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作者認為對可能遇見的外星文明仍懷有希望；黑暗森林法則是基於對歷史的狹隘理解。它只是對中西方文明碰撞中推斷出的一般行為。但劉慈欣自信地回答說，中國與西方間的過往代表了一種更大的模式。在歷史上，很容易找到使用先進技術欺壓其他文明的例子。
（原標題：What Happens If China Makes First Contact?）
網易科技訊11月15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導，中國在貴州省的喀斯特山區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FAST)，其中一個用途是接聽來自地外文明的信息。日前，《大西洋月刊》高級副總編羅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造訪了這裡，並與中國著名科幻作家劉慈欣進行了深入交流，討論了關於黑暗森林法則的不同看法。
去年一月份，中國科學院邀請中國優秀科幻作家劉慈欣訪問西南地區最新的國家級球面射電望遠鏡。這座巨型望遠鏡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射電望遠鏡，其寬度幾乎相當於美國阿雷西沃天文臺設在波多黎各的望遠鏡的兩倍。這座巨無霸的精度極高，即使間諜衛星不對外發射信號時也能被它檢測到。但它主要還是為科學研究服務，同時還有一個非比尋常的角色：地球上第一個用於監聽外星文明信號的設備。這意味著如果未來十年內有外星智慧生物的信息從太空傳來，中國很可能會首先聽到。
從這點來看，劉慈欣被邀請去參觀這座射電望遠鏡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在中國探索宇宙的事務上有著非常大的號召力，中國國家航天局有時會邀請他去參與各項科學考察。劉慈欣是中國科幻文學領域當之無愧的領頭人。很多中國科幻作家習慣於稱其為「大劉」。在過去的幾年裡，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的工程師們一直在向劉慈欣通報這座大型射電望遠鏡的建造進展情況，同時也表明劉慈欣是如何在激勵著他們的工作。
圖示：位於貴州山區的巨型球面射電望遠鏡
但不得不說，邀請劉慈欣參觀這座設備也是一個奇怪的選擇。他的書中有很多關於與外星文明接觸風險的內容。他警告說，「其它智慧物種的出現」可能即將到來，並可能會導致人類的滅絕。他在一本書的後記中寫道：「也許在一萬年之後，人類所注視的星空將繼續保持沉默。但也許當我們再次從睡夢中醒來，會看到地球軌道上懸停著如月亮般大小的外星飛船。」
近年來，劉慈欣已經躋身全球知名作家的行列。 2015年，其科幻小說《三體》獲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曾告訴《紐約時報》，《三體》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帶給他一種全新的宇宙觀。劉慈欣還告訴我，歐巴馬的工作人員曾要求他提供第三部的新書樣本。
在第二部的末尾，書中一位主角描述了三部曲的核心思想。他說，任何文明都不應該向宇宙宣布它的存在。當宇宙中的其他文明意識到該文明存在時，都會將其認定為一種潛在的威脅，所有的宇宙文明都會去消滅競爭對手，直到遇到一個擁有高超技術的競爭者將自己淘汰。這種殘酷的宇宙觀被稱為「黑暗森林法則」，因為它把宇宙中的每一個文明都想像成一個隱藏在黑暗森林裡的獵人，聆聽著潛在對手發出的聲音。
劉慈欣《三體》三部曲的情節始於20世紀60年代末，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向附近的星系發出信息。收到信息的文明開始了長達幾個世紀的入略地球計劃，但這位女性對人類的生死存亡並不在意。而外星文明所發射的粒子擾亂了地球的粒子加速器，阻止人類在基礎物理學方面取得任何發展，世界的發展速度被極大減緩。
