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為什麼沒能成為延安?湘西與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擦肩而過

2020-09-03 苗疆漢子

陝西延安和湘西鳳凰,這本是兩個不搭界的地名。延安,中國革命的聖地,中國工農紅軍長徵最後的目的地,中國革命就是從這裡走向了勝利。鳳凰,明清時期曾經是湘西乃至湘鄂川黔地區的首府,現在的一個湘西旅遊熱點城市。

但是1935年,這兩個地方卻發生了某種關聯。因為它們在中國革命生死的抉擇當口先後納入了中央紅軍長徵的目的地的視野。中央紅軍最初開始長徵的目的地曾經選擇了湘西,而且是湘西以鳳凰、乾城(現吉首)、永綏(現花垣)、貴州松桃為中心的地區。但歷史總是陰差陽錯,在長徵路上的形勢種種變化,導致了紅軍最終在湖南通道決定棄湘西往貴州而去。後來在在甘肅岷縣的哈達鋪從舊報紙上看到陝北有紅軍的存在才決定去了延安,成就了延安中國革命聖地的地位。

那麼為什麼湘西鳳凰與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擦肩而過,湘西鳳凰為什麼沒能成為延安呢?

1934年7月,在打破國民黨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被迫進行退出中央蘇區的準備,命令在江西的紅六軍團先行突圍西徵,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執行探路開道的任務。

紅六軍團的前身,是湘東南特委領導的,活躍於茶陵、宜萍、瀏北、瀏東一帶的遊擊隊。一九三四年七月又奉命合併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

1934年7月23日,黨中央、中革軍委命令紅六軍團退出湘贛根據地,轉移湘中創立新蘇區。中央和軍革委對紅六軍團突圍後的行動部署是「確立與二軍團的可靠的聯繫」。命令還具體規定紅六軍團:第一步,到達湖南桂東地域,發展遊擊戰爭,建立「遊擊區域」;第二步,到新田、祁陽、零陵地區,發展遊擊戰爭,創立新的根據地;第三步,橫渡湘江,向新化、漵浦廣大地域發展,並向北與賀龍同志領導的紅二軍團(是原來的習慣稱呼,時已改為紅三軍)取得聯繫。從這個部署看.中央和軍委要求紅六軍團吸引和牽制敵人,力爭在湘中建立蘇區,既減輕紅軍主力的軍事壓力,又為中央創建一個新的落腳點。

這時,紅六軍團經過補充和整頓已增加到九千七百五十八人,又從地方抽調了二百五十名幹部,組成地方隨軍工作團,並以地方獨立第四團為前導,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告別湘贛革命根據地,從江西遂川的橫石和新江口地區出發,踏上了西徵的徵途。經日夜兼程行軍,通過藻林、左安、高坪等地,連續突破敵四道封鎖線,於十一日中午到達湘南桂東縣的寨前圩。十二日,在寨前圩召開連以上幹部的誓師大會,慶祝突圍勝利。會上,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正式宣布成立紅六軍團,肖克為軍團長兼十七師師長,王震為軍團政委兼十七師政委,李達為軍團參謀長。同時,傳達了中革軍委的命令與轉移任務,宣布了紀律,並對全軍的行動作了戰鬥動員。當晚由寨前圩出發,向湖南挺進。

敵人的重兵攔堵,使六軍團在零陵地區渡湘江已不可能。於是紅六軍團又從嘉禾附近折轉西進,在江華、道縣之間渡過湘江上遊支流瀟水,進入桂北灌陽縣以北的文市。敵又妄圖在此阻攔紅軍西渡湘江。紅六軍團在此一舉擊潰敵八個多團,於九月四日上午,在中央和軍革委規定的第一、二步部署都無法實現的情況下,迅速西進,於9月4日在界首地區渡過湘江,進入西延地區。並乘勝西進,11日到達湖南城步以西地區,17日乘虛襲佔通道縣城,兼程向貴州前進。

