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國大革命為主題的油畫。
《暴力與反暴力: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作者:（美）譚旋 譯者:黃丹璐 版本:漢唐陽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法國大革命反思錄》作者：（英）埃德蒙·柏克 譯者：馮麗 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
《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輿論與謠言》作者:（法）阿萊特·法爾熱 譯者:陳旻樂 版本:文匯出版社 2018年3月
今年是法國大革命爆發230周年，當我們想到中國乾隆年間或日本德川幕府時期，會覺得那是在很遠的古代，但提到同時期的法國大革命，我們卻會感到離現代很近。1789年爆發的這場大革命推翻了法國君主制，它所宣揚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口號，席捲了整個歐洲大地，並且影響了現代世界歷史。由於雅各賓派後期的恐怖統治，最終導致了革命失敗。儘管如此，巴黎民眾攻克巴士底獄的7月14日，迄今仍是法國的國慶日，而馬賽民眾向巴黎進軍所唱的進行曲，迄今仍是法國的國歌。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歷史大事件，從十九世紀起，許多歷史學家都曾試圖描述和解讀它，產生了基佐、梯也爾、米涅、託克維爾和伯克等名家名著，甚至狄更斯、雨果、託爾斯泰等文學家也在作品中思考它。到了二十世紀，歷史學家更多是從「形勢」或「觀念」兩方面解釋革命中的大眾暴力，前者強調外敵入侵和反革命浪潮的興起，後者強調盧梭「公意」理論的烏託邦影響。
「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
二十一世紀以來，歷史學家又試圖對法國大革命做更細緻的實證研究，美國學者譚旋的《暴力與反暴力》便是這方面的一部力作。
按照作者的說法，此書是從宏觀上解讀從革命伊始到羅伯斯庇爾統治結束這一時期內的主要事件，並著眼於領導層內部暴力文化的興起及革命領袖與普通民眾對此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書中採用了大量手稿和文件，如議會記錄、報紙和宣傳冊等資料，尤其是採用了當時普通人的信件和日記。
這些普通人中有男性和女性、平民和貴族、巴黎人和外省人，有議員、地方法官、出版商、商人、退休人員、官員妻子和士兵。他們大都熱誠擁護革命，有的傾向君主立憲派，有的傾向吉倫特派，有的傾向山嶽派。此書反覆引用了其中四個人的書信，他們都屬於支持雅各賓派的中產階層，即地產代理人約瑟夫·科爾森、出版商尼古拉·呂奧、婦女積極分子羅莎莉·朱利安和數學教師吉爾貝·羅默。
此前的大革命研究採用的第一手材料主要是回憶錄，由於這類著述都是事後敘事，已經是帶有後見之明的事件重構，而親歷者的書信則是處於現場的語境中，他們無法預知形勢的發展，其言論或許不能反映那個時代的全貌，但無疑表現了親歷者的觀感和情緒，因而對於研究當時人的心理狀態，探討革命的成因及恐怖政治的出現，顯然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法國大革命的導因是財政和金融危機，增加稅收導致第三等級與僧侶、貴族集團的矛盾激化。十八世紀末的經濟繁榮並沒有給普通民眾帶來財富，反而讓他們加深了不安全感。這種焦慮在革命前就已經表現出暴力傾向，各地因糧食價格上漲不斷發生搶劫事件，巴黎的暴力傾向更是明顯，「整個城市被戾氣籠罩，任何瑣碎的原因都可能成為攻擊整個統治階層的導火索」。
但至少從當時人的書信看，大革命的爆發是完全出乎人們意料的，第三等級反對貴族和僧侶的特權，但仍然擁護君主制。為了反擊貴族和僧侶集團的抵抗，巴黎市民於7月14日攻佔了巴士底獄，接下來廢除了領主特權，頒布了《人權宣言》，對此呂奧寫道：「我們都將是新人。」朱利安則用「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來讚頌人民。所有人內心都充滿歡樂和驚喜，相信每個公民從此都享有平等權利。
然而，人人都是兄弟的觀念很快就破滅了，對舊制度和特權階層的仇恨導致群體性暴力事件頻發。第三等級仍在主導著革命，但越來越多的城市工人、婦女和農民也參與進來，他們的激進訴求甚至使革命發起者感到震驚。呂奧寫道：「僅憑藉自由二字，人們就可以在廣大農村燒毀房屋、城堡和村鎮。」代表著底層的街區議會和國民自衛軍連隊越來越不受國民議會和市鎮政府的約束，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
