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科學家之一。他對物質結構、空間、時間以及引力性質的研究，徹底改變了這個世界，對人類思想進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今年，是愛因斯坦誕辰140周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一書，致敬這位偉人。本書以影響較大的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為底本，收錄了《觀念與見解》《愛因斯坦晚年文集》裡的及散落別處的相關文章，編譯出一個獨有的《我的世界觀》中文版。其中有20多篇珍貴文章此前從未翻譯成中文出版過。
《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封面
天才的頭腦如何看世界？我們可以像偉大的愛因斯坦一樣思考嗎？1月19日，《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編譯者、愛因斯坦研究專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方在慶，在上海中信書店與讀者們一起走進一個詼諧幽默，充滿個性的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是一位幾乎所有人都熟知但又並不深知的大科學家，因為太著名，寫他的人很多，讀的人也就跟著讀了很多別人寫的愛因斯坦，卻忽略了愛因斯坦本人的文字，人們鮮有機會去觸碰愛因斯坦的學術論文和大部頭的《愛因斯坦全集》。這一版《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把愛因斯坦對人生、科學、教育、戰爭、友誼、自由、宗教及社會問題的觀點和看法的文字完整編譯在一起，讓我們可以通過這一本書，與偉大的靈魂深度對話，」方在慶介紹，該書是基於德文原版翻譯，消除了多處英譯本轉譯造成的錯誤和語義損失。
目前市面上關於愛因斯坦的著作，大多兩種情況，要麼過於神化他，要麼醜化他，方在慶認為這兩者皆不可取，「在人們心中，他是個頂著凌亂頭髮的智者，靠自己的天才大腦和一支筆就能思考這個世界。但這和真正的愛因斯坦有很大區別，事實上他是個非常勤奮、充滿想像力，動手能力極強的一個人。」
「愛因斯坦曾說過，他相信直覺；覺得想像力比知識重要；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才能，不過是喜歡刨根問底追問問題罷了。他五歲時生病，父親送給他一個指南針，當發現不管怎麼放指針都是朝北的，這個事件給他影響非常大，他認為背後一定有深刻的原因；他十幾歲讀到科普書後就想如果一個人以光速奔跑會發生什麼情況，他一直就很想解決這個問題；他家工廠生產發電機和電燈之類的產品，他叔叔有解決不了的技術問題還會問他，他還做了很多發明，一生申請了30多項專利，所以可以看出愛因斯坦的動手能力很強。」
愛因斯坦的成長也不是一帆風順，在科學探索的路上，也犯了很多錯誤，走過許多彎路。「我們都知道愛因斯坦中學沒有畢業，到瑞士後補習了一年，這一年他受到了很大觸動。在德國，學校把學生完全當做一個士兵一樣對待，在瑞士，學校則將學生當成一個平等、全面發展的人，這一點對他的終身產生了影響。」方在慶介紹。
1905年，26歲的愛因斯坦在瑞士聯邦專利局當一名三級職員，名不見經傳，遠離學術中心。然而就是在這一年，他的創造力得到了驚人的爆發和展現，「他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自己鍾愛的研究，發表了5篇論文和21篇評論。他提出了光量子假說，解釋了布朗運動，提出了測定分子大小的新方法，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我們現在稱之為狹義相對論的理論。」
狹義相對論徹底改變了人們對於時間、空間、物質和能量的傳統看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重要性上講，僅這一貢獻就足以讓他青史留名，但他並沒有躺在功勞簿上。兩年之內，他就發現了這一理論的天生缺陷，進而經過8 年的努力，用生動的思想實驗支撐強大的物理直覺，面對無比巨大的數學困難，頑強抵抗，幾乎拼盡最後氣力，才從絕望和筋疲力盡中走出來，在1915 年提出了廣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被認為是人類認識大自然的最偉大的成果。愛因斯坦的朋友、物理學家馬克斯·玻恩曾說過，廣義相對論「把哲學的深奧、物理學的直觀和數學的技藝令人驚嘆地結合在一起」。
愛因斯坦也是量子物理學的奠基者。他因提出光子假設，成功解釋了光電效應，被授予1921 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我們今天仍然在許多方面受惠於愛因斯坦，最明顯的例子是全球定位系統（GPS）。如果不考慮狹義和廣義相對論的三種效應，GPS 就完全無法使用。
