呼喊「我們的教育只有知識的教育，沒有人的教育，更沒有關於生命的教育」。
這種富有感染力的語句很具迷惑性，但仔細揣摩後就會發現，它非但不深刻，而且很膚淺。確實，我們的教育制度存在著一些問題，但這個和弒母悲劇的本身有多大關係呢？一個制度再完美的社會也會有罪犯，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教育體系。這不僅是概率論裡的「極端個例」，也是我們生活的常識。
因此，放著個體的惡不顧，將矛頭指向宏大乃至虛無飄渺的教育制度，從極端個案中硬生生地提出一個普遍性的原因，這樣的評論難免給人一種「亂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覺。
「我們的教育只有知識的教育，沒有人的教育」，這是一句放之四海皆準的「廢話」。試想一下，只要是學生，無論他是中學生還是大學生，無論他是自殺還是弒母，是作弊還是偷竊，我們在評論時是不是都可以套用這種大道理的話？但這種懶惰的思考習慣，對於分析問題本身又有多少意義呢？學生弒母，首先要反思的是這個學生本身，他的心理狀況，他的行為方式；而不是在沒有更多細節披露的情況下大談特談「教育制度」。
這是一個強調情緒傳播而非事實傳播的時代，借極端個案所帶來的感性衝擊力去攻擊制度，不僅能洩憤，還能收穫自以為深刻的滿足。但人畢竟是追求理性的動物，相比於關聯不大且索問沒什麼結果的制度，在極端個例中，有更加具體、更能解決的問題值得我們去分析。
當然，值得補充的是，既然並不是所有悲劇背後都有一個制度原因，那麼自然說明有的悲劇背後是惡的制度。比如讓淚水一夜灑遍網際網路的「孫志剛案」，其背後就是違反憲法的收容制度在作祟。但孫志剛案與阜寧弒母案不同是，發生在孫志剛的事情曾普遍發生在眾多收容者身上；而儘管一個月之前在江蘇南京也發生過一起弒母案，後者還是屬於極端個例，不具有普遍性。另外的不同是，阜寧弒母案不涉及公權，而孫志剛案則是公權對私權的侵犯。正是這兩點不同，決定了我們在看待問題時的角度。
所以，比起看似深刻的「制度論」，追問阜寧弒母案的細節或許更有意義。
文/張雨龍（南京師範大學）
來源：紅網
作者：張雨龍
編輯：張瑜
【來源：紅網_紅辣椒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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