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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輿訊 據加拿大七天報導,2020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同時也是中國和魁北克官方建立合作關係40周年。目前,中國是魁省在亞洲的主要合作夥伴,自2011年起成為魁省全球範圍內除美國外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對魁北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歷史上,魁北克和中國更有著千絲萬縷、源遠流長的聯繫。
人參開啟魁華交往歷史
說起中國和魁北克的關係,還要追溯到聯邦成立之前很久很久的法國殖民地時期。1711年,出生在法國波爾多的耶穌會傳教士拉菲託(Joseph-Franois Lafitau)從法國來到當時名為「新法蘭西」的魁北克傳教。而早在1701年,也就是清康熙40年,他的同僚杜德美(Pierre Jartoux)則出發去往中國傳教。不過Jartaux在中國的傳教事業進行得並不十分順利,發展的信徒也不是很多,但他卻因為掌握「西洋技法」(杜德美精通地理、數學和植物學)而被清朝皇室看中,和幾位外國傳教士一起被派往冀北、遼東、滿洲一帶為中國測繪當地的地圖。這期間,杜德美在距離朝鮮很近的一個村莊裡接觸到了中國人的「靈丹妙藥」——人參,他對這種中國人苦苦追求的珍貴藥材非常好奇,不但觀看了採參過程,還親自試用了一番,認為效果非常好,於是開始仔細研究人參的功效、生長環境和可能生長的地方,並得出了一個大膽的推斷:「人參產地大致可以說位於北緯39度~47度之間,東經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線為基準)之間,這一切讓我認為,若世界上還有某個地方生長此種植物,這個地方恐怕是新法蘭西。因為據在那裡生活過的人們所述,那裡的森林、山脈與此地頗為相似。」
1711年4月,杜德美將人參的詳細資料,包括藥用價值、形態、生長環境和採集方法等信息發給了負責中國教區事物的耶穌會會長,然後通過信件的方式發回法國。後來這些信息刊登在幾本科學雜誌上,引起了一些歐洲醫學家和植物學家的關注,但並沒有引起轟動。但發送到新法蘭西的資料引起了拉菲託的注意,因為他在易洛魁人(Iroquois)那裡見到過類似的東西。於是他拿著繪有人參的圖片去詢問易洛魁人,果然部落的一位巫醫告訴他說,這種植物是他們部落常用的一種藥材,用於治療頭疼、幫助消化、治療不孕等,名叫garantoquen,意思是「像人一樣的草」。經過一系列的仔細對比之後,植物學家認定這種植物與人參同屬五加科,因而拉菲託判定的這就是杜德美所說的人參。
拉菲託發現人參後,並沒有藏著掖著,而是逢人便說它的功效以及中國市場的需求,還在1718年發表了一篇名為《獻給法蘭西攝政奧爾良公爵殿下的紀念品——在加拿大發現的珍貴植物人參》的文章,詳細地告訴了人們人參的模樣和在中國的重要性,並將其命名為美洲人參(American ginseng)。也正是因為中國市場的需求,原本在魁北克森林中遍地都是、無人採挖的人參身價暴漲,一些法國商人開始從印第安人和殖民者手中收購這種植物。到了1718年,一家原本做北美皮毛生意的法國皮毛公司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們將收到的美洲人參裝進大貨箱內和其他貨物一起存放,然後用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從魁北克運到中國廣州銷售,吸引了中國藥材商人的巨大關注,從此開啟了巨大的西洋參貿易,使之成為北美地區除黃金外最大的貿易發現。而魁北克也成為加拿大最早與中國發生貿易往來的地區之一,在1752年向中國出口的人參價值就超過一百萬加元的天文數字。
史料記載,在1869年,還有來自中國,從廣州灣出發的一船大米運抵魁北克。
新中國前的魁華關係
