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卑族乞伏部南遷時間與路線新考

鮮卑族乞伏部南遷時間與路線新考

艾 衝，孟洋洋

(陝西師範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陝西 西安 710119)

摘要：通過對《後漢書》、《晉書》和《元和郡縣圖志》等古代文獻的剖析，探明鮮卑族乞伏部等四部落自漠北南遷的時間為東漢安帝建光元年至順帝永建元年間(121—126)。其時，北部鮮卑接南匈奴叛首逢侯之踵越過大漠遷至漠南草原，繼而穿過狼山漢長城障塞，渡過黃河而寇掠南匈奴部落的牧畜。乞伏部等鮮卑四部落自漠北地域度漠南遷的路線應是循逢侯「亡還」之途行進，即自「涿邪山」(今蒙古國南部戈壁阿爾泰山脈西段) 向東南行走，穿過大漠(今中蒙邊界地帶的戈壁荒漠區)，再經由「滿夷谷」(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哈魯乃山烏蘭布拉格峽谷)而穿過「大陰山」(今內蒙古狼山西段及其餘脈哈魯乃山)；再間歇性地輾轉遊牧而南遷，經由「乞伏山」(今寧夏石嘴山市惠農區石嘴子)、「夏緣」(今寧夏南部山水河上遊)，而遷入「高平川」(今寧夏南部清水河)流域。

關鍵詞：乞伏部；鮮卑族四部；南遷時間；南遷路線

東漢中後期是中國歷史上鮮卑族諸部紛紛南遷、西移的重要階段。鮮卑族原為東胡族的組成部分，在秦末漢初被匈奴冒頓單于打敗而潰散，遂逐漸形成鮮卑、烏桓兩個族群。鮮卑族分布在烏桓族的北方。鮮卑族又因為聚居地不同而形成兩大分支——東部鮮卑(依鮮卑山而居)、北部鮮卑(依大鮮卑山而居)。東部鮮卑西漢時期居於今大興安嶺南端，北部鮮卑分布在今大興安嶺北段山區。本文主要探討屬於北部鮮卑的乞伏部等四部南遷時間、遷徙路線的真實信息，以期再現漢魏晉時期北方民族遷徙的真相。

一、關於鮮卑族乞伏部南遷的原始記載

歷史時期鮮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其史實主要依賴漢文文獻的記錄。留存至今的關於鮮卑族乞伏部及其他三部結伴南遷較為系統的古代文獻記錄，當屬《晉書·乞伏國仁載記 》。該篇記錄了乞伏部等四個鮮卑部落從漠北向南遷徙的大致過程，是研究乞伏部南遷的文獻基礎。原文如下：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是]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是]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鹹許之。

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幹。 紇幹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 。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

其後[代]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年] ，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眾稍盛。鮮卑鹿結[部]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並其眾，[卑國人]因居高平川。

祐鄰死，子結權立，徙於牽屯[山]。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部]於烏樹山 ，討尉遲渴權[部]於大非川，收[其]眾三萬餘落。利那死， 弟祁泥立。祁泥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部]於苑川， 大破之， 降其眾兩萬餘落， 因居苑川。[1]3113-3114

據 《晉書·乞伏國仁載記》 校勘記[1]的對校可知，與乞伏部一起南遷的其他三個鮮卑族部落名稱分別是「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落]」，「此處原文當作『在昔有如弗與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脫去『與』『引』二字。」[1]3135其說為是。此處的「如弗」是乞伏部南遷初期的首領名，乞伏國仁的祖先。

這段引文大致描述出鮮卑族乞伏部等四部落結伴度漠南遷的基本歷程。即乞伏等四部落從漠北地域出發，度過大漠，穿越大陰山滿夷谷，渡黃河，進至「河南地」，再輾轉南移；至西晉泰始初年(265)，南遷至「夏緣」之地；再經過多次激烈戰鬥，擊敗鮮卑族鹿結部，遷居高平川；其後又移居牽屯山，逐步擊敗周邊部落，繼而南遷苑川流域。乞伏部為首的鮮卑四部遂以苑川為核心區域逐步發展，乃至建立「西秦」割據政權。

