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再苦，每個月一萬多塊錢的收入，還是讓他一天天地在這裡「耗」了下來。
周玉山今年37歲，在連接中國傳媒大學及其男生宿舍、跨越京通高速的天橋上，賣了11年雞蛋灌餅。天橋一頭兒是中國傳媒大學，一頭兒是它的校外男生宿舍。
你甚至可以在大眾點評的商戶裡搜到他的攤位：總體評價3星半，43條點評，都是同類商戶裡最高的。評價者幾乎都是學生。但周玉山賣灌餅的積極性越來越低，原因是生意越來越不好了。從去年起，他又在附近加了一個炒麵攤，賣炒麵、炒餅、炒河粉、炒米飯，精力開始往那邊轉移。
早上7點，周玉山騎著電動三輪(車後邊部分是灌餅攤)上了天橋，靠南端停下。點起蜂窩煤爐灶，把配菜和調料擺好。揪面劑子，擀成長片，撒調料，繞成圓環狀再擀成餅(這樣餅便分層了)，上鍋烙，待餅呈淡黃色時，灌進一個雞蛋。幾個餅烙上後，開始烤腸、雞腿肉和土豆絲。
周玉山一般早上5點起床，今天5點半才在媳婦的催促下爬起來。和面(從前年起他已使用和面機)，把各種配料裝車，填好蜂窩煤，出發。「現在生意就那麼回事兒，早起晚起都差不多。」周玉山說。
7點40分左右，住在天橋南側宿舍裡的學生們，陸續走過天橋去學校上課。周玉山的攤子開始有了生意。買灌餅的都是學生，三三兩兩，基本都會要求加腸或者雞肉。
第一撥生意在8點20分左右結束。第二撥生意9點半開始，來自上10點課的那些學生。現在，周玉山都是10點多點就收攤。
今天上午，周玉山一共賣了30多個灌餅，不到200塊錢。
一個灌餅售價3塊錢，成本大約1塊5。加腸則售5塊，加雞肉5塊5。腸的成本是1.17元，雞肉1塊4。利潤率可觀。
但是這天生意特別不好。雖然現在買灌餅的人少多了，但平時一上午總能賣300塊錢左右。
周玉山2002年便開始賣灌餅了，和媳婦一起，最早在金臺路9路公共汽車總站。剛開始他膽子小，只敢賣到早上8點，城管一上班就收攤。2002年，他只賣了6000塊錢。
當時在北京，雞蛋灌餅還比較少見。隨著業務的熟練和對環境的適應，周玉山的灌餅生意好了起來，每天都有人排隊。
沒多久「非典」了，很多做小買賣的都離開北京回了老家。周玉山沒走，到租金更加便宜的管莊住了一個多月。這期間，他發現傳媒大學雖然處於當時還非常荒涼的東五環外，但附近人流已相當密集。2003年五一過後，他就把攤子支在了這個天橋下。來買灌餅的學生絡繹不絕。
橋下的問題是總有城管來抄。他就挪到天橋上，既不顯眼，也不佔路，城管管得少多了。他一直待到了今天，天橋邊的那些樹，從小樹苗長成了可以遮陽的大樹。
在天橋上賣灌餅的頭兩年，每天周玉山夫婦只賣到上午10點多，下午周玉山去別的地方賣別的東西。他賣過毛雞蛋，賣過涼皮，也給工地送過盒飯，生意都一般。夫婦倆後來改成全天在天橋上賣灌餅，從早上6點賣到中午，下午三四點再出攤，賣到晚上10點。
10 年前的雞蛋灌餅和現在不一樣，餅要小一些，烙到八成熟後在爐子旁邊拉出來的一個架子裡烤一下，口感比現在酥脆許多;也沒有生菜、土豆絲、鹹菜等配菜，更沒 有肉，只是灌進雞蛋，放點辣椒和椒鹽，撒上現在沒有的蔥花和香菜。周玉山說，現在這個沒啥灌餅味兒了，都是肉的味兒。
2003年剛來的時候，只有傳媒大學西門(京通高速北側)有一家賣雞蛋灌餅的。天橋南邊這片兒，周玉山是獨一家，一天能賣出七八百塊錢。那時的雞蛋灌餅1塊錢一個，
周玉山每天凌晨3點多就得起床和面，5點就到天橋上開始烙餅。天亮人多的時候，攤子上已經有幾十個烙好的餅了。「不然根本來不及。」人多的時候，經常是圍著兩三層人。「上一鍋沒烙好，下一鍋的錢都交了。特別是晚上，車一推出來就排隊。」