科幻小說有時被稱為未來文學，但歷史寓言仍是其主要模式之一。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是以古典羅馬為基礎，而弗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則借鑑了過去貝都因阿拉伯人的歷史。但劉慈欣並不願意把自己的書和現實聯繫起來，他也告訴我，他的創作受到地球文明史的啟發和影響，特別是「技術更先進的文明和原住民之間的相遇」。這樣的遭遇常常發生在十九世紀，當時位於亞洲的中國閉關自守，但隨著歐洲航海帝國的紛沓而至，曾經的天朝大國不復存在。
今年夏天，我前往中國參觀這座新落成的天文臺，參觀前先到北京與劉慈欣會面。我喋喋不休地問他關於《三體》改編成電影的事情。 「人們都希望它能夠成為中國版的《星球大戰》，」他說，看起來很無奈。電影的拍攝已經在2015年年中結束，仍處於後期製作之中。期間整個特效小組甚至都被替換了。 「說到製作科幻電影，我們的系統還不夠成熟，」劉慈欣坦言。
我曾經把劉慈欣這個採訪對象作為與外星文明接觸方面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但我也想知道當我在參觀新的射電望遠鏡時會發生什麼。翻譯員轉達了我的問題後，劉先生停止抽菸，笑了起來。
他說：「這看起來已經超出了科幻小說的範疇。」
一個星期之後，我乘上高鐵從上海出發，沿著一條高架鐵道向南走，看到兩旁的高樓大廈模糊不清向後退去，每一幢城市巨型建築中都充斥數不清的窗戶。從2011年到2013年，中國水泥混凝土澆築量要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的水泥混凝土澆築量還要多。中國已經開始在非洲修築鐵路，並希望國內的高速鐵路能夠延伸到歐洲，甚至穿過白令海峽的隧道抵達北美。
圖示：中國著名科幻小說作家劉慈欣
隨著列車駛向內陸，摩天大樓和起重機開始逐漸減少。列車在青翠的稻田間、在低矮的薄霧裡穿梭，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古代的中國。那時的中國將文字傳播到亞洲各地;把金屬幣，紙幣和火藥帶入人類生活;建造了如今仍在灌溉梯田的河流乾渠。當一路向西，鐵路旁的丘陵越來越陡峭，山丘越來越高，直到我不得不斜靠窗戶才能看到整座大山。每隔一段時間，漢斯·季默（Hans Zimmer）的低音配樂和報站聲就會響起。當兩列火車會面時，車窗外滿是晃眼的白光，玻璃在列車對向的高速中發出嗡嗡的振動聲。
時值中午，列車抵達了貴陽市火車站。這是中國最貧窮，最偏遠省份之一的貴州省省會。貴陽高鐵站是一座閃光的海綿狀建築。政府推動下的社會轉型似乎正在進行，車站內勸導禁菸的標誌隨處可見，揚聲器反覆提醒乘客「保持良好氛圍」。當一名年長的男子突然插到鐵道邊時，一名保安人員在數百人的面前拉住了他。
第二天早上，我穿過下榻的酒店大堂，見到了帶我去天文臺的司機。整個車程長達四個小時，在開了兩個小時之後，他下車冒雨走到三十米開外的農田中，一位老婦正在田間收割稻穀。司機向她詢問100公裡開外的天文臺所在方向。由於言語不通，雙方經過多次斷斷續續地溝通之後，老婦人拿著她的鐮刀指向一個方向。
我們再次出發，穿過一個個小村莊，超過一輛輛摩託車和路邊的行人。沿路的一些建築物屋簷上翹，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另一些則是新建的，其中的居民是由天文臺搬遷至此。
即便在科學界，搜尋地外文明（SETI）也常常往往被嘲笑為一種宗教神秘主義。大約20年前，美國國會以內華達州參議員理察·布賴恩（Richard Bryan）提出的一項預算修正案駁回了美國的尋找地外文明計劃。布賴恩指出，他希望這將是「花納稅人的錢進行火星狩獵季」的終結。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是中國而不是美國建成了首座以搜尋地外文明為主要科學目的之一的無線電觀測站。