愛因斯坦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在《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一書中，我們可以跟愛因斯坦一起，回看20世紀初世界科學大爆發，他本人對相對論的解讀，他獨行者一般的奮鬥，以及愛因斯坦對20世紀上半葉科學界湧現的其他科學家的重要理論進行了天才的解讀，如洛倫茲、居裡夫人、普朗克、赫茲……以及他對前人——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等人的有趣評價。
但方在慶提醒道，如果只把愛因斯坦看成是天才和偉大的科學家，那最多只看到了愛因斯坦的一個側面。「他還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人道主義者。他利用自己在科學界以外的非凡影響力，致力於國際的諒解與和平。他知道如何善用自己的名聲，支持對人類有益的事業。像歷史上的任何科學理論一樣，愛因斯坦的理論終有一天會被更完善的理論所取代。但是，他對社會公正的終極關懷、他對人類創造性的關注、他對自由的渴望、他的人道主義將長存於世。」
愛因斯坦視自己為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但這幾個概念帶有鮮明的愛因斯坦特徵。方在慶舉例，在那篇廣受傳誦的《我的世界觀》（Mein Weltbild，Querido Verlag, Amsterdam，1931，1953）中，愛因斯坦這樣寫道：我是一個真正的「獨行者」，從未全心全意地屬於過我的國家、我的家鄉、我的朋友，乃至我最親近的家人。面對這些關係，我從未消除那種疏離感，以及對孤獨的需求—這種感覺隨著歲月的流逝與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讓人清楚地意識到，這將使自己與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無遺憾。這樣的人無疑要失去一些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但另一方面，這樣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他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避免讓自己內心的平衡置於這樣一些不穩固的基礎之上。
早在「一戰」之初，愛因斯坦就公開宣揚和平理想。「一戰」結束後，他支持全面裁軍和建立統一的歐洲。「 二戰」結束後，他極力倡導「 世界政府」的理想，主張和平利用，而且只能和平利用原子能。在他的晚年，「 世界政府」仍然是他一次次以各種形式談論的話題。他的建議有的也許不切實際，有的也許不太成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都來自一個清晰的頭腦和強烈的道德信念。
愛因斯坦雖然出身猶太家庭，但不信仰猶太教。他對猶太人命運的積極關注是從1914 年到柏林後才開始的。當時的柏林，有大量來自東歐的貧窮的猶太人。他發現，那些早就定居在柏林的猶太人，對於自己的同胞明顯表現出冷漠的態度。儘管他鄙視猶太族群中喪失個性的同化現象，但是由於總體上猶太民族處於受壓迫狀態，他同社會上一切形式的反猶主義做鬥爭。他同意為猶太復國主義奔波，最初是為在耶路撒冷建立大學籌款；他看到大量猶太青年因各種原因受到限制，無法接受大學教育，讓他非常痛心。他並不是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以實體存在的以色列國。在他看來，一個能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的猶太人定居點是最理想的，如果在這個定居點中，猶太青年能有機會接受教育，那麼就有可能實現文化的猶太復國主義，進而達成猶太人對社會公義的理想。他甚至主張，所有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兒童都應當學習阿拉伯語。
他還說：「如果我們不能夠找到一個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並且真誠合作的方法，那說明我們從過去2000 年的苦難中什麼都沒有學會，命運對我們的懲罰是公平的。」
猶太裔德國科學家的身份給愛因斯坦的一生帶來了巨大的戲劇性，逃離德國移民美國之後，他又指責這個收留他的國度裡嚴重的種族隔離政策，抨擊麥卡錫主義對左翼知識分子的政治迫害，揭露核戰爭圖謀，反對軍方與企業的合謀。方在慶說：「這些話題在當時都是異常沉重的，愛因斯坦也知道相應的後果，但他義無反顧。為此FBI（美國聯邦調查局）曾把他視為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他後來籤署了那封要求羅斯福總統研製核武器的信，使美國成為在『二戰』中唯一成功研製出原子彈的國家。而最終他是通過廣播得知了『曼哈頓計劃』這件事。在去世前一年，愛因斯坦說『我一生中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那就是籤署了那封要求羅斯福總統研製核武器的信。』」
「閱讀愛因斯坦的著作，是了解愛因斯坦的最佳途徑。希望這本書能讓讀者們了解更立體的愛因斯坦，他對科學和愛情都有著超乎尋常的執著。但是為人又很有個性，既聰敏，又充滿幽默感。這和我們以往從教科書中看到的人物點評或者豐功偉績比起來，更真實也更有親切感。」方在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