在行程中的9月8日,紅六軍團在廣西車田接到軍委訓令:目前紅六軍團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城步、綏寧、武崗山地,要求紅六軍團最少在9月20日以前保持這一區域,爾後沿湘桂邊境行動,經綏寧、通道到貴州之錦屏、天柱、玉屏、銅仁再轉向湘西鳳凰地區,與紅三軍取得聯繫,協同紅三軍於湘西及湘西北地區發展蘇維埃及遊擊運動,並於鳳凰、乾城、永綏地域建立鞏固的根據地。

這個訓令明確表明,中央和軍革委既要求紅六軍團吸引和調動敵人,策應中央紅軍的突圍轉移.又要為黨中央在鳳凰、乾城、為中心創建一個新的落腳點。


圖為紅六軍團領導與部分幹部合影,1935年長徵途中攝於湖南新化。前排左三王震,左四夏曦,左五肖克

中央和中革軍委的訓令「轉向湘西鳳凰地區,與紅三軍取得聯繫,協同紅三軍於湘西及湘西北地區發展蘇維埃及遊擊運動,並於鳳凰、乾城、永綏地域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讓人很自然的認為,紅三軍當時就在鳳凰,紅六軍團只要過去與紅三軍匯合壯大根據地即可。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回事。

值得一提的是,紅三軍和紅二軍團是一支部隊,只是當時曾經幾經變化。這支部隊的領導人是大名鼎鼎的賀龍。

賀龍是湘西桑植洪家關人,因家境貧寒只讀了幾年書。十四歲跟隨馬幫,跑四川、入湖北,靠販運鹽、桐油和藥材為生。1916年蔡鍔組織反袁護國軍,二十歲的賀龍在家鄉組織了二十多名農民,拉起了隊伍,但手裡沒有武器。這就有了國內外廣為流傳的「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後來,他在自己的履歷上寫道:「1917年底,曾用兩把菜刀,發展到百餘人的隊伍,任援鄂軍第一路總司令所屬之遊擊司令。」

賀龍砸了鹽局,奪了槍枝,有了自己的隊伍,然後走出桑植縣。到1918年1月,賀龍自動參加了反對北洋軍閥的援鄂戰爭,成了湘西援鄂一路總司令所屬的遊擊司令。。1918年,賀龍改任湖南靖國軍團長,1922年奉命入川作戰,升任川東邊防軍警備旅旅長。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時任第一混成旅旅長的賀龍率所部為先遣隊,離黔入湘。北伐戰爭開始後,1926年7月16日,奉廣州國民政府命令,賀龍在沅陵取消川軍番號,向國民政府通電參加北伐,率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唐生智委任賀龍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旋兼湘西鎮守使。賀龍在沅陵召開誓師北伐大會,動員將士為北伐而戰鬥。湘黔邊境各路民軍武裝競相奔往沅陵,參加賀龍的部隊,使賀龍所部猛增到20個團。

 

北伐戰爭時的賀龍

在此次北伐戰爭中,賀龍指揮獨立第十五師,從廣水打到開封,一路攻必克,戰必勝,再次立下赫赫戰功。輿論界讚譽賀師為「戰績最大,聲譽最高」的「鋼軍」。為此,武漢國民政府於6月15日命令將它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賀龍任軍長。

共產黨決定組織南昌暴動。1927年7月28日,周恩來會見賀龍,此時,還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賀龍向周恩來表示:「共產黨叫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賀龍受命擔任起義軍總指揮,與周恩來、朱德、葉挺、劉伯承共同領導起義活動。這時,賀龍是第二十軍軍長,葉挺是獨立團擴編後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師長,這兩隻部隊也是南昌起義的主力,其中賀龍的部隊佔了起義部隊的近一半,大名鼎鼎的朱德只是軍官教導團的團長,林彪則僅為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三營七連的連長,足見賀龍在早期中國革命暴動中的地位。

  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等繞道香港去上海尋找黨中央,主動要求到湘鄂川黔一帶搞武裝暴動。黨中央同意了賀龍的要求。1928年1月賀龍再次從上海輾轉洪湖回到湘西。到1930年上半年,湘鄂西的革命事業已取得較大發展。7月4日,根據中央指示,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賀龍同志任軍團總指揮,周逸群任政委,柳克明(即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孫德清任參謀長。紅二軍團總人數達一萬多人。

