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韓國的半導體出口限制令已經生效，即便三星太子李在鎔親自去日本說和也被強硬拒絕。我們看到，在這場日韓貿易摩擦中，韓國看似強大的半導體行業卻被日本掐住了七寸要害。可以預見的是，在全球化趨勢下，這場日韓半導體行業所爆發出的硝煙不僅會瀰漫在日韓的相關產業中，也勢必會遠揚至產業鏈下遊，觸發連鎖振蕩。
日本、韓國，這一對昨日和今日的半導體霸主，數十年來頻頻交鋒，但這一次無疑是最為嚴重的。作為它們一衣帶水的鄰邦，我們中國也正走在半導體強國的路上，它們的過去和現在的種種對我們又會有著什麼樣的啟迪呢？
日本的野望與黯然
日韓兩國的半導體行業之所以能夠縱橫全球，與美國對它們的產業轉移有著最直接的關係。在全世界半導體行業歷史上，一共發生兩次大的技術轉移，一是上世紀70年代自美國轉移到日本，二是80年代從美、日轉到了韓國和中國臺灣省。
作為半導體技術的締造者，美國在產業和技術上都把持著絕對的話語權。而在扶植日本和節省人力成本的訴求驅動下，美國在韓戰後期逐步將組裝等尾部環節轉移到了日本。
1953年，尚在東京通信工業株式會社副社長任上的盛田昭夫引進了電晶體技術，造出了日本第一臺電晶體收音機。隨後兩年，盛田昭夫將公司商標改名為「SONY」，造就了一代消費電子宗師級企業。1959年，SONY出口美國的收音機便已達到了400萬臺，1965年更是飆升至2400萬臺，一時之間，Made In Japan名聲大噪。
SONY收音機，這是日本在半導體產業上的首次嘗試。此後，日本在半導體消費級應用上一發不可收拾，而美國則是將半導體應用逐步轉移到了軍事領域，憑藉出色的產品，貿易順差拉大，這也成為了後來日美貿易的導火索。
在嘗到了半導體產業所帶來的紅利之後，日本對於核心技術也愈發渴望，研發步伐不斷加快。1959年美國集成電路，1961年日本就拿出了自己的第一塊集成電路。而半導體產業的興盛也寄託著日本政府對於拉動經濟復甦的目的，因此不少政策都進行傾斜，以關稅壁壘和貿易保護來保護本土半導體產業。
另一方面，美國企業在日本興盛的半導體行業上看到了極大的潛在市場，但囿於嚴格的政策保護無法開展，最後只能以合資+技術專利轉讓的形勢進入市場。1968年德州儀器與索尼成立合資公司，各佔50%股份，其中德州儀器在3年內將IC電路製造技術轉讓給日本，這種技術轉讓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半導體技術領先的壁壘。
對內政策支持、對外技術學習，日本半導體產業不斷緊追。1970年，IBM拿出DRAM晶片後，日本NEC公司在次年就也拿出了DRAM晶片。
相比於日本的進步，美國此刻苦惱的則是與日本之間龐大的貿易逆差。1971年，日本受IC電路進步刺激的計算器產業發展迅速，以至於美國市場80%的計算器產品皆為日本製造。美日貿易摩擦因此冒出苗頭，很快，美國就拒絕提供給日本核心的IC集成電路，以致與在1974年日本的計算器在美國市場份額狂跌27%。
為了在技術上趕超美國，慘遭「腰斬管制」的日本決定加大投入，並且押注於DRAM產品。日本通產省開始對國內的六家半導體公司進行經濟補貼，從1972年至1976年間，這些公司一共獲得了大約獲得了2億美元的補貼，大大推動了日本半導體行業的發展。
除開政府經濟援助，通產省還將富士通、東芝等日本最大的5家計算機公司研究所聯合起來，組成了VLSI（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研究組合，以期畢其功於一役，集一流企業以競爭合作的模式打造出世界領先的技術優勢。
80年初，日本已經可以做到領先美國半年生產出64K 容量的DRAM。1986年，日本正式擊敗美國，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國，DRAM 份額佔到了全球80%，在「舉國砸錢、信息互通」的措施下，日本的VLSI策略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成功。
隨著日本半導體行業的騰飛，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也在不斷加劇。面對日本大量的DRAM產能，在低價的現狀下，美國國內廠商根本難以招架，最終日美1986年達成半導體協議，限制日本出口，次年美國又以日方未遵守協議施加100%進口關稅。
隨後，個人電腦產業興起，日本企業決策失誤以及過於垂直所導致的尾大不掉最終將半導體行業拖向了衰落的方向，再加上國內泡沫經濟，日本的半導體大國美夢就此終結，取而代之的就是它的「世仇」韓國。