搜尋地外文明確實與宗教有一些相似特徵。它的動機也是人類對聯繫和超越的最深欲望。其關注的是人類起源問題，關於自然的原始創造力，關於我們在這個宇宙中的未來問題，而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傳統宗教已經變得對許多人毫無說服力的時候。但搜尋地外文明是否有助於解釋這一切尚不清楚，也不清楚當時美國國會為什麼決定不再資助搜尋地外文明。因為政府此前很樂意花上數億美元來探索那些諸如黑洞和引力波等尚不明確的現象。這些耗資巨大，持續時間漫長的任務都是在目標還僅僅是一種概率性時就啟動了。就像達爾文所表達的那樣，智慧生命可以在地球上演化並不是一種投機的可能性。事實上，搜尋地外文明可能是達爾文主義所提出的最有意思的科學計劃。
即使沒有美國政府的資助，全球搜尋地外文明的熱情正在上漲。今天的射電望遠鏡技術已經可以把遙遠的恆星帶到人類面前，我們也可以看到環繞它們運行的行星。下一代的觀測技術正在發展之中，藉助於新的技術手段，我們的觀察將能夠深入到這些行星的大氣層中。 搜尋地外文明的研究人員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或將成為未來的思想家。他們已經在想像先進文明可能使用的技術，以及這些技術在可觀測的宇宙中所產生的跡象。他們已經瞭然如何從虛空中發現人造汙染物的化學痕跡，他們知道如何篩查宇宙中浩瀚的星體，將行星從超新星爆炸波的餘暉中解析出來。
2015年，俄羅斯億萬富豪尤裡·米爾納（Yuri Milner）斥資1億美元資助了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科學家領銜的SETI計劃。該團隊在一天之內進行的觀測要比十年前的一整年中所做的觀測還要多。2016年，米爾納又向星際探測任務贊助了1億美元。該項目在智利沙漠深處建造了巨型雷射陣列，其發出的光束將會推動多個超薄探測器前往在四光年外的阿爾法半人馬座，科學家通過探測器可以仔細觀察阿爾法半人馬座的行星。米爾納告訴我，探頭的攝像頭可能能夠分辨出行星上的大陸。研究團隊模擬發射了這樣的一個光束，並注意到其與地球天文學家經常發現的神秘「快速射電爆發」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表明它們可能是由類似的巨型雷射陣列產生的，或許目的也是為探索宇宙中的其他地方。
米爾納所資助研究團隊的負責人安德魯·西米恩（Andrew Siemion）正在積極研究地外文明的可能性。在中國的巨型射電望遠鏡尚未建成之時，西米恩就前往參觀，他熱烈歡迎中國加入無線電觀測臺網絡，為國際間聯合觀測打下基礎，這些觀測臺將在SETI研究方面進行合作，其設施遍布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南非等地。去年秋天，當我帶領西維吉尼亞州的一個無線電觀測臺加入西米恩領導的項目時，他對中國的射電望遠鏡感到格外興奮。他說，這是世界上最靈敏的望遠鏡，可以探測到那些「經常被認為最有可能是外星發射器發出的頻譜」。
我來中國之前，西米恩告訴我天文臺周圍的道路很難尋找，但他說當我的手機失去信號時，就離目的地不遠了。在射電拋物面天線附近禁止任何無線電傳輸，以免科學家們錯誤地將電磁幹擾當成是宇宙深空中發射而來的信息。即便如此，天文臺的超級計算機仍會收到數十億個誤報，其中大部分是人為幹擾造成的。
當我的手機信號終於開始減弱的時候，我的司機也快要到達目的地了。此時我們離開陽光明媚的貴陽已有五個小時，天色漸黑。周遭是電影《阿凡達》般的層疊山脈，山風掠過竹海，像巨大的綠色羽毛一樣搖擺不定。當我的手機完全沒有信號時，一場傾盆大雨從天而降打在前擋風玻璃上。
到貴陽前一周，我曾經和劉慈欣一起參觀了一個古老的觀星臺。 1442年明朝將中國首都遷到北京後，明成祖朱棣在紫禁城附近的一座新天文臺上破土動工，打造了這座觀星臺。它的高度超過40英尺，城堡式的結構內部珍藏著中國最寶貴的天文儀器。
在地球上沒有哪個文明在天文學上有中國這樣的傳承。在這裡，天文學最早被中國的皇帝用來證明「天命」賦予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3500多年前，中國的天文學家們用象形圖在龜背和牛骨上記錄下當時各類宇宙現象。其中最早已知的日食紀錄就出自甲骨文。在當時，這很可能被解釋為災難的預兆，比如敵人即將入侵。