今天看來，無論是保王黨的斐揚派，還是由雅各賓派分裂成的吉倫特派、山嶽派，最初都是支持1789年的革命的。但法國大革命的一個特點就是，基層比上層激進，民眾比政治家激進，農村比城市激進。既然「公意」代表不可置疑的正當性，不同政治派別為了迎合民眾，只能競相表現激進，而相對保守溫和的一派最終都會落敗。
從法國革命的整個進程看，沒有一個行動是事先安排好的。從三級會議到國民議會，再到立法議會，再到國民公會，最後建立巴黎公社、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每一個事件都是民意在推動，每一個新的機構都是在否定前一個機構，而所有人都受到形勢的操縱，「形勢比人強」這句俗語在大革命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激情和恐懼給暴力帶來「合法性」
正如作者所言，整個大革命期間，對變革的期望總是與恐懼和焦慮相結合，害怕革命帶來的混亂，害怕特權階層的報復。陰謀論開始盛行，例如羅默就相信，所有事件背後都是由滲透到內部的敵人策劃的。吉倫特派領袖布裡索認為，最大的敵人是偽裝成自己人的陰謀家，他們都自稱是愛國者，互相攻擊對方是叛徒，將對貴族和僧侶的仇恨轉移到彼此身上。
舊制度傾覆的危機和無政府狀態讓人們感到恐懼，當時的重要現象是謠言盛行，對處於危機社會中的民眾來說，這種即興新聞最容易產生影響。正如歷史學家布洛赫所說：「我們很容易相信我們需要相信的東西。」謠言在傳播過程中會篡改得面目全非，傳播者試圖通過誇大危險來合理化自己的恐懼。許多消息都是誇大的，科爾森沮喪地寫道：「消息與謠言混合在一起，毫無疑問這是不真實的。」恐懼源於謠言，而謠言又引起動蕩，進一步撕裂了社會的信任紐帶。
激情和恐懼給暴力帶來了合法性，羅默在信中寫道：「理性也許需要恐怖相伴。」恐懼和不安全感也促進了鼓勵告發之風，斐揚派領袖米拉波認為告發他人在專制時期是令人厭惡的，但在革命危機時期卻是一種美德。只要是為了國家利益，告密即使不屬實也不會受到追究，發展到後來，愛國者之間也開始互相告發。
許多人為了避免被告發，往往先發制人地告發鄰居。這種產生於社會基層的相互告發形成了惡性循環，預示了1793年至1794年間的制度性恐怖。在1789年夏天，科爾森與友人的通信中就首次提到「推翻國民議會和襲擊巴黎」的陰謀，呂奧在家書中也推測王室推翻議會的陰謀。在地方上，貴族被軟禁在私宅中，不服從管理的教士被遷出教區，甚至囚禁他們，哪怕他們從未參加過政治活動。
1791年6月國王的出逃未遂，更加使民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恐懼，認為如果出逃成功，革命將歸於失敗。當1792年8月民眾攻佔杜伊勒裡宮，宣布廢除帝制，成立國民公會和巴黎公社後，朱利安在給丈夫的信中寫道：「公意從現在開始將成為統治首都的開明暴君。」隨後就發生了民眾衝進監獄，自行處死囚犯的事件，而無論是吉倫特派還是山嶽派成員，都對此表示支持，認為這是必要之惡。
1793年1月21日，國民公會投票贊成處決路易十六，這成為暴力文化的一個關鍵先例，在根本上消除了國民觀念中政治暴力的邊界，科爾森對未來感到焦慮，但仍懷著一種歷史感寫道，此事將「迴蕩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迴蕩在時間的盡頭。」馬拉的遇刺讓仇恨和恐怖愈演愈烈，一位雅各賓派的發言人聲稱：「是時候讓恐怖成為時代的新秩序了。」隨後通過的「嫌疑犯法令」規定，凡是不能證明自己具有公共精神的人都可以被視作嫌疑犯，在1793至1794年恐怖最盛期間，巴黎和各地被處以死刑的人數高達四萬人以上。
推翻帝制後，愛國者對革命內部的敵人產生恐懼，進一步加劇了對恐怖統治的狂熱。臨時組成的法庭判決的結果要麼是死刑，要麼是無罪。正是因為對內部敵人的恐懼使吉倫特派的布裡索、佩裡昂、羅蘭夫人等人走上斷頭臺，也是因為對恐怖的恐懼使山嶽派的丹東、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等人走上斷頭臺，而所有人在臨刑前都表現得很勇敢，沿途高唱愛國歌曲，觀看行刑的民眾則高喊「共和國萬歲！」
他們都渴望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支持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理念，但最終卻互相迫害，正如支持山嶽派的呂奧在書信中寫道：「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兒女。」一如作者所言，此後的督政府、執政府和法蘭西帝國都將在政治生活中訴諸暴力，其遺產一直延續至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
