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向來被我國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以及百年屈辱的肇始。中英《南京條約》更被當成中國近代史上「喪權辱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鼻祖。
作為天朝的大清國，經此歐洲化條約的規範，除了賠款割地之外，不得不屈尊變成了一個和英國一樣對等的國家。這對在文化政治心態上一直認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而言，的確是「不平等」的。英國獲得了在中國東南沿海開放五個通商口岸等等的權利，從長遠來看，天朝確是在此戰中被打開了缺口，繼而日形崩隳的。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
第一次鴉片戰爭對大清國並未產生多大的影響。在北京看來，這不過是與英吉利國的「夷人」在邊境進行的一次衝突。有人一直在問，或者說責備清廷，為何從此戰結束的1842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1856年這14年間，竟然沒有進行任何近代化的改革。
這一問題，只在用後來所接受的近代化的歷史觀念，來以倒放電影的手法看待這段歷史的時候，才有一定的意義；若從乾隆朝以降的中華帝國之下的廣泛的朝貢貿易的角度來看，特別是自乾隆中期以來就日漸擴大的中英貿易糾紛的具體歷史情景中去看，這一問題實屬求全責備，因為天朝的整個宗藩體系和朝貢貿易體系，並未因此而出現根本性的動搖。比如，這14年間，朝鮮仍舊年年遣使北京朝貢，在紫禁城或者圓明園裡對大清天子三跪九叩頭，依舊在北京做著朝貢貿易，整個大清政治中樞所看到的萬國來朝的世界圖景，並未被顛覆。
其實，第一次鴉片戰爭對現代中國人所具有的若干劃時代一般的重要意義，絕大部分都是在中國自身最終也走上了追隨歐美的西化之路以後，人為放大出來的。而這种放大，本身已是扭曲了當日中國歷史圖景的做法。
「夷」的變與不變對清代中國而言，切實的痛定思痛，主要發生在1856—1860年的與英法聯軍進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上。這次戰爭對清代中國的影響，遠甚第一次鴉片戰爭。
此戰分為兩段，前半段是自1856年戰爭在廣州爆發到1858年《天津條約》的籤訂，後半段是從1859年戰火在天津重燃到1860年秋《北京條約》的籤訂。對中國的衝擊，主要發生在後半段，在這期間，京津先後失陷，圓明園被英法聯軍一把火燒去了大半，鹹豐帝倉皇逃至熱河並很快駕崩在那裡，慈禧連同恭親王奕訢控制了清廷的權力中樞。
1860年10月，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第二次鴉片戰爭是自1644年清軍入關以來，清廷遭遇的最嚴重的危機，比當時太平天國在南方所形成的衝擊還要巨大。戰後，清廷開始在多層面上舉行改革。在對外一層，除了連連籤訂若干近代的西式條約之外，還於1861年初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者「總署」。這一機構的成立，對中外關係影響甚大。
總理衙門本來是留京負責同英法聯軍議和的恭親王奕訢，也就是鹹豐皇帝的六弟，提議建立的一個應付英法等國事宜的臨時機構，準備戰事一結束就裁撤。誰知陰差陽錯，這個衙門被英法等國家視作中國的外交部，結果不僅沒有被裁撤，反而日漸壯大，以前負責對外事務的禮部，很多權力都逐步轉移到了總理衙門身上。簡言之，對西方國家而言，中國從此有了外交部。另外，總理衙門也是近代東亞歷史上的第一個外交部。
