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著作的新編全集——《船山全書》，由湖南嶽麓書社於1996年全部出齊後，又經8年時間的修訂完善，使之真正成為了船山著作史上內容最為完備且精編精校的版本。這部全集共16冊，1039萬字，其中第1—15冊按經史子集四部編排，共收錄船山著作73種，370餘卷。第16冊為附錄，收船山傳記、年譜及有關雜錄等研究資料。
《船山全書》的編校完成，是一項歷史連續性事業的完成，凝聚了自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由船山之子王敔刊行湘西草堂本始，近三百年來歷代學人的心血和成果，其中尤以先賢鄧顯鶴、曾國藩、劉毓崧的提倡、搜集、整理，上世紀四十、五十、六十年代馬宗霍、周調陽、王孝魚三先生和八十、九十年代楊堅同志等的校勘、標點之功為最著。
王孝魚（1900—1981），名永祥，字孝魚，後以字行，山西榆次人。先後就讀於清華學堂、天津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哲學系。1925年南開大學畢業後到瀋陽，1927年至1931年任遼寧省教育廳編輯主任，兼東北大學歷史、哲學系講師、教授。1932年至1937年任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特約研究員。1946年至1948年任東北大學歷史、哲學系教授，瀋陽《中央日報》主編，兼瀋陽《東北日報》、《文化周刊》副主編。後至北京，1948年至1953年任蒙藏學院教師，1954年至1958年任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審。1958年至1966年「文革」初，任中華書局哲學組特約編輯、編審，校點、整理王船山著作20餘種以及《莊子集釋》、《二程集》、《葉適集》、《陳確集》、《王廷相集》等。據說這段時期他並沒有固定的工資收入，全靠古籍整理微薄的點校費謀生。「文革」期間被遣返回原籍，閉門著述，對船山多部著作進行譯解和疏證。「文革」後撥亂反正，先生於1979年被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聘為研究員。
先生一生服膺船山，幼時讀船山《讀通鑑論》，即「開卷躍然，使人忘倦，終日咿唔，不絕於口」。16歲因病輟學期間，在天津廠肆購得《船山遺書》，「挑燈快讀，驚喜欲狂，不自知疾疚之在體也……蓋予是時已服膺先生盈虛屈信往來原反之說，將生死一關早為勘破矣」。後幾十年間，手不釋卷，研讀揣摩，融會貫通，獨得船山思想之奧妙，1934年即用文言撰成《船山學譜》六卷，晚年更有《周易外傳選要譯解》、《老子衍疏證》、《莊子通疏證》等大著，而世之知之者鮮。
1982年嶽麓書社成立伊始，即將《船山全書》的整理出版申報列入國務院「七五」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3年承蒙中華書局支持，將24種船山著作的點校稿轉讓給嶽麓書社《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這24種點校稿，大多數系王孝魚先生點校，計有《周易內傳》、《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附考異》、《尚書稗疏》、《春秋稗疏》、《詩經稗疏附考異、叶韻辨》、《四書稗疏》、《四書箋解》、《永曆實錄》、《蓮峰志》、《龍舟會雜劇》以及《薑齋詩話》中的《詩譯》《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南窗漫話》等共18種。另有《禮記章句》、《四書訓義》、《識小錄》、《搔首問》等數種，雖非王先生點校，但系王閱定並批註。如《禮記章句》原署劉公純、陳仲瑜點校，王孝魚閱定。點校稿上間有闡述船山思想的批語，均王孝魚所為，因與校勘無關，嶽麓本錄用該稿時便置之未予附上。加上中華書局原已出版的王孝魚點校本《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老子衍》、《莊子解》、《詩廣傳》等5種，則王先生點校船山著作竟達23種之多（「閱定」者在外）。