然而，此段引文也存在明顯的兩點不足。其一乞伏部自漠北開始南遷的時間未能表達清楚。史書僅用「在昔」一詞作出模糊的敘述，遂使讀者陷入迷霧之中。其二乞伏部等鮮卑四部落遷徙途中經歷的幾個關鍵地名，地理位置並不明確，遂給後世學人留下懸案。例如：「大陰山」、「夏緣」等地究竟在今何處？至於「夏緣」以西南的幾個重要地名所指地理位置則基本清楚。例如：「高平川水」，即今寧夏南部的清水河[2]52-53；「牽屯山」，即今寧夏南部與甘肅交界地帶的六盤山北段山區[3]；「苑川水」，就是今甘肅榆中縣境的苑川河，或指今大營川河[2]51-52。正是因為乞伏部南遷早期經歷的幾個重要地名所指位置不明，故而使得後人因理解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解讀。同時，為進一步探討乞伏部南遷路線留下較大的學術空間。

本文為勾勒出鮮卑乞伏部等四部落南遷的清晰路線，擬重點解決兩個問題，即乞伏部南遷的出發時間究竟是何年？乞伏部南遷歷程中的「大陰山」、「夏緣」及「乞伏山」究竟在今何處？

二、鮮卑乞伏部等四部落度漠南遷的時間

如前所述，史書對於乞伏部為首的鮮卑族四部落自漠北開始南遷的時間僅用「在昔」一詞作非常模糊的表述。我們只能通過其他線索探查其開始遷徙的大致時間。

首先，在前面引述的《晉書·乞伏國仁載記》中敘及一個具體的年份，為我們提供重要的探查線索。這就是：「其後[代]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年] ，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眾稍盛。」[1]3113所謂「泰始初[年]」就是泰始元年，即公元265年。乞伏國仁的五世祖乞伏祐鄰率領鮮卑四部落共五千餘戶於西晉泰始元年(265)繼續南遷至「夏緣」之地。這段引文向讀者表達出如下意思：從乞伏國仁的祖先「如弗」度漠南遷、中途收養小兒「紇幹」之年至其五世祖「祐鄰」遷居「夏緣」之年，大約已相傳五世(五代)。據此可推知乞伏部度漠南遷之年份。倘若按一代25年計算，五世約為125年。 換言之，「如弗」率部落與其他三部度漠南遷的時間約在125年前。從西晉泰始初年(265)上溯125年，就是東漢順帝劉保永和五年(140)。「如弗」率乞伏部與其他三部南遷至「大陰山」當在永和五年(140)之前。再進一步以血緣關係推論，若以所收養小兒「紇幹」作為乞伏國仁的始祖，其被推舉為鮮卑四部落的大首領「統主」至少應在17—18歲時。所謂「紇幹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是也。若此推理無誤，則應再上溯至少17年，才是乞伏等鮮卑四部穿越「大陰山」之年。從永和五年(140)再上溯至少17年，則應是東漢安帝劉祐延光二年(123)。換言之，鮮卑族乞伏部等四部落穿越「大陰山」應在延光二年(123)前後。

其次，《後漢書》的相關記載成為乞伏部度漠南遷年份的有力旁證。據《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延光二年(123)前後恰巧是早已遷至漠北的北部鮮卑諸部紛紛越漠南遷的時間段，證實五世為125年的合理性。《後漢書》載：漢安帝元初四年(117)，逃亡至漠北「涿邪山」的南匈奴叛酋逢侯被北部鮮卑攻破，「部眾分散，皆歸北虜」。逢侯失眾後無法在漠北立足，遂於元初五年(118)「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郡]塞降。[度遼將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4]2958這就表明，至遲在元初四年(117)，北部鮮卑部落已遷徙至漠北「涿邪山」(在今蒙古國西南部戈壁阿爾泰山西段)附近。其後的歷史文獻記載進一步表明，北部鮮卑若干部落越漠南遷行動實乃追尋逢侯「亡還」之途而展開。史稱：「建光元年(121)，[度遼將軍]鄧遵免，復以耿蘷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蘷與[南匈奴]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新降者]屯列衝要。」[4]2959 「出塞」即政府軍行出長城障塞而北徵也。這就表明，大漠以北的鮮卑諸部已追尋逢侯「亡還」之踵而度漠遷至漠南草原地帶，尚未進入長城之南。所謂漢朝政府軍「連年出塞，討擊鮮卑」，即徵討長城以北、漠南草原的北部鮮卑部落；所謂「還，復各令屯列衝要」，就是沿著漢代陰山長城駐防。換言之，至建光元年(121)，漠北的北部鮮卑一些部落已經遷至漠南地域。在此次南遷的浪潮中，就包括乞伏部等鮮卑族四部落。

