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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理故事中,詭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從詭計出發,編織出不同花樣與色彩的線索,再將其分散在有限的角色中,配上點迷惑觀眾的煙霧彈,就是經典密室殺人案的基礎。隨著偵探抽絲剝繭地將拼圖一塊塊放在準確的位置,真相才會在觀眾的恍然大悟中揭開。
如果一個故事被講了許多遍,詭計早已被觀眾熟捻於心,這樣的故事還有再看的必要嗎?
《東方快車謀殺案》正是這樣的一個故事。從1934年出版至今,已被改編成一部電影、三部電視劇、多部舞臺劇。在今年11月10日,全新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將再次登錄全球銀幕。
講好這個故事並不難,畢竟有如此多的前人的版本都值得借鑑,小說本身也具有極強的畫面感。在講好故事的同時,如何為這株老樹賦予全新的生命力,讓這個已經超過80歲的故事獲得當下年輕觀眾的認可,卻並不容易。
或許正是考慮到這些因素,才最終選擇肯尼思·布拉納擔任該片的導演及主演。不僅因為他曾分別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編劇本、最佳真人短片和最佳導演的提名,演、導皆優,更加重要的是,他曾拿出過《雷神》和《灰姑娘》這兩部成功的作品。
在《雷神》當中,他發揮出改編莎士比亞舞臺劇和電影時積累的經驗,講述了這位漫威漫畫當中的北歐神祇如何通過磨難的考驗最終得到父王認可的故事。而《灰姑娘》的故事在世界範圍內比《東方快車謀殺案》還要知名,他將故事以傳統結構講述出來的同時,在美術、配音和鏡頭風格上將其精緻化,成為這一批迪士尼動畫真人化打頭陣的作品,在全球獲得超過5.4億美元的票房。
可以說《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改編思路與《灰姑娘》基本一致。肯尼思·布拉納沒有為創造「新鮮感」而顛覆傳統,完全保留了原本的故事結構,在此基礎上,讓整部影片的傳達更加精緻化,畫面更加舞臺化。
最為明顯的精緻,體現在對美術的苛求上。肯尼思·布拉納在影片中徹底還原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東與歐洲,以及連接東西方土地的東方快車。不管是車上的一個門把手,還是餐車上的一個酒杯,都還原了當時歐洲上流社會的風格。
道具的精緻只是表面,更加深層的還有角色的精緻。在大偵探赫克爾·波洛登上東方快車之前,影片開頭的十多分鐘,完全是為了將他豐滿起來而存在,不斷強化他的對稱強迫症、無懈可擊的推理,以及對人性的洞察、對上流社會禮儀的重視……這些的體面和教養維持到了影片揭示真相之前,但並不代表他內心真的如此平靜。他與這輛車上每一位有著正常社會身份的乘客一樣,都在用表面的鎮定,掩飾著自己心中劇烈的情感變化。
如上一部由西德尼·呂美特打造的1974年版《東方快車謀殺案》一樣,新版本也選用了全明星陣容進行演繹。13名乘客,由朱迪·丹奇、米歇爾·菲佛、強尼·德普、威廉·達福、黛西·雷德利為代表的一眾演技出眾的演員飾演。他們每一名角色,都能夠在有限的時間裡呈現出最具魅力的狀態。
如果從群像的角度來說,新版《東方快車謀殺案》沒有讓人失望。偵探對每名角色的單獨訪談,給予了他們極大的空間去施展魅力。在案件的偵破過程中,每個人都有著明顯的風格差異,分別用柔弱、焦慮、驚慌等不同的特質,應對著偵探直指他們隱私深處的問題。在極短的時間內,每一個人的生活都以清晰的畫面呈現出來。
同時,肯尼思·布拉納運用舞臺感極強的鏡頭,將這一系列的故事呈現地具有儀式感。在波洛剛剛上車時,一段從車尾餐車走到他的包廂的長鏡頭,把故事中將會出現的角色集中在一起。波洛準備向乘客揭露真相時,同樣用長鏡頭呈現了波洛從包廂一步步走到車尾的過程。上車時的喧囂與下車時無人的寂靜形成了鮮明對比,也代表著他內心當中堅持的某些原則被打破。
類似的場景多次出現。比如在兇殺案件發生之後,除死者外所有人都坐在餐車中,每個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作出反應。憑藉餐車錯落有致的座位排列,讓新版相比1974年版本的整齊排坐更具氣勢。最終揭露真相時,波洛面對的,也是共同坐在一排長桌之後的其他12名乘客。如果畫面在那一刻定格,看似有些凌亂的乘客,會與《最後的晚餐》有幾分相似。不同的是,犯罪的不止是猶大一人。
遵從原作的精緻化、舞臺化改編,是肯尼思·布拉納的優勢,但也是限制其想像力的禁錮,令其作品足以稱之為優秀,卻難以驚豔觀眾。為了強調大偵探波洛對極致完美的追求,導演令其有了少許怪癖,其中的一些細節可能會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難以形成性格系統,更會令人聯想到對其他的具有鮮明個性的偵探的模仿。
原作者阿加莎·克裡斯蒂創作《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故事,除了展示這種犯罪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進行對人性的探討。在真相揭露時,該片對人性的探討到達頂峰,觀眾也能從其舞臺化的鏡頭、65毫米膠片質感的畫面裡繼續細細回味,但很快一封將波洛召喚去尼羅河的信,讓這種回味被續集的「預告」衝的戛然而止,甚至帶來一種獨立電影在系列中被劇集化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