但天朝官員們卻不願意去總理衙門上班，因為其職務是要跟西洋「外夷」打交道，這對深受孔孟教誨的科舉出身的文官們，在文化心理上未免是一種強烈的刺激。雖然康熙、雍正和乾隆這些先皇，曾經和很多西洋人士打得火熱，比較出名的可能就是清宮御用畫家、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等人了。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的這個已經完全體制化了的時代，交往西洋「夷人」對士大夫們而言，真如要丟掉節操一般。當時士大夫的偏見之深，已經到了連英國人都覺得非常惱火的地步了，乃至於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第51款特別規定，日後中國官方文書稱呼英國官民的時候不得使用「夷」這個字。
嗣後中國開始廣泛地用「洋」字代替「夷」字。這一變化的結果，就是現在的我們一提「夷人」，總想到的西洋的「夷」，卻忽略了朝鮮這一「東夷」並未因為這場戰爭發生任何改變。一直到1880年代的時候，光緒皇帝在硃批奏摺裡照樣稱呼朝鮮為「東夷」。從這個角度來看，
天朝從來不以西人為自我認同的必需因素，相反，天朝因朝鮮而存在。
天朝開辦新外交當時天子召見「外夷」，自然也成了有乖體制之事。鹹豐帝逃到熱河行宮後駕崩在了那裡，其實他到死都不願意回京，因為回去後不免要召見英法美俄這些「外夷」，若這些「夷人」不給天子行三跪九叩頭的大禮，則天子顏面和天朝體統何在？真有些戰敗事小而見外夷事極大的味道。
另一方面，朝鮮的使臣一如既往的恭敬，甚至要求去熱河覲見鹹豐帝，意在表示慰問。有此天壤般的對比，也難怪天子要顧及天朝顏面。在這種氛圍之下，在總理衙門這個新「外交部」上班的官員，均是其官職本任之外的兼差。換句話說，這所外交部內是沒有職業外交官的，大家都是來打打短工。不過，在恭親王的勤勉督促之下，該衙門還是一路撐了下來，同時漸漸學習如何用西方的路數去同西方人打交道。這在我們中國「外交」史上，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總理衙門的設立，在中國「外交」史上是一大變化。這個時候，西方的傳教士，也紛紛來華傳教，在上海等通商口岸興辦西式的教育結構，擴大文教上的影響。中國人自己也開始衝破內部層層的阻撓，成立工廠，學習西方的武器製造和軍事技法，建立西式的學堂學習西方數學、物理、化學等新科目。
一時間，舉國大興洋務，是所謂「洋務運動」，其實就是一場兵敗之後的向「外夷」學習的運動，而其宗旨之一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運動，其氣魄和膽識，均可謂遠邁千古。
在思想層面，這個運動深刻改變了中國人對自身和世界的認知。隨著歐風美雨的浸染，很多知識分子意識到中國並非是天下中心，而且天下大勢也並非是中國所可主導的。
1864年，總理衙門刊印了由在北京同文館執教的美國人丁韙良（W. A. P. Martin）擇譯的美國人惠頓（Henry Wheaton）寫的國際法著作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取了一個很好的名字《萬國公法》，然後頒發給地方督撫學習。這是中國刊印的第一部中文的西方國際法著作。在中文版的卷首，增加了英文版中所沒有的「東半球」和「西半球」兩幅世界地圖及相關解釋。凡是看過的人都該明白：聖賢以來的「天下」觀念，需要重新理解了。
《萬國公法》1864年京都崇實館本。此處京都指北京。 按照道理，有了國際法，中國在外交上多少應該得心應手才對。這對於中國同歐美國家的交往，的確如此。但當涉及到中國同其藩屬國的關係的時候，國際法也將北京拖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頓之中。
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藩屬國同中國一樣，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而中國認為其藩屬國並非是獨立的主權國家。雙方往來辯論，互相不服。朝鮮很快成為了這種爭論的中心之一，涉及到了法、美、日、英、德、俄等多個國家，變得異常複雜。
朝鮮是誰：屬國vs.獨立國1860年代是大清的多事之秋，但其屬國朝鮮的局面也不甚安穩。1863年，朝鮮哲宗薨逝，因其無嗣，興宣君李昰應經過若干努力，成功使自己12歲的嫡次子李載晃入承大統，並改名李熙，是為朝鮮史上之第26代國王，也就是日後的高宗（朝鮮國王在位的時候，是沒有「哲宗」、「高宗」這些稱呼的，朝鮮當時代內部的歷史記載，一般稱其為「上」、「今上」、「當寧」等等）。