第三，其後，《後漢書》記載著自漠北遷至漠南草原的北部鮮卑部落開始穿過漢朝陰山長城「障塞」南下，寇掠南匈奴諸部。這就表明其穿越「大陰山」的時間與位置。史載：「永建元年(126)，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度遼]將軍。先是，朔方[郡]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匈奴]，殺漸將王。[南匈奴]單于[拔]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4]2959毫無疑問，至永建元年(126)前兩三年，遷至漠南草原的漠北鮮卑部落越來越多，一些部落甚至穿越陰山山區的漢長城，寇掠南匈奴部落的財物，殺害南匈奴牧民。所謂「朔方[郡]以西障塞」，是指東漢朔方郡西部的長城鄣塞工程，其地理位置在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磴口縣、杭錦後旗西側的狼山山區。顯然，早在永建元年(126)之前，朔方郡西部的長城鄣塞就已年久失修，其軍事防禦作用大為削弱，諸如雞鹿塞、滿夷谷等山間溝谷成為西北—東南向通行的孔道。包括鮮卑族乞伏部等四部落在內的漠北鮮卑諸部遂源源不斷地穿過大陰山(今狼山山脈)長城鄣塞而逐步南移，繼而渡過「北河」(略當今後套平原烏加河)、「南河」(略當今黃河)，進入「河南地」，數次搶掠南匈奴的遊牧部落。經由朔方郡以西長城障塞「數寇南[匈奴]部[落]」的鮮卑人就是此前度漠南遷的北部鮮卑諸部武裝，包括乞伏、斯引、出連、叱盧四個鮮卑族部落在內。

至延熹元年(158)，東漢北部邊疆政治形勢出現較大的動蕩。因為「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中郎將討之，[南]單于諸部悉降」[4]2963。參與這次叛亂的鮮卑族人口分布在北疆九郡地界，其中就包括南遷的北部鮮卑遊牧人口，而且其人數越來越多。在這場動亂過程中，乞伏部為首的鮮卑四部落在「河南地」西部區域逐漸地由北向南移徙、遊牧。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東漢安帝建光元年至永建元年間(121—126)，北部鮮卑尾隨南匈奴叛酋逢侯之足跡越過大漠，遷至漠南草原，再穿過狼山山區漢長城障塞，渡黃河而寇掠南匈奴部落的財產。這個時間段與「如弗」帶領乞伏部和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落南「出大陰山」之年——延光二年(123)適相吻合。因此，判定鮮卑族乞伏部及其他三部南出「大陰山」就在東漢建光元年至永建元年間(121—126)。

三、鮮卑乞伏部等四部落南遷的路線探賾

乞伏部、斯引部、出連部和叱盧部結伴度漠南遷的途徑，可聯繫南匈奴叛酋逢侯在「涿邪山下」被鮮卑族部落武裝擊潰後「亡還」至「朔方[郡]塞」的行走路線予以推斷。因為兩者存在時序上的前後關聯。於是南遷路線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行程。

