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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
顏色為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理解當前經濟，理解中國經濟是怎樣起飛的、中國經濟的現狀以及中國金融的現狀，必須要從歷史的視角出發。近日，北京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顏色做客《國民財富大講堂》，他在節目中表示，對中國經濟史和金融史的傳統理解，更多的是從中國自身發展的邏輯出發。然而，中國並不是現在才跟世界聯繫在一起的，在很久以前中國就深度參與了全球的經濟金融一體化，只是有所反覆。（以下為節目內容整理）
什麼是經濟史？
從全球的角度，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開創了 「歷史學派」，但他並不是歷史學家，而是經濟學家。在19世紀初期，德國工業化剛剛起步，相比英國和法國而言是落後的，所以李斯特就想去理解德國為什麼會落後，可以說他是從工業革命的歷史去理解這個問題的。他第一次把歷史帶入經濟學的視野。
之後，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Schumpeter）在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認為，經濟史在經濟學當中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一種獨特的、不重複出現的歷史，當然也包括現在，所以只有了解歷史事實才能理解當下的經濟現象。而且只有通過經濟史的研究才有可能了解經濟事實與非經濟事實（比如說政治、社會、文化）如何相互聯繫，了解各門社會科學之間是怎麼樣分工合作的。
這種想法到了1960年之後就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二戰之後美國經濟突飛猛進，在世界上取得了絕對霸主的地位，所以很多美國及全球的經濟學家都在琢磨一個問題，就是美國經濟能有今天的輝煌是怎麼樣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比如經濟學家羅斯託（Rowstow）研究美國經濟增長、起飛的不同的階段。經濟學家Gerschenkron主要研究另外一面，落後國家是怎麼樣發展起來的、為什麼落後國家能有這種不同的發展？
1980年以後，出現了兩位經濟史上的裡程碑式的人物：Fogel和North，他們都在方法論上對經濟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前者強調量化的歷史研究，後者強調製度在經濟史當中獨特的作用，通過研究制度來研究經濟的變遷。他們因為這方面的突出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目前為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僅有的兩位經濟史學家。
21世紀以後，對經濟史的研究更加突飛猛進，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的統計方法，通過大量的量化研究建立大樣本的資料庫去研究經濟史，這就給經濟史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使研究更加嚴謹，所以我們現在更多的人會關注經濟史這門學科。
什麼是經濟史？按照North的一個傳統的定義，經濟史就是研究歷史上不同時期經濟的表現，其實就是說它不僅要研究當時的經濟狀況，而且是希望能夠通過研究當時的經濟狀況而對經濟學理論能有貢獻，也能夠理解經濟的變遷。
今日，經濟史的研究範圍包括對歷史上經濟事件的研究（如歷史上的幣制改革），對長時段歷史的定量描繪（如從古到今的人均收入變化），從經濟學視角對歷史事件進行研究（如太平天國背後的經濟原因）。而現在，經濟史一個特別引人關注的問題，就是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富有，有些國家貧窮。
為什麼要關注經濟史？
過去，中國沒有專門的經濟史，歷史主要是研究帝王將相、政治制度、政治人物等，一些主要的歷史著作裡也有對經濟交易的記述，比如《史記》《貨殖列傳》《食貨志》等。民國時期，西方的經濟學理論被引進來理解當時的中國。1949年以後，馬克思主義史觀對經濟史產生很大的影響，中國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去研究歷史的變遷。改革開放之後，我們開始學習西方的經濟學理論，並試圖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包括最新的經濟學理論方法和計量方法，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現象，以及其他的現象，包括社會現象、政治現象，因為這些研究用的方法都是經濟學的方法，所以都可以歸結到廣義的經濟史裡。學習經濟史有如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1）完善制度，對當下的政策提供指導和借鑑。比如，美國的中央銀行制度與存款保險制度因一次次經濟危機而完善。2008年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時，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以對1929年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的研究聞名，包括歐巴馬時期的總統經濟顧問Christine Romer，也是宏觀和金融史方面的頂級專家。這些專家通過研究歷史上的金融制度來對當下金融體系面臨的問題做出一些解釋。