我和劉慈欣坐在古天文臺石頭院子裡的黑色大理石桌旁。數百年的松樹高聳如雲，遮擋了北京天空下的昏黃陽光。在院子一邊是圓形的紅色大門，一道樓梯通向一個類似炮塔的觀測平臺，其上包括一個巨大的天球，由數條青銅鑄成的龍支撐著。 1900年，八國聯軍進北京時這個刻有星星的圓球被盜，德法兩國的軍隊擠在大劉和我坐著的院子裡，搬走了數十臺同樣珍貴的天文儀器。
儀器最終得以歸還，但整個事件帶來的刺痛依舊揮之不去。這一時期對於中國來說依舊是「屈辱的世紀」，這是中國從明朝巔峰隕落的最低谷。當古代天文臺建成時，中國就可以把自己看作是青銅器時代文明的孤獨倖存者，包括古巴比倫，邁錫尼，甚至古埃等其他同期文明都已經不復存在。西方詩人往往把後者的遺蹟看作是輝煌文明的體現，如今卻沒有任何存續。但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卻延續下來。各朝皇帝統管著這個星球上最大最複雜的社會組織。他們要求鄰國納貢，讓當地的統治者派出特使前往北京，在皇帝面前下跪稱臣。
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科學與文明》第一卷中，英國漢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曾這樣發問，在長達幾千前的文明發展過程中，為什麼科學革命並未在中國發生？李約瑟認為這要歸因於它龐大知識分子精英群體都是基於八股取士這種科舉考試而產生。這一疑問後來被稱為「李約瑟難題」。伏爾泰也曾想過為什麼中國數學家在幾何學上停滯不前，為此他指責儒家思想過於強調傳統。其他一些歷史學家將其歸因於中國的政局過於穩定，相比於歐洲，長期穩固統治的大陸技術活力相應更少。在歐洲，十多個國家擠在一個小地方，總會引發各種衝突。正如我們從「曼哈頓計劃」中所知道的那樣，戰爭的風險有助於加強對科學的重視。
還有一些人認為中國對自身疆域之外文明的好奇心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國似乎對外星生命的猜測很少。這種好奇心的匱乏據說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在中世紀後期就在海洋探索方面停滯不前，而同期的歐洲卻穿過中世紀的層層迷霧，來到了大航海時代。不管出於什麼原因，此前的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要遠遠落後於西方。 1793年，英王喬治三世用英帝國最先進的技術打造了一艘船，並把它送到了中國，卻被皇帝拒絕接受，皇帝說他認為英國的小飾品「沒有用處」。近半個世紀後，英國捲土重來，將鴉片銷往中國。中國的皇帝再次拒絕，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禁菸運動，最終在海邊銷毀了價值約200萬英鎊的英國鴉片。英國因此發動了鴉片戰爭，這次英國海軍的戰艦不費吹灰之力就打敗了清朝，迫使皇帝籤署了「不平等條約」。隨後歐洲各國分沓而至，在法國人建立了越南殖民地之後，紛紛加入了「瓜分中國」的行列。
與此同時，中國曾經的一個「小弟」日本卻對西方的侵略作出完全不同的反應，並迅速實現了海軍的現代化。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而這只不過是日本20世紀中葉侵略中國的一個前奏。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受到屈辱日益增加，而美國卻趁機崛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還派出20萬名勞工到西線支援盟軍作戰。戰後，中國外交官抵達凡爾賽，期望中國至少能從不平等的條約中解脫出來。但結果事與願違，中國僅能與希臘、暹羅等小國平起平坐，眼睜睜看西方列強劃分全球利益。
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領導人對於科學技術表現出近乎迷戀般的崇敬，這是當今中國社會文化中的一種重要情感。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中國在研發領域正在趕超美國，儘管其研究質量依舊參差不齊。