乞伏部等四部南遷的第一階段行程起自「涿邪山下」，趨向東南方，穿越大漠(今中蒙邊界地帶的戈壁荒漠區域)，再穿過「大陰山」山區，至今後套地區。南匈奴叛酋逢侯於永元六年(94)冬季逃出朔方郡西部的陰山「滿夷谷」而抵達漠南草原，繼而穿過大漠，抵達「涿邪山」下。即「逢侯於[朔方郡]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在此建置偽單于庭，其部眾遂遊牧於這一帶草原。其「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裡」。[4]2956至元初四年(117)，偽單于逢侯所統右部在涿邪山下遭到北部鮮卑的攻擊，部眾潰散。元初五年(118)，逢侯無奈地「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郡]塞降」。 所謂「亡還」，無疑是指逢侯仍舊循著當年逃亡路線返回朔方郡西部長城障塞而歸降漢朝。顯然，經由大陰山「滿夷谷」之道路是兩漢時期大漠南北地區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此處的關鍵點是，在他自「涿邪山」下逃回朔方郡後，漠北的鮮卑族若干部落就尾隨其足跡而遷至漠南草原地帶，已如前節所述。[4]2959據此可知，鮮卑族乞伏部等四部落自漠北地域度漠南遷的路線應是與逢侯「亡還」之途一致，即自「涿邪山」下往東南方行走，穿過大漠，再經由「滿夷谷」(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北部哈拉烏山烏蘭布拉格峽谷)而穿過「大陰山」山區。所謂「大陰山」，其他古籍則寫作「陰山」，即指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磴口縣至杭錦後旗西面的狼山山脈及其餘脈哈拉烏山。[4]2958其他所謂「大陰山(今內蒙古陰山,俗稱大青山) 」，則非也。[6]71探明最初一段遷徙行程，接下來的路程就相對較容易考證。

鮮卑族乞伏部等四部南遷的第二階段行程是指東漢永建元年至西晉泰始元年(126—265)的140年間，乞伏部等鮮卑四部逐漸渡過黃河、遷入河套高原西部，繼而輾轉經過乞伏山、夏緣等地而南移至高平川流域。鮮卑族乞伏部等四部於東漢建光元年至永建元年間(121—126)東南走「出大陰山」，收養小兒「紇幹」，就進入今後套平原，從事遊牧經濟活動。漢桓帝統治期間(147—167)，東部鮮卑首領檀石槐建立鮮卑諸部大聯盟，史稱：「從上谷[郡]以西至敦煌[郡]、烏孫二十餘邑[落]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皆屬檀石槐。」 [4]2990乞伏等四部屬於其西部大人管轄的幾個部落。其後，乞伏等四部逐步南移而進入今河套高原(鄂爾多斯高原)西部，輾轉遊牧於今內蒙古杭錦旗、鄂託克旗、鄂託克前旗和寧夏石嘴山市一帶草原，即東漢朔方郡南部、北地郡北部區域。關於這一判斷存在兩個證據：其一，東漢靈帝光和中(178—184)，鮮卑諸部大聯盟的騎兵進攻東漢北地郡廉縣(即今寧夏平羅縣崇崗鎮暖泉古城)，被廉縣居民擊敗。[4]2994其中，就應包括乞伏部等鮮卑族四部騎兵武裝在內。第二個重要佐證，即由於乞伏部等鮮卑四部在輾轉南遷途中曾在今寧夏石嘴山市地區遊牧，遂在當地留下「乞伏山」的古代地名。唐代《元和郡縣圖志》記載：靈州境內「賀蘭山，在[保靜]縣西九十三裡。山有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為賀蘭。其山與河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經保靜[縣]西，又北經懷遠縣西，又北經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岸]。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裡，真邊城之鉅防」[5]95。這裡的「乞伏山」，即今寧夏石嘴山市惠農區北側黃河西岸的石嘴子(石嘴山)，東鄰鄂託克旗西部區域。「乞伏山」的得命，無疑與鮮卑族四部落的乞伏部在此長期居留與遊牧活動相關聯。換言之，因為鮮卑族乞伏部曾長期遊牧於此山周圍，於是此山作為該部落所在地的自然標誌被其他遊牧民族稱作「乞伏山」。地名若一旦固定，就存在長期的相對穩定性。雖然，乞伏部等鮮卑四部落日後由此地繼續南遷了，但是「乞伏山」地名一直沿用至唐代後期。毫無疑問，乞伏部等鮮卑四部在輾轉南遷途中曾在今內蒙古鄂託克旗西部和寧夏石嘴山市惠農區的草原遊牧多年，其滯留時限當在東漢末期。