（2）研究歷史以理解當下。也就是研究所謂的「路徑依賴」的問題，就是過去會怎樣影響現在和未來。這裡面最突出的研究對象就是制度。我們通常講，一個制度環境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其變遷是比較緩慢的，或者它是有路徑依賴的。我們走上了這條路，然而我們為什麼走上這條路？我們可能很難擺脫這條路，這些必須要從歷史的視角去研究。比如鐵軌，為什麼現在鐵軌是這麼寬，歷史上制定了寬度以後就很難改變。比如學術上經常研究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鍵盤為什麼是這樣排列的？這個鍵盤一旦如此排列以後，我們會發現它很難改變。這本來沒有什麼道理，但是它一旦形成了，就有一種路徑依賴。
從解釋經濟發展路徑的角度，我們發現研究經濟史的一個重要的邏輯是，因為過去的經濟表現會直接影響到現在的經濟表現，所以我們要研究過去的經濟。這個影響可能的邏輯是，過去有一個制度，這個制度可能對經濟增長是好的，所以過去經濟就表現得很好，然後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現在，它可能對現在的經濟增長也起很好的作用。比如，經濟學家研究日本，發現日本二戰前後發達的地區還是繼續發達，不發達的地區還是不發達，所以過去和現在表現出了非常強的連續性。
（3）檢驗一般場景中難以檢驗的經濟學理論。一些經濟學理論在現在的環境下可能過於複雜、不好檢驗，我們把它放到歷史上，把歷史當作一個實驗室去做檢驗，包括我自己很多論文都是研究這些問題，像下面列舉的這些經濟學的問題，它可能都可以通過經濟史研究去進行檢驗，如：鐵路修建對經濟增長是否有好處？私有產權是否會促進投資？戰亂會如何影響經濟？
(4) 經濟發展問題天生與經濟史相聯。講到現在，我講的都是一些相對枯燥的問題。最後我想講一點，就是經濟史對於經濟學真的是很重要。為什麼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這麼大？經濟學家傾向於從歷史上去找原因。一個非常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叫盧卡斯（Robert Lucas Jr.），他認為經濟發展的問題，也就是國窮國富這個問題，是一個終極的困擾經濟學家的問題。比如南加大的經濟學教授Richard Easterlin，也是在考慮這個問題，即為什麼全世界不是均衡的發展。要回答國窮國富的問題，可能要先考察每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條件，氣候環境、地理位置、自然資源、文化傳承……這些都有可能影響一個國家是富裕還是貧窮。
關於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事實
根據Roland（2014）的一篇著名的關於影響收入水平因素的論文可知，影響一個國家窮還是富裕的因素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地理（資源稟賦、交通是否便利）以及制度。
我們反覆強調製度在經濟史研究當中作用，那麼制度的意思是什麼呢？著名經濟學家North（1990）曾定義，制度就是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或者是人類自己設定的一些對人類行為的約束條件（即必須按照制度的要求去行事），也或者是一個社會規範，有強制的，也有非強制的；有正式的（比如法律），也有非正式的（比如道德），各個社會制度條件是不一樣的。我們剛才講了，有一個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是文化，文化習俗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一個社會，進而影響人的行為，從而影響經濟表現。所以研究制度和文化對於研究經濟是尤為重要的。
接下來，我們開始講中國經濟史和金融史的一個邏輯。在全球的視角下，文化是一種非正式制度。文化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地理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有很多研究認為緯度跟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緯度越高，天氣相對寒冷一點，經濟表現就越好。下圖橫軸是緯度，縱軸是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它們是正相關關係，其中每一個觀測值都是一個國家。
