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今天的宗教是很本土化的一種宗教，比較起來，大陸不是那麼本土化的，是比較全球性的一種宗教情況。」魏樂博(Robert P. Weller)，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家，中國民間信仰與宗教問題研究專家5月24日在華東師範大學「大夏講壇」用中文做了一場題為「華人社會與全球宗教趨勢」的講座。
他以臺灣和江蘇為案例，講述全球化背景下華人社會及其宗教的發展特徵，並與全球宗教發展趨勢進行比較，從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現代性和全球性概念出發，深度梳理華人社會及其宗教信仰的變遷趨勢。
以下是澎湃記者做的講座摘錄：
今天要談兩個個案，一個是江蘇省，因為我現在住在江蘇，一個是臺灣。我們平常把臺灣和大陸比，我今天特別要講一個地區和一個地區的比較，不是一個地區和那麼大的一個大陸比較。江蘇也不代表大陸，江蘇就是江蘇。
我把臺灣和江蘇比較，有兩個目的：一是，雖然政治體制完全不同，把那兩個地方的宗教情況放在一起比較，類似的東西還是很多的。第二，雖然類似的東西很多，但還是有一些有意義的區別。我現在覺得最大的區別是，臺灣今天的宗教是很本土化的一種宗教，比較起來，大陸不是那麼本土化，是比較全球性的一種宗教情況。
民國時代大陸宗教政策受政教分離思想影響我講的世俗化不是非宗教化的過程，不是一個非靈性化的過程。我今天要講的是政教關係的那種世俗化，也就是一種思想，就是說政府裡面應該完全沒有宗教的影響，不過宗教也應該完全有政治自由。我今天就是要講這個，因為那個思想在全世界非常有影響力。包括中國大陸，尤其是民國時代的中國大陸的政策，也包括日本，中國臺灣有日本50年殖民地的歷史。
一種世俗化是法國的模式——就是政府和宗教分得非常非常清楚。這個在法國尤其是20世紀初開始有一個很明確的政策，就是一點宗教信仰不會有的。所以今天在法國公立學校裡面，伊斯蘭教的小女孩不能蓋頭。因為他們說這個是公立的學校，就是政府的，算「政」，蓋頭是宗教行為，是不可以的。所以這個是比較極端的看法，一直到現在，法國還存在這個問題。法國的模式影響到了很多國家，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到上世紀20年代後，政府和宗教分得非常清楚。墨西哥也受過法國的影響。還有國民黨，國民黨一開始有憲法的時候，也是這樣子分得非常清楚。
歐洲還有幾種模式，最出名的大概是荷蘭。荷蘭有一個Pillar System(柱子體制)。柱子是正式的宗教，正式的宗教有五個柱子，五個不同的宗教，大家交稅給政府，政府把這些錢的一部分給宗教組織，所以說政教沒有分開，宗教組織還有一部分做福利的責任，這和法國完全不一樣。這個影響力在日本是比較大的。所以我只是要說全球化的東西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不管是法國的還是荷蘭的模式，在華人社會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
舉一個臺灣的例子，在大陸也很容易找到。我大概六七年前在臺灣一個叫鹿港的小城市做田野調查。鹿港19世紀在臺灣是一個很要緊的海口，不過到了20世紀那個海口不怎麼有用了，大的船進不去，所以它的經濟越來越落後。剛好那個時候，1895年，日本人來了以後，為了控制社會，它們開始研究臺灣社會。1923年，它們研究了鹿港所有的社會團體，他們發現有66個社會團體——會館內做生意的，拜祖先的宗族類的，教育類的，什麼都有。每一個都用神明會的方法組織起來。神明會就是一個組織，你一進去，看到的第一個東西，就是一個神壇。這個時候還完全沒有世俗化。宗教和社會是一個東西，裡面沒有宗教的觀念。古代中文沒有宗教，但有宗，有教。到了20世紀才有宗教的觀念，是西方的religion被翻成日文再被翻成中文。所以說66個組織，每一個都是神明會。到1923年，他們說我們法律將來不認識神明會，因為這個是迷信的東西，我們不用神，我們是現代化的一個社會。所以他們開始用不同的辦法組織團體。這個是什麼？這個就是世俗化。所以在臺灣，至少在鹿港，在1923年，宗教正式世俗化了，政策改變了。