華人來到北美大陸始於19世紀中葉的淘金熱以及幫助美國和加拿大修建鐵路,但到了19世紀80年代,隨著橫貫加拿大的太平洋鐵路臨近完工和西部金礦的日益枯竭,華人的吃苦耐勞、聰明勇敢、不計較報酬、忍辱負重等美德開始成為其他白人族裔攻擊的目標。當地的白人認為中國人可以接受較低的工資,工作效率高是偷了他們的工作,導致本地經濟出現問題;污衊華人患有傳染性疾病和不良習俗(如吸食鴉片),對加拿大人的福祉構成威脅;中國是一個軟弱落後的國家,居民永遠不可能像白人一樣生活等,公開貶低華人。在這種社會氛圍中,白人可以自由地表達他們對華人的歧視而不必擔心這種行為的後果。當時已難以自保的清政府混亂無能,既無力也無意保護海外華人的利益,更無法對美國、加拿大的對外政策施加任何影響,排華浪潮最終以立法形式被確立。華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種欺凌、侮辱現象越來越嚴重。一些華人為逃避在西部受到的歧視,開始沿著鐵路線往東遷移,蒙特婁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經貿優勢成為華人優先選擇的落腳點,逐漸形成頗具規模的華人聚居區。
加拿大的華人雖然遠離故鄉,在異國備受欺凌,但一直牽掛著祖國,盼望著祖籍國的強大。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者孫中山為了準備武裝起義,推翻清朝的腐朽統治,振興中華,曾前後3次訪問加拿大,而他第一次到加拿大就是從歐洲出發乘船來到蒙特婁,然後才去往其他城市。加拿大的華人也沒有辜負先生的期望,當他於1911年黃花崗起義前第三次來到加拿大籌款時,加拿大的洪門提出「抵押堂產,支持起義」,將溫哥華洪門所屬物業抵押3萬元港幣,多倫多,蒙特婁和渥太華的華裔也聞風而動,上至商販,下至僱工都慷慨解囊,還有人向親友借債捐獻,整個加拿大籌得7萬港幣,成為當時起義的主要經費來源。
不僅華人保持著與中國的聯繫,魁北克的宗教人士也沒閒著。由於來到魁北克的早期法國殖民者曾邀請歐洲的傳教士來到新大陸教化原住民盟友,這些傳教士深入到原住民當中,學習他們的語言和風俗文化,讓很多原住民皈依了天主教。他們還幫助本地社會建立起學校、醫院、託兒服務、糧倉等,在魁北克的早期發展和建設中擔任著重要的角色,魁北克社會也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天主教社會,一度是最積極向世界各地派出傳教士的地區。儘管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根據《天津條約》規定就開始允許外國傳教人員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但在中國境內活動的基本是來自法國的傳教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隨著歐洲戰事的擴大,法國青年大多應徵入伍,海外傳教事業後繼乏人,大批的魁北克傳教士才去往中國的徐州,並逐漸取代法籍耶穌會傳教士成為傳教的主力。在1924年到1955年之間,魁北克向中國派出93名傳教士,其中耶穌會的信徒就有75名,到新中國成立之前,這些傳教士在徐州建立起29座堂口,260個聚會點,360所學校,有的教會學校在建國後改成公立學校後存在至今,還有一批醫院、孤兒院等社會慈善機構,起到了傳播西方文化、提高當地兒童教育、治病救人等作用。
不過這一階段魁北克和中國的交往是不平等的,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正經歷著強大帝國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混亂時代,甚至無法捍衛自己的主權和尊嚴。魁北克傳教士是除軍隊外組織最完善的團體,擁有大量的傳播渠道,如雜誌、學校以及出版社等,對民眾形成了強勢的遊說力量,對信仰無神論的共產党進行了很多妖魔化宣傳。
冷戰背景下的高瞻遠矚
新中國成立之後,隨著美蘇兩個大國的對立以及冷戰的開始,中國政府開始肅清帝國勢力的影響,在華的魁北克傳教士陸續回國。但就在紅色新中國被整個西方世界孤立、仇視的年代,深受共產主義運動影響的魁北克知識分子中一直有聲音提議承認新中國政權。魁北克的媒體在談到共產主義的中國時一般不會過分注重意識形態,而是採用比較務實的語言。在蒙特婁創立的時政雜誌Cité Libre從新中國一成立就倡導與之建交;在精英階層影響力最大的報紙Le Devoir當時的主編Gérard Filion不僅去北京參加了1952年的國慶遊行活動,還參加了韓戰和平會議;當時在Radio-Canada做記者的魁人黨創始人、前魁省省長René Lévesque則在對韓戰的報導中強調中國人民捍衛主權的堅韌性;而著名的作家、記者André Laurendeau更是堅持認為外交關係和意識形態沒有關係,魁北克只有承認紅色中國政權,才能建立起對話的關係。總體來說,當時的魁北克法裔知識分子並不認同美國的麥卡錫主義,主張與共產主義的新中國對話,而不是對抗。