但1930年6月李立三的「左」傾盲動錯誤統治了中央,命令紅二軍團離開根據地,去配合紅一、三軍團攻打長沙。並派鄧中夏到湘鄂西任紅二軍團政委兼前委書記,改組紅二軍團,排斥了周逸群、賀龍的領導。結果,紅二軍團在湘鄂邊的楊林市地區失利,不得不在鄂西一帶轉戰半年之久。1931年2月到達湖北長陽,在枝拓坪休整,改編為紅三軍。以後紅三軍在賀龍指揮下,輾轉徵戰,重新建立了以房縣為中心的鄂西北根據地。

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了中央。三月,夏曦作為黨中央代表被派到湘鄂西工作,並負責組成湘鄂西中央分局和軍委分會,夏曦任中央分局書記。1932年1月,中央又調關向應任軍委分會主席兼紅三軍政委。這時湘鄂西根據地和紅三軍在賀龍、關向應等同志的領導下,還是在艱難曲折中不斷發展(最多時紅軍達三萬人,根據地達二十個縣)。但夏曦大搞肅反擴大化,使萬濤、段德昌、王炳南等黨的大批優秀幹部和將領慘遭殺害,使紅三軍處於極端危難的境地。1933年夏,紅三軍已經減到三千餘人。


紅二軍團領導人(左起:賀龍、關向應、任弼時)

1934年4月1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鹹豐十字路會議上,根據賀龍意見,決定在鄂川邊建立革命政權,但遭夏曦反對。5月中旬紅三軍只好撤出彭水,西渡烏江,向黔東進發。6月1日紅三軍佔領沿河縣城。6月4日,紅三軍經沿河之沙子場,進佔四川酉陽之南腰界。紅二、六軍團會師前,紅三軍基本在此地建立了軍事指揮中心。這裡不僅設有紅三軍司令部、政治部,還設有簡易的紅軍大學、紅軍醫院、兵工廠等。

1934年6月16日,紅軍進駐沿河縣屬(現屬德江縣)的楓香溪。十九日,中央湘鄂西分局召開了著名的楓香溪會議,決定建立黔東特區革命根據地。賀龍對全軍強調:『野雞有個山頭,白鶴有個灘頭,一支紅軍部隊沒有根據地怎麼行呢?」 黔東蘇區擁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陽5縣地域,縱橫200裡,人口10萬以上。黔東蘇區的創建使紅三軍結束了自退出洪湖蘇區以來的遊蕩生活,部隊得到了休整補充,為迎接西徵到來的紅六軍團和實現兩軍會師再戰,創造了有利條件。

從以上賀龍組建紅二軍團和紅三軍的歷程可以看出,當時的紅三軍並不在湘西,不在中央和中革軍委所指的湘西鳳凰地區。所以紅六軍團西徵的最終目標實際上可以分為兩步:與紅三軍匯合,然後到鳳凰地區建立根據地,接應中央紅軍。

紅六軍團和紅三軍還是勝利地會師了,但是這並不是中革軍委所希望的。。

中革軍委於10月22日電令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分開,單獨挺進湖南西部的乾城(今吉首)、鳳凰城、松桃等地區,開闢新蘇區,發展遊擊戰爭。這一意見是基於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需要做出的。根據最高「三人團」設定的目標,中央紅軍西進將沿紅六軍團西徵的路線行動,最終在湘鄂西地區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因而要求紅二軍團繼續留在黔東地區,而以紅六軍團單獨進軍湘西,爭取在湘西地區能夠形成一塊大的根據地,「放下背包再打仗」。

但是令中央軍革委沒有想到的是,紅六軍團一路西行傷亡嚴重,此時勢單刀薄,已經無力執行這個命令。

十月六日,紅軍進到石阡之走馬坪、廖家屯一帶地方。七日拂曉,按照紅十七師、軍團部、紅十八師的序列繼續東進,準備到石阡的甘溪休息。我軍先頭部隊剛進入甘溪街上,敵廖磊部十九師亦從東北方向覓蹤到甘溪,與紅軍遭遇,即展開激戰。由於紅軍不明敵情,倉促應戰,而敵不斷增援,又佔有利地形,致使紅軍遭到嚴重損失,全軍被截為四段。軍團參謀長李達和團政委晏福生、蘇傑兩率第四十九、五十一團兩個團部的機關人員及一個機槍連,衝出包圍,艱苦轉戰,於十月十五日,在黔東特區革命根據地的沿河鉛廠壩與賀龍、關向應領導的紅三軍勝利會合。