李昰應拜封「大院君」，代年幼的國王攝政，故稱「興宣大院君」或者「大院位大監」，統理國務。清廷按照典制，派遣欽使前往漢城，冊封李熙為國王。兩年後，國王大婚，配以閔氏之女，清廷又派遣欽使冊封其為妃。此即朝鮮末期參與黨爭甚為劇烈、對國王影響巨大的閔妃（閔妃1895年被日本浪人在朝鮮王宮中刺殺並遭焚屍，慘烈至極；1897年朝鮮改稱大韓帝國後，追封閔妃為「明成皇后」，所以我們要明白影視劇中的「明成皇后」一銜，乃是閔妃的身後事）。大院君的攝政時代，一直到1873年高宗親政為止。
大院君與閔妃。大院君是朝鮮自開國以來近500年中的首位攝政的國王本生父，其權傾一時，也就勢在必然。他一心想著整治這個國家，所以攝政之後開始在國內推行各項改革，但失利不少，不免造成一些動蕩。同時，他的正統思想濃厚，在外交方面一路沿襲著對中國的傳統「事大」政策，拒絕與他國往來。他也容不得與孔孟程朱分庭抗禮的天主教等「邪說異端」，所以在1866年初開始反對國內的天主教，一些朝鮮信徒以及法國傳教士漸次遇害，遂釀成了國際糾紛。正是這個糾紛，開始牽出了國際法下朝鮮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朝鮮的國際地位等重要問題。
知悉本國公民在朝鮮遇害之後，法國在北京的代理公使伯洛內（Henri de Bellonet）坐不住了，決定對朝鮮進行一次軍事遠徵。在遠徵之前，伯洛內就朝鮮與中國的關係問題，同總理衙門進行了一番照會往來，宣稱要攻克朝鮮，扶植新主。究其實質，不過是誇口恫嚇。
在之前的1865年，伯洛內曾經試圖通過總理衙門給朝鮮遞個話兒，告訴朝鮮幾名法國傳教士想去那裡布道。但總理衙門回絕他說，朝鮮雖然是中國屬國，但不過是奉中國正朔、行中國年號、向中國朝貢而已，政教禁令一切自主，中國向不幹涉。這種解釋讓這位法國代理公使很是摸不著頭腦，因為在他看來，朝鮮系中華帝國的屬國，中國自然對其有絕對權力，起碼有巨大的影響力，詎料北京連傳遞信息的事情也不願意接手。最後，他總結說中國政府對朝鮮沒有什麼權威或權力可言，並聲稱法國不認可中國對朝鮮具有的任何權力。換句話說，在伯洛內的眼中，朝鮮就是一個獨立國家，和中國沒有甚麼緊要的關係。
在這種認識下，伯洛內發兵去朝鮮江華島，和朝鮮打了一次仗，對周遭市鎮搶掠了一番，但並沒有獲得什麼切實的成果。朝鮮稱法國的攻擊為「丙寅洋擾」，因為1866年是丙寅年，其大大強化了大院君對洋人的仇視，使得大院君更容不得天主教這些「邪學」在本國散布了。
法國人遠徵過後，朝鮮大門依舊緊閉，這回連日本人也敲不開了。1868年，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終結，邁入了明治天皇時代，此後東京曾一度將對朝鮮的外交權力照例委託對馬藩的藩主宗義達負責，並由宗氏家族將明治新政府成立之事通報朝鮮。但是，朝鮮以日本書契違反傳統的禮儀格式為由，拒收來書，亦拒其來使。外務官員佐田白茅在釜山試圖同朝鮮東萊府使接觸，失敗歸國後大力倡議「徵韓」，此系近代日本「徵韓論」之濫觴。
1869年，日本組建外務省，外交權力開始逐步收歸中央。這是一個正式的外交部，和中國的總理衙門是截然不同的。1871年，日本政府推行「廢藩置縣」，進行中央集權，所以次年任命宗義達為外務大丞，也就正式廢除了延續幾百年之久的對馬島宗氏家族處理日朝關係的職權，將其收歸中央外務省直接負責。自此以後，日朝交往變成了日本中央政府對朝鮮政府的國家間外交。
然而，朝鮮當時對日本國內政治和外交體制的一系列變化並不清楚，循例堅持在其與對馬藩間的「交鄰」體系內處理雙邊往來，繼續通過原先接待「倭館」使節的東萊府使（「倭館」是日本來使在釜山的居住地），而不是通過位於首都漢城的中央機關禮曹，來接受日本外務卿的書函。圍繞著如何解決平等接觸等外交禮儀問題，日朝雙方相持不下。明治政府只有望洋興嘆，奈何不了朝鮮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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