無論如何，現在的中國已經學會了如何用強大的科學成就來建立國家威望。彼時，當俄羅斯把第一顆衛星和第一位太空人送入太空，當美國太空人把星條旗插上月球，曾經的「天朝上國」只能在旁觀望。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更側重於應用科學。它打造了世界上計算速度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在醫學研究上投入巨資，在西北部建造「綠色長城」以阻隔沙漠的蔓延。現在，中國正向基礎科學投入大量資源，它計劃建造一部大型強子對撞機，將數以萬計的「上帝粒子」從以太中解救出來。此外，探索火星計劃也在醞釀之中，在21世紀的科學圖景中，再沒有什麼比中國太空人踏上紅色星球的高清鏡頭更能象徵中國的崛起。當然，還有與外星文明的第一次接觸。
在距離這座巨型球面射電望遠鏡16公裡的安檢站，我將了一名警衛。他把手機鎖在一個保險柜中，指引我通過金屬探測門，以防止身上攜帶任何其他電子設備。另外一個警衛帶我走過一條狹窄的通道，再通過一條裝滿載貨物的梯道，爬上800多級的山路，穿過一片嗡嗡作響的藍色蜻蜓，來到俯瞰整個天文臺的平臺上。
直至去年9月份去世前幾個月，無線電天文學家南仁東一直都是天文臺的科學領袖和靈魂人物。正是南仁東決定為搜尋地外文明而打造了這座巨型射電望遠鏡。他從項目啟動就參與了進來，在20世紀90年代初，他用衛星圖像在中國喀斯特山區的深谷中挑選了數百個候選地點。
除了宇宙大爆炸的餘輝之外，無線電波是電磁輻射最弱的一種形式。一年內地球觀測臺所捕獲的無線電波總能量，比單個雪花輕輕地落在裸露土壤上釋放的動都能要少。收集這些空靈的信號需要絕對的無線電靜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計劃有朝一日將射電望遠鏡設在月球的背面，從技術上講，這個地方要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更加安靜。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無線電臺天文學研究所普遍設置在地球上喧囂都市之間的空白地帶；這就是為什麼南仁東不辭辛苦地偏遠喀斯特山區尋找建造地的原因。這些石灰巖山峰呈鋸齒狀，覆蓋著亞熱帶植被，從地表陡然而起，形成了能夠保護天文臺免受風和無線電噪音幹擾的天然屏障。
候選地點確定後，南仁東開始徒步前往每一個地點進行檢查。當走進大窩凼窪地的中心，他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大致對稱的碗狀山谷的底部，周邊近乎完美的被綠色山脈環繞，這些都是在抬升和侵蝕的地質構造過程中形成的。在經歷20多年、耗資1億8000萬美元後，南仁東將一臺口徑達500米的「觀天巨眼」安放在了這裡，並讓這座射電望遠鏡定向於超新星「客星」所發射的無線電波，中國天文學家早在千年前超新星爆發時就曾經紀錄到它非同尋常的亮度。
射電望遠鏡經過校準之後，就會開始掃描大部分天空。安德魯·西米恩（Andrew Siemion）的研究團隊正在與中國人合作，開發一種儀器來處理這些掃描結果，這是人類進行宇宙探索的一部分。
西米恩告訴我，他非常喜歡研究星系中心密集的星體。他表示：「對於一個先進文明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發源地。恆星的數量和超大質量黑洞的存在構成了在銀河系周圍設置一堆探測器的理想條件。」西米恩所採用的處理算法能夠處理數十億條射線的數據，而數十億顆恆星正是發出射線的「烽火臺」。
劉慈欣告訴我，他懷疑這座射電望遠鏡能否搜索到文明信號。他在《三體》中所想像的那種黑暗森林宇宙裡，沒有任何一個文明會主動發出信號，除非它是一個「死亡紀念碑」，一個宣告發送者即將滅絕的強大廣播。如果一個文明將要被另一個文明所侵略，或者被伽瑪射線焚燒，或因為其他自然原因被毀滅，它可能會利用最後一個能源儲備向最近的文明發出垂死的呼聲。