甘溪戰役失利後,軍團主力部隊即轉戰於石阡、餘慶、施秉之間。10月15日,軍團主力到達石阡,遭敵攔截,五十一團被截斷轉向白沙方向,其餘主力部隊17日全部重抵甘溪地區,進到鎮遠、石阡之間敵之封鎖線上,並於當晚在獵戶的引導下,從一條人跡罕見的谷澗水溝通過了封鎖線,經思南的大壩場到達德旺與主力會合。二十三日到達木黃地區。

10月24日上午10點鐘左右,兩個軍團的主要領導人在木黃會面了。會面時,紅六軍團有任弼時、肖克、王震、張子意、李達、甘灑淇、袁任遠等;紅三軍有賀龍、關向應、黃新遠、盧冬生等。會面後大家坐下來簡單的談了談(地點在當時木黃的祝繼康家,現闢為木黃會師舊址紀念館)。大約在木黃待了三、四個小時,吃過中午飯後,兩個軍團一起向松桃的石樑進發,當晚宿營在石樑。

10月24日晚,兩軍團主要領導人在石樑開會,25日,紅二、六軍團從石樑去南腰界途中將會議的主要情況給中央發去了電報。分析了兩軍團會合後的形勢、任務,並提出統一指揮,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及今後的去向問題。10月26日,兩軍團到達四川酉陽之南腰界。在南腰界紅三軍司令部所在地餘家鋪子,湘鄂西中央分局召開了擴大會議,決定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


紅六軍團的先期西徵路線圖

接著,部隊進行了整編,賀龍任紅二軍團軍團長,任弼時任紅二軍團政委,關向應任副政委,李達任參謀長,張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轄第四、六兩師,共4個團,約4400餘人。紅六軍團編為3個團,約3300餘人,蕭克、王震分別任紅六軍團軍團長、政委,譚家述任參謀長,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兩軍團聯合行動,由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統一指揮。

會議還決定二、六軍團挺進湘西,開創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以牽制敵人,掩護中央紅軍長徵。

但這時,紅二、六軍團和中央、中革軍委就下一步怎麼辦發生了分歧。

兩軍團領導人25日致電軍委,也是準備按軍委指示行動。但到南腰界兩軍會合後於25日致電軍委建議:「以目前敵情及二、六軍團力量,兩軍應集中行動.我們決定加強蘇區黨和武裝的領導.開展遊擊戰爭,鞏固發展原有蘇區,主力由松桃、秀山間伸出乾、松、鳳地區活動,建立新的根據地」。這時紅二、六軍團仍然決定執行中央的決定,由松桃、秀山間伸出乾(城)、松(桃)、鳳(凰)地區活動,建立新的根據地,只是希望二六軍團一起行動。

但這個建議遭到軍革委26日來電的嚴厲批評:「紅二、六軍團合併一個單位及一起行動,是絕對錯誤的,二軍團仍應獨立的依中央及軍委的指示活動、發展,並接受中央軍委直接指揮。」「六軍團應速依軍委電令,向規定地域行動。勿再延遲。」軍革委仍然要六軍團單獨到鳳凰、乾城、永綏地域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接應中央紅軍。

紅二、六軍團領導人經過認真研究,還是據理力爭,於27、28日兩次電告中央,「目前分開,敵必取各個擊破之策。以一個軍團力量對敵一個支隊無必勝把握,集中是可以打勝敵任何一個支隊的,且兩軍團在軍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幫助」,紅二、六軍團應不直接向敵人防備森嚴、不利於我軍向建立根據地的鳳凰、乾城一帶前進,而應向湘西北永順等地前進。並建議紅二、六軍團暫時集中行動,以便消滅敵人一、二支隊,開展新的更有利於兩軍團將來分開行動的局面,

可能有人覺得奇怪,遠在江西的中央紅軍怎麼就看上了鳳凰、乾城、永綏地域這塊地域?而紅二、六軍團非要避開鳳凰而到澧水上遊永順,桑植、大庸去開闢根據地?