在檀石槐所建鮮卑諸部聯盟解體後，各部落自行其是。乞伏部等鮮卑族四部落再次向南遷徙。至三國時期，乞伏部等部落已進入今寧夏黃河東側區域——鄂託克前旗、靈武市、鹽池縣西部。其首領[乞伏]祐鄰於西晉「泰始初[年] ，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眾稍盛」[1]3113。西晉泰始初年，即公元265年。乞伏部等鮮卑四部於此年南遷至「夏緣」之地。筆者依據乞伏等鮮卑四部遷徙的方向與歷程推斷，「夏緣」的地望應在今寧夏鹽池縣與吳忠市利通區、靈武市交界地帶的山水河(亦稱苦水河)流域。理據有二：其一，因為只有遷至今山水河上遊流域，才可能與遊牧在高平川水流域的鮮卑族鹿結部爆發武力衝突。史載：「鮮卑鹿結[部]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並其眾，卑國人因居高平川。」[1]3113所謂「高平川」，即今寧夏南部的清水河。正因為乞伏部等鮮卑四部打敗鮮卑鹿結部，才得繼續經由今山水河上遊的大羅山下南遷高平川(今清水河)流域。其二，所謂「夏緣」是指華夏族即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有效統治地域的邊緣地帶。此處「夏」指的是華夏族(漢族)及其建立的政權——曹魏、西晉。「泰始初[年]」(265)是西晉王朝第一代皇帝——晉武帝司馬炎的首個年號。乞伏祐鄰於此年率領部眾遷至「夏緣」，無疑是指曹魏與西晉王朝有效統治地域的邊緣地帶，在此特指今寧夏南部的山水河流域。因為東漢末年的戰亂導致北地郡、安定郡內遷至渭水流域，對今寧夏南部區域的管制非常鬆懈。至魏晉時期，河套高原地域已成為無政府狀態的「羌胡之地」；其西南部的山水河流域也不能例外，被稱作「夏緣」也符合當時真實的政治形勢。此外，同一段引文的「紇幹者，夏言依倚也」的「夏言」也可作為旁證。所謂「夏言」是指華夏族(漢族)及其政權統治地域通行的語言和文字，其意曰「紇幹」之名，譯為漢語就是「依倚」、「依憑」之意也。[1]3113-3114前輩學者也有近似的判斷，例如林幹先生認為：「祐鄰當時僅有部眾5 000戶,首先到達接近中原的邊緣地區 (即所謂「夏緣」),也就是到達了距離高平川不遠之處。」[6]72隻是未能指明具體位置。據此可證，「夏緣」系曹魏、西晉政權有效控制地區之邊緣，特指今寧夏南部的山水河流域。若非此地之說，則皆不正確。

至於乞伏部等鮮卑四部南遷的第三階段行程，即西晉泰始年間(265—274)至十六國前期，鮮卑族乞伏部從高平川水(今清水河)流域西遷「牽屯山」(今六盤山脈北段山區)、再南遷至「苑川水」(今甘肅榆中縣苑川河)流域。其遷徙歷程在前節已經辨析清楚，無需贅言。

對於鮮卑族乞伏部等四部落在南遷途中所歷「大陰山」、「乞伏山」、「夏緣」諸地的地望，史學界同仁或者存在不同的說法，或者根本未注意到相關信息。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大陰山」是指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側的大青山。[7]103-104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所謂「夏緣」，是指北朝時期的夏州管區邊緣。令人遺憾的是，這兩種判斷皆未能確定其真實的地理位置。至於「乞伏山」的得名來歷與地望，則一直被學界所忽視。探明「乞伏山」的地理位置，也就是確定鮮卑族乞伏部南遷路線的一個重要節點。

