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
新版《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1月）第十三冊，收有傳說為王夫之（1619-1692）所撰的一部講佛家唯識的小書《相宗絡索》。此書的編校一共使用了四種印本和一種寫校本。四種印本依次為民國十年（1921）衡陽文明印刷公司石印本，民國廿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書店《船山遺書》本，民國廿三年（1934）至廿五年（1936）《船山學報》第六期至第十期連載本，以及1989年中華書局《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三卷第三冊選編本。寫校本為佛學家王恩洋（1897-1964）遺稿，1988年由任繼愈（1916-2009）轉給《船山全書》編委會，現存湖南圖書館。已故船山學專家、《全書》主編楊堅（1923-2010）在《〈相宗絡索〉編校後記》中說過：「文明本（按：即衡陽文明印刷公司本）為本書現存之最早印本（實亦本書之首次印本，視其猶早者唯有寫本，而迄今並無發現）。」
至今雖未發現《相宗絡索》早期寫本，但王孝魚（1900-1981）在其遺作《〈周易外傳〉擇要譯解》（《船山學報》1984年第1期）中曾經提到梁啓超藏有抄本一部：
梁任公先生曾給我們講過《中國歷史研究法》，我與先生之弟為中學大學同班同學，常到先生書齋進謁請教。有一次談到船山，先生說，他並不曾對船山著作仔細閱讀過，除了《讀通鑑論》和《永曆實錄》二書，而且還是由他好友譚嗣同的介紹才重視起船山來，但是人事紛擾，一直無暇專精，希望後起青年來彌補，並特別指示我，將來如能在此一方面用功，要注意船山在認識論上的獨到見解。先生還告訴我，他有一抄本的《相宗絡索》，也是船山所著，如願看時，可以借去，可惜我當時還未注意及此，機會錯過了。我以後比較能細心深入地研讀船山先生各種專門著作，不能不說與任公先生給予我的這一推動力大有關係。
船山學研究者大概都看過這篇文章，但可惜都沒去追蹤一下梁藏抄本的下落，《船山全書》編委會也忽視了這一點。在《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影印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子部釋家類」，著錄有一冊「衡陽圖書館石印本」的《相宗絡索》（第280頁），我想它可能就是梁啓超對王孝魚提過的那個所謂「抄本」。此書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136734），是印本，絕非抄本（見右圖），而且文字與《船山全書》使用的諸本都不相同。它與衡陽文明印刷公司本（《全書》本《相宗絡索》最主要的底本）有什麼關係值得深究，而楊堅提出的「文明本為本書現存之最早印本（實亦本書之首次印本）」一說也不是沒有商榷的餘地。就我能檢索到的，國內的船山學研究者似乎從未使用過國圖的這個梁藏本，這同船山佛學思想研究一直不是熱點大概有些關係。任繼愈在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期間（1987年至2005年），雖然於1988年協助《船山全書》編委會找到王恩洋的寫校本，對船山學研究立下很大功勞，可惜未能做足摸清家底的工夫，沒注意到自己眼皮子底下還有一部《全書》未能使用的《相宗絡索》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