中央紅軍看上鳳凰不奇怪,湘西以鳳凰、乾州(這時已經改名乾城)、永綏、松桃為中心的臘爾山苗疆的直接控制歷史上就是對西南的安定是極其重要的一環。這在湖南苗疆地區行政建制的逐步擴展中可以清楚看到,湘西地方志所謂「三廳立(鳳凰、永綏、乾州)而四邑安」就是這一進程的寫照。沅水中上遊「上控黔東,下襟沅芷,囊百蠻而通食貨,順江流而達辰常,山川聳峻,楠木東流,界在黔楚之交,尤為峒苗砥柱」,這裡是扼守西南的咽喉。


歷史上湘西臘爾山苗疆區域圖

歷史上沅水上遊的臘爾山苗疆因其地處川、粵、黔、楚交通要道,從湖南出發,穿越貴州,直抵昆明的三千裡通往西南的經濟大動脈就處在苗疆的南境。苗疆軍事戰略地位於此可見。歷史上這裡就是通往西南的門戶。

最重要的是,中央紅軍領導人也預見到了將來紅軍大部隊到達這裡附近的時候,先期到達的紅六軍團和賀龍的紅二軍團從以鳳凰為中心的臘爾山苗疆處於最容易接應的位置。如果紅二、六軍團能在以鳳凰為中心的區域建立根據地,當紅軍主力從江西過來時,紅二、六軍團可以前突到沅水主幹道的辰沅河谷,甚至跨過沅水進行接應,國民黨軍隊在這裡的堵截可能會遭到兩面夾擊,紅軍主力到達通道後也許可以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壯大根據地。

但賀龍堅持要避開鳳凰,到澧水上遊湘西北的永順、桑植、石門、大庸、慈利地區開闢根據地也有自己的考量。

紅六軍團剛剛到黔東,對這裡的情況並不熟悉,紅二、六軍團的決定基本上是由長期在這裡徵戰的賀龍紅二軍團為主研究決定的。賀龍是個老湘西,在湘西徵戰多年,他和湘西王陳渠珍打交道多年,他對湘西的情況更熟悉:以鳳凰為中心的臘爾山苗疆是陳渠珍的老巢,民國19年(1930年)冬,湖南省第一警備司令部改編為新編第三十四師,師長陳渠珍,師部就駐鳳凰。次年,該師編制擴充到6個旅、16個團。同時將7個縣的屯務軍大隊改編為5個獨立營,屯務軍改屯務處,陳渠珍兼屯務處長,共有2萬餘人槍,加上民團武裝,這時已經發展到三萬五千人。陳渠珍所駐鳳凰鎮筸城(即鳳凰縣城)附近更是城牆穩固,周圍哨堡林立,乾嘉苗民起義上萬的苗民,辛亥革命上萬的起義軍都在城垣下留下過成百上千具屍體而城樓依然。加上當地苗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與漢人隔閡很深,由從江西過來只剩三千餘人疲憊之師的紅六軍團,孤軍深入很難立足,在不熟悉當地情況下貿然闖入其後果可想而知。而以梵淨山區為中心的黔東根據地當時很不鞏固,且高山峻岭,地幅狹窄,人煙稀少,湘川黔三省的國民黨軍正對黔東根據地形成合圍,各省的反動民團、保安團也結成了「剿共聯防」,紅二軍團堅持鬥爭困難也很大。

而湘西北的永順、桑植、石門、大庸、慈利地區,地處湘鄂川黔交界地區,經濟雖然落後,但地域廣闊,敵人力量薄弱,且派系林立,戰鬥力不強。更重要的是湘西黨的影響比較大,群眾基礎較好,且是賀龍的老家,也是他率部長期活動的地方,舊部親友眾多,在當地擁有崇高的威望,很容易打開局面。賀龍說:「那裡不是陳渠珍的老地盤,他不如我熟,群眾也支持我們黨和紅軍。我們出兵湘西北,可以牽制湖南、湖北一大批敵人,能夠支援一方面軍。我們把這批敵軍背起來,也好讓一方面軍肩頭輕一些嘛。」任弼時問:「去打得贏嗎?」賀龍非常有把握地回答:「一個軍團去不行,兩個軍團一塊去,打得贏。」