在日美半導體貿易衝突頻繁，傳統霸主地位面臨挑戰之際，韓國抓住日本DRAM生產空窗期，在接受美國產業指導的同時還積極收購日本企業技術，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技術基礎。
1975年，韓國政府公布了《推動半導體發展的六年計劃》，著力推動本土半導體企業發展，以財團為中心向國外引進技術和人才。
此時，成立了6年的三星電子也不再滿足於和外企合資鋪設冰箱、空調等產品線，而是勇於向上遊進軍，在1974年收購了韓國半導體公司50%股權之後，社長李秉喆在1979年力排眾議，繼續收購了餘下的股份，並於次年將韓國半導體更名為三星半導體。
積蓄技術、自主生產，這位未來的半導體巨擘厲兵秣馬，正在為未來宏大的市場暗自積蓄力量。
在關乎「國運」的半導體產業問題上，韓國政府也不停出臺政策來助推行業進步。光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間，韓國政府就出臺了五項大型政策，直指半導體產業振興問題。三星看到半導體行業的市場潛力，率先投資了27億元來建立半導體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在韓國半導體發展的歷程中，其高度集中的財閥制度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從發展之初，韓國政府就提出「政府+大財團」的經濟發展模式，並牽頭LG、現代等財閥成立韓國電子產業聯盟，想要通過政策引導來利用巨頭經濟影響力。
雖然韓國半導體迅速發展，但在鄰居日本霸主的地位面前還是有所不足。當1984三星完成64K DRAM研發時，日本已銷售了四年之久。由此可見，日韓雙方的技術代差從那時候就已經埋下了種子。
好在屬於三星的DRAM產業上爆發點很快就到來了，隨著日本DRAM產能過剩，日美爆發貿易衝突，全球DRAM價格暴跌。在半導體貿易協定中，日本承諾縮減產能和出口以提振價格，但收效並不明顯。在日本企業低價攻勢之下，美國企業紛紛敗走麥城，押寶DRAM的三星雖然這場價格波動中損失慘重，虧損3億美金，但是因為日本企業的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一個市場的空檔期出現了。
在美國反傾銷管制下，再加上難以適應市場發展，日本半導體逐漸衰落。三星則是逆勢而上，認定DRAM將會迎來爆發，不斷增加投資並於1985年推出了1M 容量的DRAM產品。
其後，三星逐步追上日美的研發步伐，並且在1992年製造出首個64M DRAM，再到後來因為收購了來自美日兩國企業的技術，一舉奠定了自己在半導體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
回到本次日韓貿易摩擦事件上來，三星已經是世界半導體王者。但是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是原本衰落的日本半導體業掐住了三星的七寸。這一方面說明日本在半導體領域的深厚積累，另一方也說明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核心技術並非是完全可供交易的，在貿易摩擦發生的時刻，它不僅是商品，更是武器。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也是深受其害。
貿易摩擦不是今天才有，以後還會有，全球化越深入，此類摩擦就越會頻發。以半導體行業為例，看起來日本半導體在消費級市場呈現薄弱態勢，但在產業鏈中，依然把握了相當一部分的上遊環節，例如這次的管制產品光刻膠，它就主要應用於集成電路加工，而這方面往往被東京應化、住友化學等日企所把持，全球佔有率達到90%，在事實上構成了壟斷格局。
韓國半導體受制於人，我國的半導體行業整體實力比韓國還要弱小不少，目前只處於中遊整合水平，還有巨大的可待提升空間。那麼，我們的機會又在哪裡？
從日韓兩國的發展經驗來看，要想擺脫受制於人的窘境，充足的資金研發、廣泛技術的交流以及對市場趨勢的精準把握這三點是必不可缺的。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大國，產業鏈覆蓋廣闊，如何抓取「第三次半導體產業轉移」的機會，早日完成這三點大布局，不僅是利在當代，更是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