四、餘 論

鮮卑族乞伏部為首的四部落自漠北南遷「大陰山」之年就是東漢建光元年至永建元年間(121—126)。鮮卑乞伏部等四部南遷歷程可分作三個階段(即三段行程)：第一階段行程起自「涿邪山下」，趨向東南方，穿越大漠(今中蒙邊界地帶的戈壁荒漠區域)，再縱貫「滿夷谷」(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北部哈拉烏山烏蘭布拉格峽谷)而穿過「大陰山」(今狼山山脈西段)山區，至今後套地區。第二階段行程是指東漢永建元年至西晉泰始元年(126—265)的140年間，乞伏部等鮮卑四部逐漸渡過黃河、遷入河套高原西部，遊牧於今杭錦旗、鄂託克旗、寧夏石嘴山市惠農區、鄂託克前旗、寧夏靈武市、吳忠市利通區和鹽池縣西部諸地，輾轉南遷，迄泰始初年(265)遷至「夏緣」之地(今寧夏南部山水河流域)。繼而經過數次激戰後，經由今山水河上遊的大羅山下遷居高平川水(今寧夏南部清水河)流域。第三階段行程是指西晉泰始元年(265)後的西晉至十六國前期，鮮卑族乞伏部從高平川流域西遷「牽屯山」(今六盤山脈北段山區)、再南遷至「苑川水」(今甘肅榆中縣苑川河)流域。乞伏部等四部遂以苑川為核心區而留居，逐步發展壯大，於「淝水之戰」後建立「西秦」割據政權。

探明鮮卑族乞伏部等四部南遷的歲月與路線，有助于澄清魏晉十六國時期北方民族遷徙的真相，推動中國民族史、歷史民族地理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與進步，還原古代歷史進程的本來面目。

注釋:

也有人一代按30年計算，五代約為150年，卻與實際歷史進程不符。

史學界個別學者認為，所謂「夏緣」是指北魏晚期建置的夏州轄區邊緣地帶。此說從時間、空間上觀察，皆不符合歷史實際。從時間上看，夏州始置於北魏晚期即公元6世紀初期，而乞伏祐鄰抵達「夏緣」是在西晉泰始初年(公元265年)，相差235年多。豈能以後世政區地理推斷前朝地名？從空間上看，北魏夏州管區在東方，而高平川水、大落水經流於其遙遠西方，屬於北魏原州、靈州管區，夏州與原州之間還有鹽州(原名西安州)、靈州阻隔。因此，「夏緣」絕不會是夏州邊緣地帶。乞伏部等鮮卑四部自大陰山經由河套高原西部南遷，必經靈州東部。大落水(今山水河)恰巧位於靈州南部，其西南側毗鄰「高平川」。因此，「夏緣」非「大落水」(今山水河)流域莫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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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search on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Time and Route of Xianbei Qifu

Ai Chong, Meng Yang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anxi Xi』an 710119)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ancient literature, such as the History of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Book of Jin and Geography with Picture in Yuan He,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time of Xianbei Qifu and other three tribes from North of the Mobi desert was from 121 AD to 126 AD, and that is from the Emperor An’s first year of JianGuang to the Emperor Shun’s first year of YongJia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During that period，after the rebel leader of Southern Xiongnu—Feng Hou, Northern Xianbei went across the desert to the prairie of the southern desert, after that they went cross the Great Wall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located at the Wolf Mountain, and went across the Yellow River then looted the livestock of Southern Xiongnu.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Xianbei Qifu together with other three tribes might followed escape?route of Feng Hou. Began from Zhuoxie Mounta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Gobi-Altai Mountains besides southern Mongolia today), they went across the desert (the Gobi-Desert Area situated on the border zone between China and Mongolia today) southeastward and went through Dayin Mounta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Wolf Mountain and its branch—the Halunai Mountain today) via Manyi Valley (the Halunai Mountain Wulanbulage Canyon of Alashan league in Inner Mongolia today); with intermittent nomads, they migrated southward via Qifu Mountain (Shizuizi of Huinong District in NingXia today) and Xiayua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Shanshui River in south of Ningxia today) to Gaopingchuan(the Qingshui River in south of Ningxia today) basin.

Key words:Qifu tribe; four Xianbei tribes; southward migration time；southward migration route

(責任編輯 張玉海)

中圖分類號：K289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1002-0292(2018)03-0161-05

作者簡介：艾衝，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中國邊疆史地；孟洋洋，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邊疆史地、歷史軍事地理。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鄂爾多斯高原歷史地理研究」(項目批准號11&ZD097)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