有一天早上，幾個女學生跑過來告訴他，昨天周杰倫來你這兒買灌餅了，戴著圍脖裹得挺嚴的，經紀人還不讓拍照。「哈哈，她們跟我說的，我也沒注意，人挺多的。好像是2007年吧，來學校做啥活動，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周玉山的生意紅火的同時，周圍賣灌餅的攤子越來越多。尤其最近幾年，在天橋南端東西兩個樓梯口的路邊上，分別起了幾個灌餅攤。周玉山的生意開始減少了。
這些年雙橋(傳媒大學所在地)一帶發展迅速，隨著地鐵八通線的開通，住宅樓一片接著一片出現。現在到了晚上，天橋南側路邊擠滿了做各種小生意的。
於是3年前，周玉山和媳婦分開賣雞蛋灌餅。他還留在天橋，媳婦在南側小區門口。
媳婦的灌餅攤到目前為止生意還算不錯。小區門口只有她一個賣灌餅的，每天平均能賣五六百塊錢，只是要早上6點多出來，晚上6點收攤。
周玉山這個攤子日益不景氣。他說，現在來的基本都是熟客，有的還是特意來的。「肯定越來越不好幹，老學生越來越少了。」
周玉山是河南信陽人，在農村長大。上世紀90年代初，初中畢業後，他被老鄉帶著到鄭州上了個廚師學校。學了三個月後，他開始在鄭州的一些小飯館打工，幹了一年，回家結了婚。
媳婦和他同村。周玉山算是村裡比較早出去打工的，他說，在村裡見天閒著，也不掙錢，加上學的是廚師，「在村裡沒用，縣城也不行」，便來到了北京。
那是1996年。周玉山十八、九歲，在門頭溝的小飯館裡打工。最早是配菜，一個月拿200塊錢，兩年後才掌上勺。路邊小飯館生意不穩定，周玉山經常被迫換工作，「老闆看生意不好就換廚子」。他說幹廚師那幾年，最多的時候是一個月1600塊錢工資。十幾年前，對於周玉山，這是一份很可觀的收入。「但沒幹多久就又得(被老闆)換了。」
出來做小買賣是媳婦的主意。她當時是紡織廠的女工，看到有老鄉賣灌餅(鄭州小吃)賣得不錯，打算自己也學著幹。
兩個人就都不打工了。幹小買賣比打工累得多，每天起早貪黑，只能睡5個小時，累得不想吃飯，但回報也比打工高。最近這幾年，周玉山夫婦平均一年能掙10萬元左右。「打工
不光掙得少，有的老闆壞著呢，沒有哪次工資能拿齊的，怎麼也得壓你一個月的。」
住所也相對穩定下來了。從2003年起，周玉山一家便在雙橋住下了，十幾年間，雖然時有搬家，但不會離開這片兒。也是從賣雞蛋灌餅開始，他們把5歲的兒子接到了北京。周玉山有一兒一女，兒子在北京上完初中便回到老家上高中了，女兒生在北京，現在上小學三年級。
這些年，周玉山的大舅子、小姨子和一個姐姐都陸續來到北京，賣灌餅或是炒麵。「都是我帶出來的，不過他們現在生意都比我好，哈哈。」
上午10點半，周玉山收了灌餅攤，去3公裡外的農貿市場上貨。他買了下午炒麵攤要用的細麵條、鮮河粉、豆芽，以及灌餅所需的腸和雞腿肉。
中午12點半，他回到了家，開始準備下午的生意。
周玉山租住在京承鐵路南側的一小片平房裡，邊上是一條浮滿垃圾的水溝。他住的這排平房有個小院，但很窄，只能並排過兩個人，說是過道更為合適。小院裡有四戶人家，除了房東老兩口外，剩下三戶租客都是每家住一間平房。
周玉山的屋子在中間，不大，十幾平米。過道另一側是一個幾平米的棚子，周玉山用來放貨。平房的租金是400元一個月，棚子50元，電費平均100元/月(水免費)。
周 玉山是今年年後才搬到這邊來的，以前住在一個大雜院裡，比這兒寬綽。雖說他對這個住處不怎麼滿意，空間太小，屋子裡都是貨，又擠又亂，但也沒有什麼辦法。 「我們找房子特難找，樓房肯定不行，這麼多東西、四輛(電動三輪)車沒地方擱，上下樓這麼多東西也沒法弄。只能找平房，但這附近越來越不好找了。」年前由 於北京某處大雜院失火，周玉山他們便被「趕」出來，不允許再群租大雜院。
下午賣炒麵需要準備不少東西。青椒、胡蘿蔔、青蒜，要切成丁兒或絲兒;細麵條要蒸好，鮮河粉則要和上油。之後，他到院子門口擦賣炒麵的電動三輪，「每天都得擦，油煙大，不擦顯得特髒。」
