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對後世學人影響深遠，可惜其於1929年1月19日英年早逝，年僅56歲。在他逝世90周年之際，2019年1月19日，「啟蒙先驅 文化巨擘——紀念梁啓超逝世九十周年暨《梁啓超全集》出版座談會」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召開。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共同舉辦，來自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等科研院所的80餘位學者與會，就梁啓超對於近代中國的影響、新近出版湯志鈞父子編《梁啓超全集》的學術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會議合影
梁啓超：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師
在評述梁啓超的學術成果時，與會學者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百科全書」一詞。他在文學、史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等領域都頗有建樹，留下了很多創造性的理論命題。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賀耀敏認為，梁啓超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有著清晰的認識和理解。1897年梁啓超率先提出「以工立國」主張，並先後撰寫了《論中國之將強》《<史記·貨殖列傳>今義》等文章，積極倡導在中國開展機器大生產。他深知發展現代工業不僅需要資金、技術，而且更需要有一批資本家，主張發展經濟「以獎勵資本家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梁啓超1903年遊歷美國時認真研究了西方世界的工業組織託拉斯並對其大家欣賞，稱讚它實現了「以最小率之勞費，易最大率之利益」的生計學「最普遍最寶貴之公例」的「最善法門」。他從理論上探討了中國如何「增殖國富」問題，指出生利者多國富，分利者多國貧，而在他看來當時4億人口中，分利之人佔一半以上，國何不貧？所以他提出要富國，必須減少單純消耗不事勞動的「分利」之人，增加從事生產勞動的「生利」之人。他還揭露和批判了清政府出賣主權換取外債的做法，對利用外債進行了比較全面深入的分析，認為外債利用得好可以加速經濟發展，利用不好則會被債權國所控制。賀耀敏指出，在梁啓超先生的著述中，可以隨處找到大量他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的論述，這都是那個時代的思想圖譜和文化記憶。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陳其泰認為，梁啓超開拓了學術研究的新天地。近代學術與傳統學術是不同時代的產物，從內容到著作形式都有根本的不同。梁啓超1902年所寫的《論中國學術思想》，是20世紀初用新觀點、新方法、新範式撰成的典範之作。這部作品用7萬多字的篇幅，把中國整個學術演變提綱挈領地做了概括，在當時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胡適在「治術」這篇文章裡就談到，他正是讀了梁啓超的著作，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學術天地，這對於他以後走上研究中國哲學的道路意義重大。
會議現場
座談會上，也有不少學者提出對於梁啓超的研究應該有所拓展。
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指出，梁啓超足跡遍及全世界，他的思想廣泛地接受了當時最先進的各種思想，進而引導中國人走向世界。這種經歷使他所遺留的史料不止是在中國，也遍布全世界，這也使得日本、英國等國都有學者研究梁啓超思想。根據日本學者狹間直樹的研究，當時東亞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都深受梁啓超影響，他的《自由書》《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等文章被譯為多種文字。黃克武認為，研究者要關注其他國家的梁啓超著作譯本，探索其思想的世界性傳播網絡及梁啓超的「世界角色」。
中國人民大學民國史研究所教授郭雙林指出，要真正理解梁啓超就要釐清他的思想來源。具體做法就是重讀梁啓超當年讀過的書，思考他當年思考過的問題，重建梁啓超提出某種思想時的歷史語境。
會議現場
《梁啓超全集》對於學界的意義重大
新近出版的《梁啓超全集》也是本次座談會研討重點。
2018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總字數1400餘萬字的《梁啓超全集》正式面世。《梁啓超全集》的編纂可以追溯到1962年，因「文革」中斷，直到1982年，全集正式由湯志鈞先生負責。然而編纂過程一波三折，因各種原因，數次更換合作方，一度擱淺，資金支持也是直到近年才有。但湯志鈞和其子湯仁澤「孤軍奮戰」，堅持編錄資料，用了36年時間，終於編成。
《梁啓超全集》由論著集、演說集、詩文集、譯文集、函電集、附錄六大類組成，按撰作或發表時間先後排列，另有索引和附錄。全集中收錄不少近年新發現、披露的梁氏佚文、信件，如2012年新公開的《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以及湯志鈞先生在日本、美國、新加坡、港澳臺等地檢索搜羅的海外資料，如在東京國會圖書館、明治文庫發現的有關梁啓超的書札、筆談等史料。
《梁啓超全集》書影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家清史編篡委員會主任戴逸先生給予《梁啓超全集》高度評價。戴逸指出，梁啓超對中國思想的啟蒙、對人民的教育影響極大，他的一生都在不斷探索。而國內對梁啓超素有研究、可以承擔編纂全集重任的，非湯志鈞先生莫屬。經過數十年的收集編篡，湯志鈞父子不但校閱不同版本，而且精於校注，為如何編好近代人物文集提供了一條新路子。此項編校工作量大、難度也大，可以說是目前國內外收集梁啓超文稿最多、最廣，校注最精、最細的全集。
戴逸先生
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主任崔建飛指出，梁啓超一生勤於著述，筆鋒華麗，文辭練達，文名滿天下。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300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等名著，至今依然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梁啓超留下1000多萬字的文章，散落於報刊、雜誌以及私人藏家手中，所以編纂並出版《梁啓超全集》，不僅對研究梁啓超其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對晚清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大有裨益。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近代史所研究員張海鵬認為，梁啓超對近代中國的貢獻是彪炳史冊的，他為政、為學獨領風騷數十年，在學術、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不是簡單幾句話能概括的。所以編纂《梁啓超全集》對於學界的意義重大，為青年學者要重新審視梁啓超和他的時代，認識梁啓超在政治、學術、文化上做出的貢獻，提供了一個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