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崇/美國德拉瓦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2014-08-12 07:31 來源：澎湃新聞
作為當代中國人的我們，要認識近世中國的歷史絕非易事，而最大的障礙是正確認識清代中國。如果對清代歷史沒有一個正確的認知，就無從理解清代中國的國際關係，特別是1880年代在越南同法國的戰爭，以及1890年代在朝鮮同日本的戰爭。這種清理認識的工作自不能一蹴而就，但有幾個方面卻是可以較快獲得改觀的。
在筆者看來，我們最好用一種較長歷史時段的眼光，來觀察近世中國歷史的開端。這裡的「近世史」，不同於我們平常談論的「近代史」，雖然在英文表述上都可以用「modern history」來概括。筆者所謂「近世史」開始於1600年代，也就是明代末期的時候。
為什麼要放在1600年代呢？因為這個時候，東北的女真部落開始迅速崛起，1610年代建立了後金國，1630年代發展為大清國，1644年入關統治中原，隨後開疆拓土，逐步將東北、蒙古、新疆、西藏、雲貴、臺灣等廣袤地域清晰地納入到中國版圖之中。到了乾隆朝末期的1790年代，清代中國已經成為歐亞大陸上一個多民族、多文化漸趨融合的大一統的中華帝國。
可見，當我們對別人宣講中國「自古以來」如何如何的時候，要特別地小心，不然不僅是沒有尊重歷史，更不能在國際上以理服人，容易陷入自說自話的窘境。
乾隆皇帝與雍和宮匾額。匾額從右至左，為滿文、漢文、藏文和蒙文。國人只要上過中學，就都學過一套朝代更迭的中國史，清代排在這條更迭線索之末，看上去和明代乃至之前的朝代並無本質的差別，依舊符合「封建制度」、「皇權統治」、「家天下」的界定。殊不知清代治下的中國同前朝相比，已經截然不同。這種不同，今天的我們，在經歷種種國家和知識構建的再造運動之後，往往視而不見、渾然不覺。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通俗的例子來展示這種差別。清代的皇帝，在我們今天看來，和明代的一樣，都是君臨天下之主，只不過他是滿人而已。時下流行的清宮劇所描述的皇帝，便是這種單一的天子的角色。但實際上，由於中國當時已經融合了許多民族的文化和歷史在內，人們在理解清帝的時候是存在一些不同的。
例如，乾隆皇帝這位中國螢屏上長盛不衰的男一號，在當時起碼身兼四種混合的角色：對於崇奉孔孟程朱的知識分子群體而言，他是天子、皇帝，自然也是君、是父；對於滿族這個統治集團而言，他除了是皇帝、君父之外，也是八旗的旗主，或者家主；對於蒙古外藩部落而言，他是大可汗；對於西藏而言，他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例如北京雍和宮內的清帝畫像，便是以文殊菩薩的形象出現的；而有清一代，歷世達賴喇嘛一直稱呼清帝為「manjusiri dergi han」，字意是「文殊師利上汗」，漢譯過來就是「文殊師利大皇帝」，所謂「文殊師利」就是文殊菩薩）。
可見，
清代皇帝並不好當，僅就文化上而言就是一項「苦差事」：除了要學滿、漢、蒙、藏等諸多文字不說，還要處理有關宗教上的很多事務。大約也正因為如此，清代入關以來，自第一代的順治皇帝至第九代的光緒皇帝，均是夙興夜寐、勤勉非常之人，沒有出過一個昏君，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曠古空前的。
清代中國已經是一個多元社會。如果不理解這一點，而僅僅是從天子或皇權的角度來觀察清帝乃至中國社會，我們將無從釐清現在很多的邊疆問題是怎麼來的，也無從真正了解我們所繼承了的近世中國。其後果，則與盲人摸象無異。
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沿途所見。20世紀末，美國歷史學界出現了幾位主要靠滿文來研究清史的學者，他們注重清朝作為滿族統治的國家的層面，其研究路數被稱為「新清史」。所謂的「新」，簡單說來，是強調滿文和注重滿族自身的風尚傳統，這無論對中國還是日本的學者來說，都無所謂「新」可言，並且「新清史」的很多觀點也並非不刊之論。