拜神——從傳統風俗到宗教化拜神是中國人的一種傳統習慣，在大陸不算是宗教，只是風俗，或者說得不好聽的話算迷信。沒有宗教只有生活，拜神是生活的一部分，神明會是社會團體的一部分。所以需要有宗教。
1893年，在美國芝加哥舉行了全世界第一次宗教會議。所有的宗教代表都去了。包括儒教，儒教的代表是華盛頓大使館裡的一個人。他記錄過一個很好玩的事，他說這個是關於religion的一個回憶，他說他原來不知道religion是一個什麼東西，看了所有的字典他都搞不清religion是一個什麼東西，就是說「宗教」這個詞還沒有，他研究了半天，開始了解到，這個在中國應該是巫教。他最後說，中國的宗教應該是儒家的禮教。那個時候1893年，沒有宗教的觀念，都是20世紀日本人把歐洲的觀念翻譯成日文，再傳到中國來的。為什麼？因為要世俗化的話就必須有個宗教，所以創造宗教也就是那個時候。
所以有人說，印度原來沒有印度教的觀念。印度教是19世界英國殖民地的時候才有的觀念。他們把生活中宗教拜神的習慣宗教化了，不同的是，中國沒有。中國沒有把那些民間的拜神的習慣宗教化。它把它迷信化了。
宗教是什麼東西？當時日本政府在臺灣的定義是一個非常基督教的定義——第一是以信仰為主。中國的傳統不一定是以信仰為主。你為什麼拜神？不是因為你信仰什麼東西，常常是因為你要什麼東西，我要生子，我要賺錢，我要答辯成功，這樣你們才去拜神。沒有人問什麼是信仰。當然信仰是有的，但不是最關注的東西。第二個是經典。它的聖經在哪裡？民間信仰的聖經在哪裡？佛教道教至少有一大堆的東西，民間宗教是沒有的。所以這個也是基督教的一個看法。需要有專家——牧師、神父、和尚、道士、那些都可以，民間宗教的專家是誰？沒有。而且需要有選擇，就是信教你要選擇去信什麼，這是非常基督教的觀念。
你們可能知道有個法國學者寫了香港19世紀的人口調查，很簡單的一個東西。那個人口調查也問了宗教，問:你是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天主教徒、伊斯蘭教徒嗎？他說這個問題沒有中國人看得懂。為什麼？西方人想到宗教，想到每一個宗教是一個柱子。長老教會是一個柱子，教徒在這兒（柱子下部），牧師在上面（柱子上部），再換一個宗教也是這樣子——信徒，牧師；天主教——信徒、神父。
中國人的想法完全不是這樣。中國人的想法是，我們老百姓有我們老百姓的風俗習慣。柱子上面那兒有和尚，那兒有道士，那兒有風水先生，那兒有算命的。就是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專家，就像一個電工一樣，你需要一個人，你給他一點錢，讓他幫忙。這觀念完全不一樣。
但現在，從民國時代到現在，變成西方的模式。所以佛教現在變成柱子性的佛教，道教也應該是。所以我們現在說全國有多少個道教徒？這完全是一個20世紀的問題。以前不能問這個問題。這是完全基督教的一個定義。
我的理性化可以說是和宗教化有關係。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到一個自覺的宗教信仰。我天天拜神，天天燒香，為什麼呢？我最早在臺灣做田野調查，我常常問人們「為什麼這樣子拜？神的生日，你殺豬，你為什麼把刀放到他的頭上？你為什麼把一條魚吊在他的嘴巴裡面？」他們就問我：「你怎麼問這麼奇怪的一個問題？」他們就說：「那樣比較漂亮。」或者是說：「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中國人」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說是風俗習慣，沒有什麼解釋。這個說明什麼，它是自然的宗教。那自覺是什麼意思？自覺是你開始自己問自己，「我為什麼這樣做？」「我是一個中國人，為什麼要這樣做？」——理性化就是這個過程。