紅二、紅六軍團領導人從敵情、地形和兩軍團的實際情況出發,經過對行動方針的審慎研究,認為:而當時紅二、六軍團總共不到8000人,分開活動力量單薄,既不能取得對戰爭全局有重大影響的勝利,又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兩個軍團應該集中統一行動,合則形成拳頭,分則勢單力薄,容易被敵軍各個擊破。同時認為:紅六軍團不應該單獨進入松桃、乾城、鳳凰城地區活動,紅二軍團也不應該繼續留住黔東地區,而應合兵挺進澧水上遊區域,在湘西的永順、桑植、龍山、大庸地區發動攻勢,調動湘鄂兩省國民黨軍,策應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

這一次,紅二、六軍團沒有按照中央軍革委的命令直接向鳳凰、乾城前進,而是於28日從南腰界揮師北上,首先打擊川敵田冠五旅.進逼酉陽縣城。然後避開敵人主力,於Il月7日進佔永順縣城。陳渠珍奉何鍵命令,糾集3個旅、1萬餘兵力向永順地區反撲。紅軍決定採取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作戰方針,主動撤離永順城,誘敵於永順城北十萬坪地區。1934年11月16日,紅軍在任弼時、賀龍、蕭克等統一指揮下,設伏十萬坪,殲敵周燮卿、龔仁傑兩個旅的大部,俘敵旅參謀長以下2000餘人,繳槍2200餘支。接著,回師重新佔領永順縣城,並於24日乘勝佔領大庸和桑植兩座縣城。接著,紅二、六軍團佔領了大庸、桑植及廣大農村。


1934年賀龍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所在地——龍山茨巖塘

1934年11月26日,兩軍會合後不久,根據中央指示,在大庸(今張家界)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領導機關先後駐在大庸縣永定鎮、永順縣塔臥。接著,分兵於各地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發展黨團員及建立群眾組織,成立地方赤色武裝,肅清地主武裝和土匪。12月1日,省委頒發了沒收分配土地的條令。不久,相繼建立了永順、桑植、大庸、龍山、古丈、慈利等縣的縣、區、鄉革命政權。12月10日,湘鄂川黔省委等機關遷至永順的塔臥。

直到這時,中革軍委才改變態度,認可了紅二、六軍團的行動。中革軍委在1934年11月25日電令紅二、六軍團「你們應該利用最近幾次勝利及湘西北敵情空虛,堅決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動,並積極協助我西方軍。首先你們應前出到湘敵交通經濟命脈之沅水地域。主力應力求佔領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應派出得力的遊擊部隊積極活動。」「為鞏固新蘇區,留下二軍團一部分及隨六軍團行動的黨的幹部來完成這一任務。二軍團主力及六軍團全部應集結一起,以便突擊遭遇的正規部隊」。

由任弼時、王震、張子意率紅六軍團的第49團、第53團和紅二軍團的第16團及隨紅六軍團行動的地方工作幹部留在大庸等根據地開展工作;賀龍、關向應、蕭克率紅二軍團主力和紅六軍團的51團繼續發展湘西攻勢。12月7日,襲沅陵未克,轉向常德、桃源進攻。在此緊要關頭,賀龍提出「怎麼對鬥爭有利,怎麼能把敵人多背點過來,就怎麼做!」得到關向應、蕭克的贊同。17日,在桃源浯溪河殲滅鄂軍獨立三十四旅羅啟疆部主力後,乘勝攻佔桃源縣城,接著揮師奔襲常德,造成威逼長沙之勢。

紅二、六軍團的任務就這樣從直接接應中央紅軍轉成了吸引部分敵人力量,減輕中央紅軍壓力。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歷史不會懲罰勝利者。這次賀龍和紅二、六軍團沒有聽從中央的命令,後來對紅二、六軍團的歷史評價也沒有對這次抗命有過多的微詞。