下面是古羅馬的地圖。羅馬帝國在極盛時期擁有地中海北岸和南岸。在古代交通運輸中，成本最低、最便捷的手段就是水運，所以中國不惜巨大的代價建立了大運河。但在古代航海條件下，大的海域中的航海條件是不具備的，所以小一點的海就相對適合航行。因為地中海的風浪比較小，並且有很多的小島，這就特別適合在有限的技術條件下的遠距離航行。古代歐洲文明是建立在地中海這樣一個地理環境之上的，它是一個海洋文明，並且圍繞著地中海進行遠距離的貿易，所以它是一個商業文明，這跟中國是截然不同的。
中國的地理環境是什麼樣的？套用北大著名教授韓茂莉的話，就是東邊是海洋，西邊是沙漠。中國說是中央之國，其實我們是被各種地理障礙給封鎖起來的國家。東邊被海洋給關住了；北邊高原主要是一些遊牧民族，那裡天氣寒冷，自然條件惡劣；西邊是青藏高原，所以中國經濟的核心地帶就是華北和長江流域，當然也包括四川。跟歐洲相比，中國完全是一個大陸文明。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特點非常不一樣，基本上是自成體系的一個系統。
海洋文明
海洋文明的特點是什麼？突出的特點就是遠距離貿易，交易雙方是互相陌生的個體，陌生人之間的交易靠契約的履行，大家要籤合同，口說無憑，立字據為證。那契約要是有衝突怎麼辦呢？大家要打官司怎麼辦呢？我們知道羅馬帝國只是一個短期的現象，很多時候歐洲不是統一的，絕大部分時候是分裂的。那時候各國的人因為貿易糾紛要打官司的話，必須要有一個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法治體系，要有獨立的司法，才能保證契約的履行。在這種情況下，商人的力量很強大，法治的力量很強大，而政府是有限的。大家進行遠距離貿易又有獨立的司法保護，這就有助於形成相對發達的金融市場，這反過來又促進了遠距離貿易的繁榮。
大陸文明
大陸文明是什麼情況呢？像俄羅斯、中國、土耳其、伊朗都是大陸文明。大陸文明主要是農耕文明，商業不繁榮。它的特點是有家庭，家庭上面有家族，大家都是熟人，所以沒必要什麼事情都寫成合同。在古代大家識字率比較低，我們要去寫一個契約，再有一位律師，再有獨立的司法，這樣的社會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我們就用「潛規則」去做。因為都是熟人，我們重複博弈，所以要互相給面子，這是大陸文明的特點。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有萬能的政府，商人從屬於政府，司法權也從屬於政府。
遊牧文明
當然還有遊牧文明，因為它的生活環境惡劣，所以就有一種軍事化的管理現象：沒有產權保護意識，社會經濟的來源靠掠奪，有很強的人身依附，面臨惡劣的環境，必須要有個英雄人物幫他們做決定。
通過這種視角去理解中國經濟和金融的變遷，我們先從以下這幅圖開始看，把中國放在全球範圍裡來比較，看長時段收入水平的變化。
圖上列舉的是中國、美國、日本、拉美國家和英國。可以看到，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應該說是在公元1500年之前，大家都沒有太大的變化，事實上中國還略高一點點。也就是說在歷史上大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古代史。到了1800年以後，英國開始起來並一騎絕塵；美國起來的稍微晚一點，但迅速趕超；日本以前是非常差的，但是二戰後也迅速地在趕超；拉美國家停滯了非常長的時間，後來開始趕超。中國是啟動最慢的，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是直接拉升的。
具體看中國收入水平的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前，經濟相對而言是停滯的，近代還稍微落後一點。二戰時期，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進一步下滑。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們經歷了一些波折，但總體上是上升的。快速上升是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直線的拉升。這就是中國長時段收入水平的變化。
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傳統社會，絕大部分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相對停滯的。這種停滯狀況用經濟學詞彙闡述叫「馬爾薩斯陷阱」，由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首次提出。他認為，技術的進步導致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以後，人均生活水平又回到了原來的狀況。技術進步的好處，始終被人口增長所抵消，使生活水平處於停滯狀況。我們需要有一些辦法去減緩人口增長，保證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戰爭、饑荒、瘟疫這些辦法都是被動的；還有主動預防的手段，如節育。但這些都達不到真正的讓人均收入水平持續升高的效果，最終技術的改進、資源的增加僅僅導致人口的增加，而生活水平依然是停滯的。但是，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歐國家成功跳出了「馬爾薩斯陷阱」，帶來了人均收入的持續提高。
從「為什麼不是中國」到「為什麼是西歐」
經濟史研究國窮國富的問題，一個最重要的研究對象就是工業革命。為什麼工業革命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西歐？這是經濟史研究的最重要的一個話題。