拜媽祖——習慣化的具體化拜媽祖是什麼樣的宗教現象呢？是那類非常習慣化的具體化。臺灣的媽祖信仰比19世紀濃多了。臺灣有五六個非常重要的媽祖廟，鹿港正好有一個。我在鹿港的那幾個月，他們剛好去梅州，我看他們回來，幾千個人在表演。你看他那個社會資本多厲害，能夠把那麼多人組織起來。
而且最近20年，也有一種非世俗化的現象。70年代我沒有碰到什麼與宗教有關的民間信仰慈善活動。現在有一大堆，比如把救火車、垃圾車送給鎮政府。這對小城鎮是一個比較大的貢獻。最好玩的是，我問鹿港人，他們為媽祖廟、天后宮做過什麼好事？他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們的五星級廁所。還有給獎學金啊，跟政府合作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等，都有做，所以是有一種非世俗化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它變成一個全島的信仰，這個很難得。在中國的歷史上哪有這類現象？規模那麼大。但你問媽祖的經典在哪裡？還是沒有的，媽祖的專家是誰啊，還是那些需要請他們過來的電工式的導師吧。所以這個沒有改變，沒有教義。
到了江蘇的媽祖，江蘇的媽祖當然不是江蘇最重要的一種廟，崑山剛開了一個媽祖廟，它的名字不是媽祖廟，是歷史很悠久的一個寺院利用歷史上的一個名字給佛教協會管這個地方。我是和崑山宗教局的局長一起去的。那時還沒開，那個廟非常大，一點也不像江蘇的那個廟。像福建的廟，像臺灣的廟。為什麼？你們大概知道，崑山的臺商特別特別多，這就是那些企業家捐錢，建的廟。不過政府也非常支持，為什麼？當然是最好聽的原因，是統戰。也有一個可能沒有那麼好聽的原因，就是經濟，要那些臺商高興起來。那這個會影響本地的宗教行為嗎？不好說。我去的那次和一個職位比較高的官員一起燒香，而且那個人好像很誠心。他不是臺灣人，所以影響力也是有的，將來還值得繼續看一看。
有人做一個調查，問中國人信不信神？我記得信神的差不多是30%，問他們一年之內有沒有在祖先神明之前燒香？大概70%。所以你問信仰，你問理性化的東西，你會發現中國是不怎麼信教的一個地方。
臺灣宗教比大陸更本土化臺灣的宗教習慣是比較本土化的，民間信仰很濃。在大陸，有的地方也可以看到很濃的民間信仰，不過在江蘇，尤其在江南，這個是比較衰弱的，至少這是我的感覺。一個原因是農村越來越少，很多廟被毀，不是因為宗教歧視，是因為城市越來越大，需要那塊土地。
我去了一些農村的廟，門鎖了。我也不知道解放前，或者清朝有沒有鎖門，臺灣沒有廟是鎖門的，你如果碰到一個白天鎖門的廟你知道這廟死了，不靈驗。在這裡我問他們，他們說初一到十五才開門。可能原來就是這樣的，我不知道。我的印象是與臺灣的經驗差得很遠，所以這是一個本土問題。民間信仰是一種很本土化的東西。
第二個原因是，大陸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尤其是1963、1964年一直到文革。一直到1970年代初開始改變一點。
還有一個民間信仰的問題就是，沒有道士，沒有和尚。所以差不多五八年到八幾年都沒有新的年輕人可以做道士、和尚、牧師、神父。我們知道臺灣沒有這個問題，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我特別要說的是，不是因為經濟發展，不是因為臺灣很早就發財了。如果我們把蘇南和臺灣比較，經濟情況也沒那麼不一樣。臺灣一開始有錢，民間信仰發展得很快，發展了十幾年以後，佛教徒突然間增加得很快，所以經濟的不同不能解釋什麼。所以民間信仰方面，大陸本土信仰比較難發展起來。因為傳統的資源是一樣的，但構造已經改變了，或者說宗教的生態已經改變了。
演講人簡介： 魏樂博(Robert P. Weller)：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家，中國民間信仰與宗教問題研究專家，美國波士頓大學人類學教授和系主任，波士頓大學「文化、宗教與世界事務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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