即使大劉是對的，中國的巨型射電望遠鏡在探測外星文明上也有存在的價值，它具有非常高的敏感度，足以聽到地外文明的無線電耳語，那些沒被聽到的耳語，就像飛機在地球表面飛行時不斷發出的雷達波。如果宇宙中的文明確實是沉默的獵人，那對於我們人類來說去探測這種「洩漏」的無線電輻射可能是明智的。許多夜空中的恆星都可能被發出微弱光暈的行星所包圍，在其上的文明發明出無線電技術之後，都有可能向行星之外發射無線電波，然後才會意識到這樣做的風險。之前的天文臺往往只能搜索少數幾顆恆星。而中國的巨型射電望遠鏡卻可以搜索數以萬計的恆星。
在北京，我告訴大劉說，我對可能遇見的外星文明仍懷有希望。我告訴他，我認為黑暗森林法則是基於對歷史的狹隘理解。它只是對中西方文明碰撞中推斷出的一般行為。但劉慈欣自信地回答說，中國與西方間的過往代表了一種更大的模式。在歷史上，很容易找到使用先進技術欺壓其他文明的例子，這種情況不勝枚舉。他說：「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也是如此，」即長期以來對鄰國的統治。
但是，即使將這個模式擴展到整個人類歷史，即使將其擴展到史前的黑暗時代，擴展到尼安德特人在與現代人接觸之後的消亡，對於在銀河尺度上推斷文明進程仍無太多參照意義。對於一個已經學會在宇宙時間尺度上生存的文明來說，人類的整個存在只是漫長黎明中的一瞬間。經過短短數百萬年的發展，人類已經創造了各類武器，使整個物種都處於危險之中。而先進文明的武器威力可能要遠遠超過我們。沒有哪個文明可以在學不會心境平和的情況下持續數千萬年。
我告訴劉慈欣，我們文明的相對年輕或許意味著我們是全體文明中的一個特例，而不是一個柏拉圖式的案例。銀河系已經有數十億年的宜居期。幾乎可以肯定，我們所接觸到的任何文明都會更久遠，也可能會更聰明。
另外，迄今為止，夜空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先進文明會將擴張視為第一原則。SETI研究人員已經開始搜尋那些向四面八方發射信息的文明。如果如預期的那樣，他們正在消耗大量的能量，這些文明就會發出一種紅外線光，但在我們的全天候掃描中卻看不到任何東西。或許通過1000億顆恆星後，快速傳播的信息會被幹擾，或者也許文明在整個星系中的分布並不均勻，就像人類在地球上分布也不均勻一樣。但現在的情況是，目前人類已經搜索了太陽系附近的近十萬個星系，卻還沒有找到一個外星文明。
一些SETI研究人員想知道文明擴張的隱蔽模式。他們研究了「創世紀探測器」的可行性，這種探測器可以通過引發類似於寒武紀生物大爆炸之類的方式，在一顆行星表面播下微生物，或者是加速其表面的進化過程。甚至有人甚至通過分析人類DNA中編碼的信息來尋找證據，證明類似這種創世紀探測器可能造訪過地球。畢竟，DNA是科學界已知的最強大的信息存儲介質。但這種想法也落空了，事實上文明向外擴張的觀念可能是以人類為中心的。
而劉慈欣並沒有承認這一點。對他來說，這些信號的缺失只是宇宙文明善於隱藏的有力證據。他告訴我，我們對其他文明的思考是有限的。他說：「尤其是那些可能已經持續數百萬或數十億年的文明來說尤為如此。當我們想知道為什麼他們不使用某些技術在星系中傳播的時候，我們或許就像蜘蛛想知道為什麼人類不用蜘蛛網來捕捉昆蟲一樣。」劉慈欣表示，無論如何，一個已經實現了內部和平的古老文明仍然可能會表現得像一個獵人一樣，部分原因是它掌握了如何「在宇宙層面上相互理解」，而且知道誤解可能存在。
如果我們遇到一個已經控制了星球的後生物人工智慧，第一次接觸會更為棘手。這種文明的世界觀可能具備雙重的異己性。它可能不會有同情心，這並不是智慧的本質特徵，而是一種特定的進化歷史和文化所帶來的情感。其行為背後的邏輯可能超出了人類想像的力量。據牛津大學的三位研究人員說，它可能已經把整個星球變成了一臺超級計算機，可能會因為發現當前的宇宙過熱以至於無法進行真正的長期計算。它可能在人類觀測中隱藏起來，並且進行持續數億年的休眠，直到宇宙已經膨脹並冷卻到適合更多計算的溫度。
當我登上觀測平臺的最後一道臺階時，地球本身似乎像一臺超級計算機一樣嗡嗡作響，這是因為山上昆蟲嘹亮的叫聲都被這座巨型建築的音響效果所放大。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並不是天文臺，而是周圍的喀斯特地貌。山峰呈現各種怪異的形狀，就好像瑪雅人在數百平方英裡的區域內建造了無數個巨大的金字塔，它們都被植被所覆蓋，向四面八方延伸開來，一直延伸到地平線。近處的山脈接近深綠色，而遠處的那些山脊看起來更藍。