中國的農業社會是符合馬爾薩斯社會的一個狀況。我們的農耕技術一直在進步，但是農民日復一日過著同樣的生活，人口一直在增加。我們來看中國傳統社會人口增加的狀況，春秋戰國的時候只有2000萬人，到西漢早期的時候因為戰爭死掉一部分人，基本上長期都是在幾千萬的水平。到了唐朝的時候，最高達到8000多萬人，後來經過五代十國的戰亂，又下降到3900萬人。宋朝時，人口第一次突破了1億。但是經過元朝反反覆覆的打仗，人口下降到了7000多萬。明朝人口持續增加，到明末清初的時候，人口又突破一個億。到了清朝的時候，由於引進了美洲的作物，比如馬鈴薯、玉米、紅薯等，人口迅速的增加。中國有一個人口爆炸時期，就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清末的時候我們說4萬萬同胞，但是在民國之後的一系列戰爭，尤其是二戰，人口大幅下滑了。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人口迅速的增長，到了現在一個狀況。所以我們看到人口增長背後都是技術的進步，但是人均生活水平在傳統社會沒有太大增加，也就是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典型的馬爾薩斯社會：制度是有一些變化，經濟的情況也有一些變化，但是生活水平變化並不大。
從財政的角度來說，我們古代開始的時候以直接稅為主，後來我們開始收間接稅。到了明朝重新開始收直接稅，到清末以後經濟更加發達一些，又開始以間接稅為主。徵收的對象以前叫丁，就是一家一戶，一個勞動力，後面慢慢的變成以資產（土地）作為納稅的標準。
從社會流動的角度，人才選拔機制最初是察舉，後來是薦舉，再後來是科舉。一直到1905年，清末新政廢除了科舉，提倡新式教育。
從市場發育的角度，傳統社會的市場是從自給自足的經濟慢慢發育，在宋朝的時候市場經濟已經非常發達。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施堅雅研究發現，伴隨著農村市場數目的增加與技術條件的改善，中國傳統社會的短距離貿易逐漸演變為長距離貿易，在宋朝達到頂峰。宋朝之後，城市化的狀況有所停滯。
貨幣的發展
中國傳統社會的交易媒介，唐之前以實物為主，唐之後開始逐漸銅錢，中國一直是比較缺乏貴金屬、食物、銅錢；宋後期紙幣出現，紙幣+銅錢；明朝後有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美洲的白銀開始輸入中國，然後就有比較多的白銀和銅錢同時作為貨幣；到清末我們有大量的銀幣，最終有法幣改革。
大分流及對其的解釋
美國歷史學家彭慕蘭在其著作《大分流》中對中國和西歐進行比較，認為亞洲與歐洲的核心區域在18世紀晚期還是可比的，而且均面臨生態環境惡化的挑戰。18世紀晚期，歐洲因地理大發現而擴大了歐洲人的生存空間、市場和資源，這也是工業革命的前提。
著名經濟學家Robert Allen做了一系列關於工資問題的研究。18世紀時，中國的實際工資與日本及歐洲其他地方（中部地區和南部地區）相近，而落後於歐洲的領先地區（英國和少數低地國家）。後來，日本和歐洲部分地區工資都升高了，但中國長期處於低水平。考察工資與能源價格這一比例，歐洲的特點是工資貴、能源便宜，而中國長期是工資便宜，能源貴。
大分流和工業革命是經濟史學家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其本質是研究「為什麼有的經濟體不發展」的問題。在大分流的爭論中，對於「為什麼是歐洲，不是中國」有幾個著名的解釋。比如煤的使用：歐洲的煤靠近工業中心，中國的煤在山西，離我國的工業中心江南地區較遠，所以我們只能搞輕工業，英國能搞重工業。比如大西洋海外貿易，以及與之相關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中國到了各方面都很完善的地步，對於先進的技術沒有自身需求。從供給的角度，林毅夫認為中國的人才不夠，因為科舉制度吸引了優秀的人才去做官。還有觀點認為是中央集權，歐洲新大陸是國家競爭的結果，大家去航海；中央集權不允許去航海，這有民族國家之間競爭的因素。地理因素也很重要，還有歐洲的戰爭。戰爭促進了科學技術、軍事技術外溢到民間技術。
當然，也有人認為這只是運氣好。西北大學著名的經濟學家Joel Moykr認為，多個因素共同促成了西歐的發展。他特別強調了開放的科學體系（open science）促進思想傳播，光榮革命限制皇權，西歐的資本主義和奴隸制均有幫助。
為什麼研究近代史？
近代史是劇烈變革的一百年，中國第一次融入全球，這也是中西方文化衝突和碰撞最激烈的一百年。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心理上最慘痛的一百年：從「天朝上國」、「中央之國」，變成了一個人見人欺的弱國，變成「落後就要挨打」之國。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是最痛苦的，這也是促使學者去研究經濟史，研究革命的最主要的原因。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提到，「中國在19世紀的經歷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劇，成了一次確實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崩潰和衰落的過程。這場悲劇是如此緩慢、無情又徹底，因而他就愈加痛苦。」我想傳統國家都或多或少經歷了中國近代史這樣一個歷程，但是中國起點太高，所以過程就更加的痛苦。
