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八、九月間,大公報與哈達鋪這座隴南小鎮發生了兩次交集:正在西部採的範長江曾途經此地,更深遠的影響是,在此搜集到的大公報關於陝北紅軍的報導,成為影響毛澤東等率領的中央紅軍作出「到陝北去」的重要決策依據。
79年後,新一代的大公報年輕記者重返哈達鋪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
2012年4月29日,新一屆甘肅省委常委會成員在哈達鋪集體參觀學習,並召開第一次常委會。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稱,通過瞻仰長徵遺址、緬懷先輩、 追憶歷史,從長徵精神中激發鬥志,加快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新長徵的步伐,建設幸福美好新甘肅。圖為王三運、省長劉偉平等省委常委參觀哈達鋪紅軍長徵紀念館。 資料圖片
大公網哈達鋪8月25日電(記者 賈磊 實習記者 宋成) 新聞是歷史的第一張草稿,往往也影響著歷史的走向。1935年八、九月間,大公報與哈達鋪這座隴南小鎮發生了兩次交集:正在西部採的範長江曾途經此地,更深遠的影響是,在此搜集到的大公報關於陝北紅軍的報導,成為影響毛澤東等率領的中央紅軍作出「到陝北去」的重要決策依據。今天,「範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西部行」來到哈達鋪,再以年輕的大公報記者的名義,續寫一張報紙和一座小鎮的不解之緣。
根據《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中描述,1935年8月,範長江僅在哈達鋪短暫停留,於8月12日前往岷縣。範長江離開哈達鋪僅一個月後,歷經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爬雪山過草地的中央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先頭部隊於9月18日到達哈達鋪。範長江與他的西部採訪計劃中的核心採訪對象──紅軍失之交臂。
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當年的蜀道再難行一些,範長江在哈達鋪多盤桓一段時間,他對毛澤東的採訪或許將提前一年多,《中國的西北角》對紅色革命的描述勢必大為不同。
改寫中國革命走向
採訪團抵達哈達鋪紅軍長徵紀念館的時候,館長韓亞東已在門前迎接。寬闊的廣場東側是由陳元題寫的紀念碑,三面紅旗雕塑上,「到陝北去」四字來自毛澤東的手書。
哈達鋪紀念館共有兩層,建築面積近2000平方米。展廳入口處樹立著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與博古的浮雕,高約兩米,呈現的便是他們讀到大公報報導後商定紅軍行軍計劃的場景。毛澤東雕像手上的報紙特意用紅色字體標註大公報的報頭。
韓亞東告訴大公報記者,相傳毛澤東在哈達鋪當時看到的報紙很多,大公報、晉陽日報、陝西日報等國民黨統治區的報紙都有,但在他看來,「大公報上的文章最有說服力」。
1935年,歷經幾番惡戰的紅軍,剛從雪山草地中走出,實際戰鬥力不足萬人,革命的前景已不容樂觀。中共領導人此前已考慮要到中蘇邊境地區建立根據地。然而,因為發現了大公報,革命的旗幟由此轉向陝北。「紅軍在荒無人煙的藏區經過兩個多月行軍,缺吃、缺穿、缺信息。在哈達鋪,紅軍吃上了第一頓飽飯,更重要的是大公報上關於陝北紅軍的報導,讓毛澤東了解到陝北有很大面積的根據地,加上賈拓夫對陝西情況的介紹,堅定了毛澤東的信心。」韓亞東說。
紅軍街處處大公印記
除去紀念館主館之外,長1200米的「紅軍街」內多處紅軍遺址也得以保存,包括毛澤東、張聞天住過的「義和昌」藥舖、紅一方面軍指揮部、毛澤東宣布到陝北去而召開的「團以上幹部會議」舊址關帝廟,和當年發現大公報的郵政代辦所。
可能再沒有一個西北小鎮,會隨處可見有關大公報的印記。紀念館在詳細介紹紅軍長徵全過程之餘,更用一整面展板陳列了大公報於1935年8月至9月期間出版的介紹陝北形勢的頭版報導;在毛澤東故居的炕上,一張大公報和一個放大鏡還原了當年的場景;郵政代辦所的門牌上,則直接寫明「大公報發現地郵政代辦所舊址」。
「一張報紙定乾坤」,這句在哈達鋪廣為流傳的諺語,精煉地描述了大公報與這一岷山東麓川壩重鎮在戰亂年代結下的不解之緣,及其對中國革命事業無可替代的貢獻。
採訪團領隊暨大公報中國新聞部主任趙汝慶代表報社,向哈達鋪紀念館贈送了一張根據1935年9月13日原版印刷的大公報。韓亞東激動地說,一直想索取這張報紙。
範長江筆下的哈達鋪
最有趣者,岷縣南六十裡之「哈達鋪」,因在岷河上源,距分水嶺三十裡。此地本為藏人地方,「哈達鋪」即藏文地名。此地文人因哈達鋪今已入「文物之邦」,「番」名不能任其長存,乃根據《辭源》,認岷河為白龍江,哈達鋪在白龍江源上,因改名為「白龍鎮」,並立煌煌大匾以記之。此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也。
摘自《中國的西北角》之岷河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