到了19世紀60年,魁北克爆發了從宗教社會轉向世俗社會的「寂靜革命」(Révolution tranquille)。魁北克社會對中國的態度從原來天主教把持的共產主義紅色恐怖、仇視新中國逐步向建立起對國家和政治運動有利的世俗關係轉變,一些魁北克年輕人甚至成為毛澤東主義的信仰者,因為毛澤東的無神論說法恰好符合了「寂靜革命」帶來的社會轉折。在很多人眼裡,新中國已經不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仇人,而是可以與之進行對話的國家。知識階層對新中國的討論也吸引了在蒙特婁出生的富商、律師之子皮埃爾·特魯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的興趣和注意。他在1960年9月,和Jacques Hébert以及Micheline Legendre接受中國政府邀請前往中國遊歷了23天,後來還把在中國的經歷寫成了書——《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出版後引起西方社會的廣泛反響。1964年,法國與新中國建交,這對法裔魁北克人來說無疑是一針強心劑。老特魯多於1968年當選為加拿大第十五任總理,執政長達16年,奠定了現代加拿大的框架,他帶領加拿大衝破美國的重重阻力與新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另外一個聯繫魁北克和中國的重要紐帶是曾無私幫助過中國人民、救死扶傷的白求恩醫生,他雖然出生在安大略省,但在蒙特婁度過了生命中最重要的8年時間。正是在這裡,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標,完成了職業上的突出成就和重要醫療器械發明,接觸到共產主義並最終加入共產黨。雖然在1952年中國和加拿大開展的緬懷白求恩在蒙特婁皇家維多利亞醫院(hpital Royal Victoria)工作的紀念活動因國際形勢變化而終止,但白求恩的朋友們沒有放棄,他們在1962年再次向加拿大歷史古蹟委員會(Commission des lieux et monuments historiques du Canada)申請設立白求恩紀念館;蒙特婁電影人Donald Brittain和Adam Symansky也在1964年開始拍攝白求恩的紀錄片;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有成千上萬的魁北克人通過毛主席語錄和文章知道了這位高尚的醫生,魁北克人不僅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家書店,還錄製了一首歌頌他的法語歌曲。
在魁北克和中國關係的發展中,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1967年蒙特婁舉辦的舉世矚目的世界博覽會Expo 67。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和加拿大建立外交關係,所以中國館是由當時的臺灣政府負責的。到1970年中加正式建交,加拿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後,中國館也順理成章地轉由新中國政府負責。1972年,新中國首次派團主辦了中國館的展覽,引起了極大的轟動,這是西方社會的普通人第一次有機會與紅色中國近距離接觸,展覽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認識中國的觀眾。
即使在沒有外交關係的年代,魁北克也和中國保持著經貿往來,但數量非常少,比如在1969年,魁北克對華出口金額只有不到200萬元,只佔全部出口貿易的1.2%,主要產品是小麥。而魁北克製造業龍頭企業龐巴迪(Bombardier)與中國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54年,龐巴迪後來收購的德國車輛製造廠獲得了為中國鐵道部生產近3000輛冷藏車、動力車、客車和餐車的訂單。