王先生的點校精審而明確，且其所加新式標點及分段均為船山著作整理之嚆矢，故對於《船山全書》的編輯工作十分有用，功莫大焉。先生點校所採用的底本，或清同治四年（1865）的金陵書局刻本，或民國二十二年（1933）的上海太平洋書店鉛字排印本。先生當時雖還未能找到像嶽麓書社整理時借用的湖南省博物館藏船山五世從孫嘉愷鈔本和湖南圖書館藏衡陽劉氏鈔本，但為了儘量恢復船山著作原貌，訂正刻本中那些用白匡、墨格隱去的避諱字或刪削、竄改文字，先生還設法參校他本或利用前人劉毓崧、周調陽等的校勘成果，以便校點更精。如《周易稗疏》一書，王先生以金陵本為底本點校時，便參校了拜經樓吳氏抄本，說：「拜經樓吳氏抄本蓋自《四庫》傳抄，但經顧千裡先生手校，彌足珍貴。今以硃筆再校一過，頗有收穫。」嶽麓書社整理此書時，難以見到思適齋主顧廣圻千裡先生的校本，但其校改成果既已為王先生所吸取，則採用王先生的點校稿就是間接利用了顧先生的校本。又如《尚書引義》，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亦由王先生點校。此本雖亦以金陵本為底本，但曾參照周調陽依嘉愷本所作的校勘記和太平洋書店排印本進行校勘，故已兼有嘉愷本與金陵本之長，基本消除了金陵本為避清諱而作的白匡、墨格及竄改之弊，是嶽麓本之前最為完善的版本。正因如此，嶽麓書社整理《船山全書》時，儘管有了諸如船山十二世孫王鵬所藏《張子正蒙注》船山手抄本、《宋論》手稿本之類和嘉愷鈔本十一種等作底本，但找不到舊鈔本而選定王孝魚先生的點校稿作為底本的仍有《春秋稗疏》、《四書稗疏附考異》、《四書箋解》、《老子衍》、《莊子解》、《莊子通》、《龍舟會雜劇》等8種，王先生的其他點校稿或他為中華書局點校的已出版的船山著作，則是嶽麓版校點時重要的參校本，不僅參考其標點、分段，而且參考其為點校本撰寫的識語或點校說明等。
王先生對船山著作的點校，是在深入研讀，反覆揣摩，且對船山思想融會貫通基礎上的點校，故其點校後撰寫的識語或點校說明，既推論或指出該著作的撰著時間，揭示其精義，且對其思想內涵乃至著作方法等有所闡發，因而對讀者來說，大都是深入淺出的導讀和船山思想簡論。如他據金陵本的《周易內傳》點校稿，原擬與船山《周易大象解》同時付印，後一種點校完畢，先生所作的《編者識》，便可說是這類導讀與簡論的範例。
先生的識語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據《周易內傳發例跋》，作於康熙丙辰，即康熙十五年，公元一六七六年。這時船山已五十七歲，前距作《周易外傳》已有二十一年了。在這麼長的歲月之中，他對於《周易》的研究業經十分成熟，所以此書雖薄薄祇有一卷，而內容包羅甚廣，精義亦多，不愧是他關於《易經》的第二部重要著作。」
幾句話說完船山關於《周易》三部著作的著述時間及其相互關聯之後，先生重點講了《大象解》一書的特點：「《周易內傳》和《大象解》便通達曉暢得多了。尤其《大象解》一書，言簡意賅，頗似一種提綱、撮要的性質，對於我們了解船山的真正面目，助益很大……我們讀了此書之後，最覺突出的一點是作者深刻的故國之思和濃厚的經世之志。」認為船山那些有觸即發的言論，「十足地說明了他的遁世，並不是恢復失敗後的喪心沮氣，而是暫時一種忍辱負重，養晦待時。他之所以『保其忠厚』，為的是要遂其所志。這種百折不撓，到老到死，仍然積極樂觀的精神，最是船山的一種特點，如一條紅線似的，貫徹於他的全部哲學著作之中」。「本書的另外一個突出之點是，船山對於批判唯心主義和虛無主義，也就是說對於佛家和老莊的思想鬥爭，特別注重，沒有一刻放鬆過。」
最後說《周易內傳》：「《周易內傳》一書，是船山最精心、最嚴謹的一部著作……我們不要認為他是在注《易經》，而是在借用《易經》來發抒他的獨到之見……《內傳》是船山對門人講授《易經》時的作品，有似現在通行的講義性質，文字當然要通暢得多。」
識語簡明扼要，深中船山《易》學之肯綮，又通俗易懂。次如先生關於《尚書引義》的《點校說明》和關於《四書箋解》的《編校後記》，也都是很好的導讀文章。如先生講《四書箋解》一書最突出的表現是批駁明季的時文講章：「正因為時文講章的唯心主義毒素影響了明季絕大多數的讀書士子，所以船山痛心已極，力與廓清。他在《中庸·哀公問政》章更意味深長地感嘆道：『講章時文黑暗數百年，天下秀才無一通文理者，可笑可嘆！』這部小書，就是想在這彌天黑暗之中給弟子們指出一條光明之路，先本本分分地講文理；端正了思想方法，然後再進一步由淺入深談到義理。這種看似平凡的精神，對明季人說來，實在是一服起死回生的良藥。船山把它列為本書的首要任務，其故在此。」
王孝魚先生是1981年在山西去世的，去世之前一年，還曾應邀到湖南為哲學界講船山之學，並懷著對船山先生的終生景仰，主動要求到衡陽縣曲蘭鎮拜謁船山先生的故居湘西草堂和陵墓。但先生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嘔心瀝血校點的那些船山著作書稿最終會落腳到嶽麓書社，而為嶽麓版《船山全書》的整理編輯工作發揮那麼重要的作用。且先生所著《船山學譜》及晚年對船山多種著作的譯解與疏證，近年正相繼由中華書局出版。這些都可以告慰孝魚先生這位中國哲學史家、「船山學」開拓者的在天之靈。
（本文原載於《船山學刊》2014年第3期，《廣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學刊>創刊百年專題》「刊慶專欄文稿」欄目精選文章。）
（作者簡介：夏劍欽（1945－），男，湖南瀏陽人，嶽麓書社原社長、編審，《船山全書》整理編校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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