法國錯過以自由立國的時刻
本書作者採用了一些新的文獻資料，尤其是當時親歷者的個人書信，對於想要深入了解法國大革命的讀者，此書提供了大量翔實的歷史細節，其中不乏頗有見地的觀點，如作者通過對地方暴力的描述，不認同託克維爾的一個結論，即舊制度與革命晚期的中央集權存在著連續性，而是強調1789年至1793年之間的中央與地方的分權特徵，它導致了一種不確定和不信任氛圍的出現。
但是，由於民間資料的搜集難度很大，此書未能由資料建構起一個完整的歷史敘事，作者基本上是將文獻資料安排在一個既定的歷史框架下，作為宏觀敘事的補充，由於作者基本上秉承主流的法國大革命史觀，如選擇的四個主要樣本都是支持雅各賓派的愛國者，因而此書給讀者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卻很難說提供了一種新的觀點。總的來說，此書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從「形勢」方面解釋暴力的理路。
如果說作者試圖在全書貫穿一種新觀點，那就是在回答國民議會和民眾為什麼會選擇恐怖統治的問題上，將暴力的發生歸因於某種群體性的恐懼情緒，由害怕王權復闢一步步發展到害怕內部敵人的陰謀，作者引用的書信資料中大都是憤怒、悲痛、歡呼、焦慮、憎恨以及巨大恐懼之類的情緒性內容，儘管這些寫信者都是伏爾泰、盧梭的信徒，但幾乎沒有人在信中表達自己對形勢的冷靜思考。
作者試圖告訴讀者，啟蒙運動的自由、平等觀念已成為法國社會共識，使得大革命的發動者深切同情平民的生活狀況，他們熱愛自由、平等，稱頌寬容、公平正義和人民主權，並對於將昔日的戰友送上斷頭臺感到痛苦和震驚，而民眾也都是善良和高尚的個體，但他們最終卻由於恐懼而選擇了暴力的政治文化。
也許這正是歷史的實情，此書使我們了解到當時人的心態，並且得出一個印象，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激情多於思考的歷史運動，充滿戲劇性情節和複雜情感，在各種事件發生時，多數人往往是出於自我保存的本能做出反應，為了拯救大革命，精英們不得不極力迎合民眾的激進訴求，將大革命推向他們未曾預料到的軌道。
但是，僅憑當事人書信中透露的焦慮和恐懼情緒，人們仍然無法理解追求正義的初衷最終是如何和恐怖統治結合起來的。換言之，作者沒有在「公意」和暴力的關係上進一步尋找文獻資料，做出更加令人信服的分析，這不能不說是本書的一個缺憾。
實際上，此前許多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在這方面已經做出了令人矚目的結論。因此，要想了解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還需要閱讀伯克、託克維爾和阿倫特等人的著作。託克維爾早已指出，大革命的暴力結局是因為民眾為了平等而忘記了自由，阿倫特同樣指出，法國大革命之所以會失敗，原因在於最初的「自由引導人民」變成了「平等引導人民」，這導致法國革命者採取了蔑視法治的態度。
兩千多年前的亞里斯多德就曾指出：「一旦法律失去其權威，平民領袖就應運而生了。平民大眾合成了一個單一的人格，變成了高高在上的君王，民眾並不是作為個人執政掌權，而是作為眾人的整體。」由於本書作者注重恐懼的作用，未能強調「公意」也會導致法治失範，所以他雖然反對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政治，但對民眾暴行卻沒有表示譴責，而只是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身份為何能同時存在於革命者身上？當現代人處於同樣的情境中時，是否能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羅伯斯庇爾臨終前說道：「我們將會逝去，不留下一抹煙痕，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我們錯過了以自由立國的時刻。」這句話的前半句是錯的，羅伯斯庇爾本人已經名垂史冊，但後半句卻是對的，當法國大革命在絕對平等的名義下，最終以民眾的意志取代法律時，它就錯過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景凱旋（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