中加正式建交的第二年,當時的聯邦貿易部長Jean-Luc Pepin率領一個龐大的貿易代表團訪華,正式開啟了中國和加拿大以及中國與魁北克之間關係的新篇章。等到1973年10月,老特魯多總理正式訪問中國時,魁北克的媒體更是極度重視,不僅連篇累牘地報導特魯多的中國之行以及與中國相關的話題,還在圍繞對新中國外交政策組織的各種討論中採用中、英、法三種語言進行,甚至編輯部的選題目錄都採用中、英、法三語。
改革開放開啟新時代
中加關係正常化之後,原本就對中國懷有好感的魁北克社會更加強了和中國之間的聯繫,特別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1978年,當時擔任魁省教育廳長的Jacques-Yvan Morin訪華,成為首位訪問中國的魁北克政府高官;1983年1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正式訪問魁北克;1984年10月,當時的魁北克省長René Lévesque訪華,成為魁北克首位訪華的省長。這些高級別的訪問和會談極大地推動了魁北克與中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其後的四十多年間,魁北克與中國之間的合作在經濟、貿易、文化、教育、衛生、環境和自然資源等領域不斷加深。
1980年,魁北克省政府與中國政府籤署了關於高等教育的合作諒解備忘錄,奠定了中魁關係的真正基石。在此政府合作的基礎上,魁北克和中國之間開展了一系列機構間的合作,而教育資源豐厚的魁北克也成為第一批走出國門的中國學子的重要選擇。隨後該協議經過多次續籤,更見證了中國和魁北克雙方在教育領域的合作活力。至今魁北克與中國籤訂的、正在執行的合作協議高達9項,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健康和貿易等方方面面。
1998年,魁北克在北京設立第一個駐中國辦事處,次年在上海設立第二個辦事處,還在深圳(2019年)和青島(2016年)設立了商務辦公室,負責向中國全面推廣魁北克,並負責協調魁北克與中國各級機構,涉及經濟、科學、技術、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關係。
2011年6月,中國駐蒙特婁總領館開館,在三任總領事趙江平、彭驚濤、陳學明帶領的團隊努力下,中國與魁北克、中國與蒙特婁的關係都有了長足的發展。
中國駐蒙特婁總領館開館紀念封
2015年9月,中國國際航空公司開通蒙特婁與北京之間的直航,2017年加拿大航空開通蒙特婁與上海的直航,進一步加強了魁北克與中國彼此間的人員往來,促進了經貿、文化的合作與交流。
幾十年裡,魁中之間的高層互訪更是層出不窮,比如魁省前省長Jean Charest更是分別在2005年、2008年和2011年三次訪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還在2005年訪加時會見了他。魁省省長對中國的最近一次訪問是2018年1月,當時的省長Philippe Couillard率領由140名公司代表組成的近200人的大型代表團訪華。中國方面則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6年9月訪問了魁北克。
如今已經成為魁北克第二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的中國與魁北克的聯繫更加緊密,2019年,中國與魁北克之間的經濟交易額達163.25億加元,比2016年增加4.19億元,而在2015到2019年之間,中、魁兩地的平均貿易增加幅度為5.1%。僅2019年,就有來自中國的38家公司在魁北克落戶。目前魁北克主要進口中國的紡織品、機器和電子設備、基礎金屬及其製品等;向中國出口的主要是礦產品、飛機和車輛等運輸設備。而魁北克優勢領域如教育、航空航天、清潔能源、環保技術、娛樂產業等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希望魁北克的政治家能夠抓住目前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機遇,不受雜音的影響,積極開展對話和友好協商,讓魁北克和中國的合作走向更深、更遠、更廣闊的空間。(原標題:魁北克與中國:源遠流長 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