但是後來的史實證明,他們的戰鬥並沒有真正解除中央紅軍的困境。

紅軍長徵的目標,就是去與紅二、六軍團在以鳳凰、乾城、永綏為中心建立的根據地會合,在那裡穩固和擴大新的革命根據地。

但早在湘江戰役之前,蔣介石就察覺了中央紅軍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戰略意圖。11月17日,蔣介石「南昌行營」發布了《湘水以西區域「剿匪」計劃大綱》,其意圖在於防止中央紅軍實現與「賀、蕭合股之目的」與「長驅入黔」的可能。敵追剿總司令何鍵指揮其所屬的湘軍和中央軍近20萬人馬,向新寧、城步、綏寧一線推進,堵擊紅軍北上。而廣西桂軍則有從大溶江口、龍勝一帶襲擊紅軍左側之可能。

當紅軍渡過湘江,在湘江以東地域消滅紅軍的企圖破滅後,為阻止中央紅軍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蔣介石即令各路「追剿」軍和湘、桂、黔軍閥進行新的圍堵,妄圖在湘桂黔邊境的通道以北地域,將中央紅軍消滅。12月2日,蔣介石親自任命的「追剿軍總司令」何鍵命令湘軍和國民黨中央軍「一面移兵於武(岡)、新(寧)、城(步)、綏(寧)之線」堵截,一面分兵尾追紅軍。12月10日,當中央紅軍行進在湘、桂邊境的越城嶺時,數十萬敵軍已搶先在通道以北進入陣地,具體的兵力部署為:湘軍劉建緒部,7個師8萬餘人,一部置於城步、綏寧,一部尾追紅軍,主力集結于靖縣。蔣軍薛嶽部,8個師又1個縱隊11萬人,一部置於黔陽、芷江,主力集結於洪江、會同,並向靖縣推進,扼守去湘西的要道。與此同時,鄂湘兩軍還修築了四道嚴密的碉堡防線,僅綏寧、靖縣、會同、黔陽、城步五縣統計,就有碉堡211座,其中會同縣就有91座。


中央紅軍到達通道時紅軍和國民黨軍隊態勢圖,圖中我們可以看見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在這裡離中央紅軍太遠了。


紅圈處為中央計劃建立根據地的以鳳凰尾中心的湘西臘爾山苗疆


但是,從這張紅軍到達通道後的敵我態勢圖可以看出,國民黨軍隊在綏寧、靖縣、會同、黔陽、城步以重兵和碉堡築起牢固的防線,其後面是陳渠珍盤踞的鳳凰、乾城、永綏等原臘尓山生苗區,而紅二、六軍團的湘鄂川黔根據地遠在酉水流域的永順、大庸,基本失去了直接從沅水河谷直接策應中央紅軍的可能。

中央紅軍強渡湘江後,1934年12月4日開始翻越長徵以來最難走的第一座高山——湘桂邊境的老山界。中央紅軍長徵出發時,共有8萬餘人,經過兩個多月的浴血奮戰,部隊疲憊不堪,幹部戰士情緒波動,戰鬥力已顯著下降。中央紅軍遠離根據地長途奔襲作戰,由贛入湘、由湘入桂、由桂入湘,連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之後,僅餘疲憊之師3萬多人,付出了血的代價。

這時,湘敵主力正向新寧、武岡、綏寧、靖縣、洪江運動,尾追紅軍。為此,紅軍決定不出城步,而繼續向西開闢前進道路。12月4日,朱德電令「我野戰軍以繼續西進至通道以南及播陽所、長安堡地域之目的。」很明顯,電令所指的通道以南為目的,決不是停留不走,而是要從此地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因為「左」傾領導者認為,只有到了湘西,放下行李,才能打仗。

8日,中革軍委命令紅一軍團迅速佔領通道,要求紅三軍團主力應控制桂北和鉗制龍勝之敵,其他部隊向通道前進。12月9日、10日,中央紅軍分三路相繼進入湘西南地域的通道縣境。