在蔓延起伏的山谷之中是壯觀的射電拋物面天線陣列。其佔地面積有五個足球場大小，深度足以為地球上的每個人提供兩碗米飯，這是當代科技的實例。它的浩瀚讓我想起了猶他州的賓厄姆銅礦，但並沒有銅礦那種粗狂的工業化氛圍。整個射電拋物面天線就好像上帝把完美的圓形指尖壓在地球的外殼上留下的光滑銀色印記。
我在雨中坐了一個小時，烏雲飄過天空，在天文臺的天線陣列上熠熠生輝。它數以千計的鋁三角板帶來了馬賽克般的效果：一些變成亮銀色，而另外一些則變成淡青銅色。如果一個遙遠的文明發出一個信號，很快就會到達這裡，那麼這個信號可能會被這個星球上的金屬片捕捉到。無線電波可以通過天線陣進入接收器。而科學家會全力分析並驗證信息。
在北京，我曾要求劉慈欣把他的黑暗森林法則擱置一邊。我讓他想像中國科學院打電話告訴他已經發現了一個信號。
他會如何回答來自宇宙文明的訊息？他說他會避免對人類歷史進行太過詳細的描述。 「這是非常黑暗的，」他說，「這可能會使我們看起來更具威脅性。」在彼得·瓦茨的首次與外星文明接觸的小說《盲視》中，僅僅是過於提到個體就足以讓我們認為是一種存在的威脅。我提醒劉慈欣說，遙遠的文明或許能夠觀測到地球大氣層中原子彈閃爍的輝光，只是他們像任何先進文明所做的一樣，只是對那些適合生命的棲息地進行觀察。換而言之，，是否透露我們的歷史可能並不由得我們自己。
但劉慈欣告訴我，即便沒有世界大戰，但首次與外星文明接觸就會導致人類的衝突，這是科幻小說中的一個流行比喻。在去年的奧斯卡提名電影《降臨》（Arrival）中，外星文明的突然出現激發了世界末日邪教的形成，幾乎引發了世界大國之間的戰爭，他們急於在競賽中獲得優勢，以理解外星文明的信息。大劉的悲觀主義也有現實的證據：1949年在厄瓜多重播奧森·威爾斯的《世界大戰》模擬外星人入侵的電臺廣播時，引發了一場騷亂，造成6人死亡。 「我們很容易陷入那些看似容易解決的矛盾衝突之中，」劉慈欣告訴我。
當地外文明降臨，即使沒有出現地緣政治衝突，人類也會經歷激烈的文化轉型，因為地球上的每一個信仰體系都與第一類接觸（指人體某一部分觸及UFO上的某一東西，或者近距離目擊UFO遺留痕跡）的事實相衝突。佛教徒會輕鬆起來：他們的信仰已經承載了無數古老的浩瀚宇宙，宇宙的每一個角落裡都充滿著生命的振動能量。印度教的宇宙同樣宏大而豐富。 《古蘭經》中提到安拉對「天地的創造，以及通過它們散播生命」。猶太人相信上帝的力量是無限的，當然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撼動他對地球的創造。
基督教可能會更艱難。當代基督教神學有一個爭論，就是基督的聖恩是否會延伸到廣闊宇宙中的每一個靈魂，或遙遠行星的罪惡居民是否需要他們自己的神祇幹預。梵蒂岡似乎特別熱衷於將外星生命納入其教義之中，這讓我們感覺到也許另一場科學革命即將來臨。
同樣，世俗的人文主義者不會因為第一次接觸而清醒。哥白尼用日心說將人類從宇宙的中心拉了出來，而達爾文把人類拉回到動物界。但即使在這個框架內，人類也一直把自己看成是自然進化的巔峰。我們繼續殘暴對待「低級」生物。我們驚奇地發現，存在本身就是用最簡單的材料和公理維持像我們這樣的生命。用卡爾·薩根（Carl Sagan）的話來說，我們已經因為自己是「宇宙理解自身的方式」，從而讓自己受寵若驚。用世俗的說法講，我們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上帝。
或許某一天我們會因找到無數的文明而感到謙卑，在漫長的進化旅程中，在宇宙尺度上加入到一個更古老的文明網絡中。我們會從他們那裡接受一個真實的文明史觀教育，發現那些年輕的文明，古老的文明，或是已經滅絕的文明。我們可能會看到那些銀河尺度上的藝術品，承載著百萬年的文明傳統。我們可能會被要求參與科學觀測，這種觀測只能由數百光年相隔的多個文明協同進行。我們可能會就此認識到現在無法理解的自然界，我們可能會認識一種新的形上學。如果我們幸運的話，我們將會了解一個新的道德規範。我們將從人類共有的存在主義中解脫出來。在這個黑暗森林裡，我們接受到的第一束光也會照亮我們的世界。（翻譯：晗冰 審校：王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