一切收拾妥當，已經中午1點50分了。周玉山煮了方便麵當作午飯，打開電視，看他最喜歡的國際新聞。今天CCTV13裡播的是馬航失聯和烏克蘭事件。
「喜歡關心國際大事兒。」周玉山說，「啥臺灣的日本的，愛看(這些地方)與中國大陸相關的事兒。」
下午2點多，周玉山可以稍微歇一會兒了。他說這十幾年來每天都缺覺，如果中午不睡一會兒，下午盯不住。「稍微慢一點兒中午就擠不出來睡覺的時間，有時候看著看著電視就睡著了。」
周玉山下午還要去接女兒和以前鄰居的孩子放學。他和鄰居搭班，早上鄰居送，下午他接。
女兒下午4點多放學。周玉山4點起來，開著一輛拉人拉貨的電動車，去2公裡以外的於家圍小學。回家後，周玉山把炒麵攤的東西都放到車上，接好煤氣罐，開到北邊2公裡第二外國語學院宿舍門口的街邊。
這個路口除了周玉山，還有另外幾家做小買賣的，賣熟食、手抓餅和煎餅。
接孩子放學會耽擱不少工夫，周玉山到這裡已經傍晚6點多了。他通常幹到晚上10點。炒麵、炒餅、炒河粉、炒米飯，價錢都是6塊一份，加雞蛋7塊，加培根10塊。周玉山說，賣這個也是差不多40%~50%的毛錢(毛利率)。
這裡的生意比灌餅要好不少。從晚上7點開始，二外宿舍的學生就陸續過來買吃的。人多的時候，有七八個人排隊。有幾個學生是專程過來買的，因為有同學買過之後說：「他家的味兒比別人的好吃。」
今天晚上周玉山賣了大概有四五十份，300多塊錢。他說，這裡現在熟客也變多了，還有一些認出他是天橋灌餅的也會過來買。
在這個地方做小買賣，各方麵條件都不錯，只有一個問題：很多拉土拉建材的大車來往，街上總是塵土飛揚。晚上要收攤的時候，大車越來越多，周玉山看著將自己包圍的塵土，自言自語：「太髒了，真不忍心賣了。」
周 玉山對大車的反感也不完全是因為影響生意，一些城管的假公濟私也讓他不悅。「本來前幾天罰他們(大車)了，以為沒事兒了，但罰完錢又讓開了，就是為了收 錢。」同樣的事例在他的灌餅攤也發生過。因為賣灌餅，他也沒少被城管抄過。但是在前些年，城管都把抄走的家什拉到天橋東側的一個私人停車場裡，贖一次三五 百塊錢。「老那樣循環有意思嗎?又不是說不讓幹了。抄一堆車到那停車場，交錢就拿回來了。」
「太腐敗了。」周玉山說，「2008年以後抄得 少了，現在都拉到城管大隊去了。」周玉山對城管不滿的地方其實並不多，除了一些城管亂收錢，也就是有少數城管喜歡耍威風。他說，今年年後，天橋北片新上任 一個副隊長，前些天看見他推著車在那邊過，上來就罵。「他說你別給臉不要臉。其實我那天沒賣，我就說你罵誰啊，怎麼張口就罵人?他說，行啊，你願意告告 去，我就罵了。然後我拿手機把他胸牌照下來了，他也沒較真。咱也不想把事兒鬧大，我也知道我鬧大他也沒轍，鬧到領導那兒他不好辦。但其實我也沒證據，他就 不承認怎麼辦?也沒錄像沒錄音。」
「就他最壞。」周玉山說，「走哪兒攆哪兒，大家都反映他事兒多。去年就見過一次，在橋下，上來就嚷，說你回老家去!」
「也理解城管，就是別那麼橫，你攆走就行了吧。」周玉山說，他們這些做小生意的和一些平常比較客氣的城管，關係處得其實都不錯，「考試那兩天，生意好，有的城管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天 剛黑下來的時候，一個和周玉山相熟的中年男子逛到他的攤子前，跟他說旁邊橋上兩個賣小飾品的小販為爭地盤打起來了:「後來的那個說我今天交過錢(給城管) 了，你不能在這裡擺。」中年男子的神情頗為得意，跟周玉山說完後，轉身快步跑去南邊告訴更多的人，以防被他人搶先傳播。
周玉山旁邊賣手抓餅的中年婦女也是河南口音，剛乾沒多久，生意不是很好，跑過來跟周玉山聊天。兩人聊起一個賣烤麵筋的人生意很好，周玉山嘆口氣跟她說：「他能耗，都是最後走。」