清帝國非常龐大。地理環境上，幅員遼闊、複雜多樣；龐大的中國埋著衝突和分裂的隱患。農業生產上，儘管有新作物的引種和新技術的採用，人口的增加消耗了生產力的提高，士紳等非正式制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大多數農民受儒家文化影響，有良好禮儀卻不識字。對外關係上，中國傳統是「朝貢體系」，大家不是平等的外交關係，而是藩屬國關係。這是當時中國的一個狀況。
近代史：兩個重大事件為開端
一是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對中國最大的影響就是，中國進入了條約體系，跟西方國家籤條約，規定權利義務。當然這些條約絕大部分是不平等的，但是從法律層面來說，大家的權利和義務是平等的，我們都是籤約國。
二是太平天國。太平天國之後，隨著地方武裝的興起，中央帝國開始崩潰，地方勢力控制了軍隊、財政，這使得中國開始分裂。太平天國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包括政治體制和財政體制的影響。以前財政統收統支，後來開始地方分權。貿易和商業開始發展，融入了現代全球商業體系。現代工業與現代金融業開始進入中國，農業相對停滯，社會變革在興起。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籤訂了一系列條約，大體上雙方還是遵守這些條約的。條約體系以後，中國融入了全球的商業秩序，因為英美法總體上對領土的欲望不是很強大，但是對於經商的權利非常在乎，所以籤了條約以後，中國就融入了國際貿易的體系。下圖體現了鴉片戰爭，尤其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進口和出口的的增長。
為了保證貿易的運轉，我們要特別強調新式海關的建立。1861年開始，近代海關建立。英國人赫德掌管中國海關五十年，建立了嚴格的一套稅收、統計、檢疫系統，之後又幫助中國建立了新式郵政。所以海關在中國近現代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各個列強在中國建立了租界，在租界與租借地內建立了外國制度。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馬德斌（Debin Ma）研究，租界不僅是對中國獨立，有時也對自己的母國獨立，是一個獨立運營的小實體，這對中國的外溢很大。外國企業和商業大量湧入中國，因為競爭，中國現代工商業興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大量採用新技術，貿易網絡在中國擴展。此外，還有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傳入，文化開始演化，包括建立學校、醫院等。這些都導致新的經濟中心的形成，城市的形成，人口的流動，從前的宗族體系被打破，中國社會內部開始瓦解，出現很大的裂變。
西方的影響：金融業的進入
1845年，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在香港設立分行，1847年在上海設立機構。19世紀50年代，又有4家英國銀行在中國設立分支機；19世紀0年代法國銀行進入，滙豐銀行進入。滙豐銀行的英文名叫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就是香港上海銀行，明確針對中國業務。19世紀70年代，德國、日本等國的銀行陸續進入中國，他們不僅日常的吸納存款、提供匯兌，還發行鈔票、參與國際匯兌、借款給清政府；除此之外，還引入了股票、債券等制度。金融業的發展使中國在19世紀80~90年代就有了第一次金融危機。西方金融業的進入對本土的金融業有很大衝擊，錢莊、票號等在西方金融業的強勢進入下，逐步垮臺。
政治在其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金融業與工業聯繫在一起，工業的發展催生了金融業的發展，因為有需求。所以洋務運動產生了第一批近代工業，是政府鼓勵的結果。北洋政府相對寬鬆，民間企業工商業發展得非常快，金融業百花齊放。
那時候國家影響相對較小，國家雖然支持，但是幹預少。但1928年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以後，就形成了國家勢力背後的寡頭壟斷，這在金融行業體現最為明確。比如建立國家壟斷銀行和壟斷企業，最終對金融業產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環境總體上變得更加不利。
基本結論
洋務運動並未帶來中國工業的起飛，它只是剛剛起步。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隨著私人設廠逐步允許、相關條例頒布、西方企業進入，本國工業和金融業迅速發展，但依然只佔國民經濟較小的比例。政府對工業幫助有限，重工業發展有限，農業發展停滯，輕工業有所發展。金融業深受國家壟斷和外資控制。
所以這些並沒有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真正對社會有所改造，使工業商業金融業有徹頭徹尾改變的，還是在新中國建立及改革開放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