然而，「新清史」的出現竟令許多國人神經緊張，覺得這批外國人是要模糊「中國」的歷史，其心可誅。何以至此？原因不外兩種：一來是這些人因不懂滿文而叢生莫大的恐懼（很多人大約並不知道，現在新疆伊犁錫伯族自治縣的錫伯族同胞，母語其實就是滿語，他們的祖先是乾隆中期開始從東北遷到新疆戍邊的；1949年以來的中國大陸的有關清朝的滿文檔案，主要是依靠為數不多的幾名錫伯族學者翻譯為漢語的）。二來是在忽然發現清代中國竟可以有如此多元的歷史表述之後，這些人固有的知識體系受到了衝擊。
其實，如果對自己國家在近世的演變有所了解，我們會平和許多——滿文有清以來就是中國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何必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與此相照應，現在頗有一些人要發動「漢服」運動，殊不知這是在開中國歷史的倒車，對我們當前的國家和社會並無裨益。
清代中國在這樣一個多元的構建下，有兩個負責外事的系統：一個是理藩院，一個是禮部。理藩院的前身是蒙古衙門，主要執掌蒙古各外藩的事務，在入關後也負責新疆等地回族事務以及中國-俄羅斯的事務。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俄羅斯同中國的交往都是通過理藩院進行的。
但除了俄羅斯之外，理藩院主要處理的是中國版圖之內的民族事務，並不是對外的外交事務。真正負責外交的，是六部之中的禮部。禮部下面有四個司，其中的主客清吏司是負責外藩屬國事務的主要機構，朝鮮、琉球、越南、緬甸、蘇祿、英國、法國、荷蘭等等國家對中國的「朝貢」事宜，主要由主客清吏司來管。
理藩院和禮部各自負責接待的這些政治單元，經常可以在北京或者熱河碰頭。1780年，朝鮮知識分子樸趾源跟隨其擔任朝貢使團正使的堂兄樸明源來華慶賀乾隆帝70大壽，就在熱河行宮見到了蒙古各部和回部的王公，以及六世班禪額爾德尼。
那麼在這麼多的政治單元中，朝鮮的地位如何呢？朝鮮最重要的作用是扮演萬國來朝中的「遠人」一角。「遠人」是一個文化上的概念，其身份的認同取決於同中國在文化上的關係，而非地理上的遠近。朝鮮雖然與中國一衣帶水，但在文化秩序上位列「東夷」，所以在宗藩政治話語中是「遠人」、「遠國」、「偏壤」等等，其目的是要凸顯中國是天下文明中心的地位。
一方面，朝鮮年年赴京朝貢，演習和施行若干禮儀，示範並強化一種「外夷」恭奉天朝中國的體系。這一作用早在明代就十分明確，而清代作為滿人建立的王朝對此更為重視。另一方面，中國也可以不斷通過對朝鮮的恩賜和懷柔來昭顯「懷柔遠人」的天朝情懷。
英使馬戛爾尼單膝跪地覲見中國皇帝。可以說，朝鮮是清代宗藩體系中的「模範」和「標尺」。在北京看來，其他國家都應該像朝鮮那樣謹守禮法，虔心向化，敬奉天朝這一文明中心。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曾圍繞是否要對乾隆皇帝施行三跪九叩頭之禮，與中方發生禮儀衝突。在天朝語境中，朝鮮使臣年年向中國天子磕頭進貢，甚至3年前越南新君阮光平也曾親自覲見磕頭，區區一個英吉利國的使臣有何資格就此討價還價？後來，乾隆皇帝同意英使以單膝跪地行禮，但其外交和商務的使命均告失敗。天朝並未因為失去了一個馬戛爾尼，而感到有任何不妥。
馬戛爾尼走了以後，朝鮮使臣仍舊年年進貢磕頭。在這年復一年的進貢磕頭的背後，中朝兩國在君臣道義上也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換言之，朝鮮一旦有事，中國決不可能袖手旁觀，否則就不能自稱「天朝」、「上國」，也就不符合「中國」之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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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 甲午戰爭120年，東亞近代國際關係史，中朝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