毛澤東等在長徵路上

1934年12月上旬,毛澤東強烈要求中央討論決定紅軍的前進方向問題,不能再冒險去鑽蔣介石構置好的埋伏圈。由於長徵以來,都是李德、博古總指揮,朱德總司令只管發布命令,如果要在湘西南立即改變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必須由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召開開會作出決定,朱德總司令才能據此發布改變進軍方向的命令。又由於當時軍情緊迫、敵情嚴重,來不及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或中革軍委會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建議,進入通道縣時抓緊開一個緊急會議,決定紅軍新的作戰方針問題。1934年12月12日,中央第一、二縱隊進至通道縣的芙蓉一帶。經最高三人團的領導者博古、周恩來批准,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隨即在湖南通道縣舉行。

1934年12月12日中午,湖南西南部通道縣恭城書院裡,寒風徹骨,氣氛壓抑,一次臨時會議正在這裡舉行。參加會議的有:中革軍委主席兼紅軍總司令朱德,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主任王稼祥,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委周恩來,在中央負總責的中央書記博古,中央書記兼中宣部長張聞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他們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第6位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討論的是中央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問題。當時的形勢是,通道北面之敵為紅軍五至六倍,南面之敵為紅軍兩倍,西面之敵為紅軍的十分之一。


通道恭誠書院是中央負責人會議的會址

根據出席者留下的回憶片斷分析,毛澤東在會上根據已經變化了的敵我形勢,力主放棄北上湘西會合賀龍、肖克部隊的計劃。在會上,李德固執地堅持原定方案,主張中央紅軍轉向北,去與二六軍團會合,依靠湘西根據地,向敵人進攻,爭取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毛澤東根據紅軍破譯的敵人電臺情報指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構築起四道防禦碉堡線,張網以待,「請君入甕」!提出紅軍應放棄與賀龍、肖克會師的打算,改變進軍路線,不向北走,而西進貴州。因為黔軍比較薄弱,在貴州可以爭取打幾個勝仗,使部隊獲得喘息的時間,以便整頓被打散的部隊,而如果繼續按原定路線前進,就會遇上蔣介石部署來截擊紅軍的強大軍隊。

毛澤東的意見會前已得到王稼祥、張聞天的支持,會上又得到周恩來、朱德的贊同,事已至此,最高三人團的另一位領導者博古也沒有一如既往的固執己見和強烈反對毛澤東。李德後來在回憶錄中說,他堅持的同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毛澤東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毛澤東的意見得到洛甫、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毛的建議被通過了」。會議的決定沒有正式文件,但「看到所發布的命令時,我才知道了最後決定的全部內容」。

通道會議的精神立刻體現在改變紅軍進軍方向的電報命令中。1934年12月12日19時半,緊急會議才散,就以中革軍委名義向軍團、縱隊首長發出了西入貴州的「萬萬火急」進軍電報。在此前此後,進軍命令都是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署名發布的,唯此一次,是以中革軍委集體名義發布的。

根據中革軍委電報的指示,12月13日,中央紅軍分兩路轉兵西向,進軍貴州,向黎平挺進。15日,先頭部隊佔領了黔東邊城黎平。中央政治局遂於18日在黎平召開會議,繼續討論紅軍行動方針的問題。經過激烈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最後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隨後,中共中央又在貴州甕安縣猴場(今草塘)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重申黎平會議的決議,最終確定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根據地作為紅軍新的落腳點。通道轉兵事實上開闢了中央紅軍通向黎平、通向遵義的正確通道。

當然後面事態的發展也並沒有按照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根據地的計劃發展。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甘肅省迭部縣境內的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8天後,紅軍中央縱隊進駐甘肅宕昌縣哈達鋪鎮,並在此獲得一張《大公報》,報上有關於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的消息。得到這個信息後,毛澤東做出了到陝北去的重大戰略決策,並整編紅一方面軍為陝甘支隊,紅軍目標明確地向陝北進發。延安由此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

而湘西鳳凰、臘爾山苗疆也永遠失去了在中國革命中作為根據地的可能。賀龍和紅二、六軍團創建的湘鄂川黔根據地,在中央紅軍長徵後,面臨著蔣介石日益殘酷的圍剿,1935年11月19日,紅二軍團在劉家坪的乾田壩召開誓師大會,軍委分會主席賀龍下達了突圍的命令,當晚部隊出發,踏上了長徵的徵途。


1933年6月的湘西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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