周 玉山說他一開始沒想幹這個炒麵攤，因為做小買賣實在太累了，他早已疲憊不堪。去年灌餅生意更加不好之後，他也想過幹別的。他告訴我，老家村裡的絕大部分人 都在蘭州做假酒，他去年偷偷去了兩趟蘭州，但是由於媳婦的反對——風險太大怕被抓起來，並且從來沒幹過，不熟悉門道——便作罷了。幹炒麵攤也是跟老鄉學 的，由於有廚師基礎和多年做小買賣的經驗，他上手很快。「媳婦覺得還是小買賣好，風險低，見利也快。」幾年前村裡有人因為販假酒被抓起來了，「花了幾十萬 才給贖出來」。
他也不知道這種小買賣還能再幹多久。「早就幹夠了，但是確實沒別的可幹。」自從幹上小買賣，周玉山一年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尤其這幾年，周末和學生節假日的時候他就跑到別的地方去賣灌餅，儘可能把能利用的時間和精力都用上。
和他同時期開始在雙橋一帶幹小買賣的人，很多都不在了，不是去了別的更為繁華的地段，就是回了老家。周玉山說，他之所以不離開這裡，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女兒就讀的朝陽區於家圍小學，是所公立學校。
這所學校的學費和書本費是全免的，每個月只交180塊錢的午餐費。對於周玉山來說，公立學校是最好的選擇：好的私立學校費用動輒幾萬，承擔不了;差的又「亂七八糟」，不僅教學質量他接受不了，學費也並不是很低。兒子當初上的就是私立小學，每學期也要幾百塊錢學費。
能上這所公立小學是很不容易的。入學時雖然通過了考試，但是由於報名的人太多，女兒還是沒有進去。幸好那一年這所小學的校長是天橋灌餅的常客，女兒才得以「加塞」進去。
這十幾年，周玉山過年都沒回過老家。他說回老家太麻煩了，本來就累，車票也不好買。老家家裡什麼都沒有，回家過年，鍋碗瓢盆都得新買。「用兩天就扔那兒了，回頭還得再重新弄。」周的父親也老在外邊打工，家裡經常沒人。
「沒時間」是周玉山經常掛在嘴邊的詞。他已經把每天可用的時間利用到極致，爭取多賺一點錢。在北京這麼多年，除了天安門廣場，他哪兒都沒去過，更不用說帶孩子去什麼地方玩了。
來北京將近20年，周玉山對這裡已經習慣了，老家也就是有急事兒才回一次，印象早已模糊了許多。但是在北京，他仍然居無定所。「總不能老漂著啊，幹這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兒。」
他現在也會想，2003年，剛到天橋的時候，南側的珠江綠洲小區正在建，5000塊一平米。「當時借錢買也行啊，可咱沒那個頭腦。」
「提起房子我就來氣。」周玉山苦笑。2009年，他在老家縣城買了套房子，上邊住人，底下是商鋪。他買得有些後悔：上邊住人面積太小，下邊底商由於所處的地方還沒發展起來，既租不出去也用不上。這套花了30多萬買的房子，現在還一直扔在那兒。
去年，老家越來越多的人在信陽市裡買了房子，周玉山也買了一套。「不都是比嘛，他們都買了我也就買了，還借了10來萬塊錢。」
這幾年，周玉山想過多次「回老家算了」，開個小超市也挺好，能養家餬口就行了。但是在北京再苦，每個月一萬多塊錢的收入，還是讓他一天天地在這裡「耗」了下來。
「過兩年沒準兒真回去了。」他想著等女兒小學畢業以後，就全家回信陽市裡，讓女兒在那裡上初中，到時候現在上高二的兒子也上大學了(周玉山說兒子學習成績一直不錯，保持班裡前五，考上大學的機會不小)。「(一家人)都回市裡，也挺好的，也不能光想著錢。」
晚上10點半，周玉山收攤了，開著電動三輪車回家。幾輛卡車呼嘯而過，飛塵滿天。
回到家還得刨土豆絲、洗生菜、熬醬，洗瓶瓶罐罐，準備明早灌餅的一切應用之物。進門的時候房東的狗又該叫了，又會吵到鄰居，幸虧人家還不錯，從來不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