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最盛之時，也是戲劇最盛之時。
會館內的浮雕人物鮮活。
四川會館之多居全國前茅。
在棉花街，有江西人修建的江西會館。
會館氣勢恢弘。
四川的會館中，湖廣會館數量最多。
眾所周知，成都是一座移民城市。史學家習慣於把成都自古到今歷史上的移民歸結為「五次大移民」，一個個「客家方言島」「福建會館」「廣東會館」「陝西會館」等的存留，生動地記錄著當年大移民的真實歷史。
正如《錦城竹枝詞》所說，「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這首竹枝詞，是當時對清代成都人口構成的一個形象描述。
會館內的浮雕人物鮮活。
會館是明清時易籍人在客地的一種特殊社會組織。顧名思義，會館就是聚會和聚居之場所。成都平原的富庶在精神和物質上都使這些做客他鄉的人感到了某種滿足，於是這些「異鄉人」拿出積攢的錢財，按省籍修建起自己的會館。
四川境內會館之多、分布之廣，會館建築之密集與豪華，可謂居全國前茅。據載，清代至民國年間，四川計有會館1400餘所，這其中，湖廣會館數量最多，計有477所。
清同治年間，《成都縣誌》詳列了成都城內會館，共計有15處。《成都通覽》一書列舉的城內會館，較同治年間又增加不少，大小計有近30處。在總府街，有福建人修建的福建會館，即現在假日酒店所在地；湖南、湖北人修建的湖廣會館（以前湖南、湖北統稱為湖廣），也在總府街；在金玉街，有浙江人修建的浙江會館，山東人修建的山東會館，廣西人修建的廣西會館；在正通順街，有雲南人修建的雲南會館，山西人修建的山西會館；在棉花街，有江西人修建的江西會館；在西糠市街，廣東人修建了廣東會館；在陝西街，有陝西人修的陝西會館。此外，還有布后街的河南會館、貴州館街旁的貴州會館、古臥龍橋街的川北會館等。
某種程度上，會館已經成為外省人在成都的精神家園，他們可以在這裡聽到鄉音，暢敘鄉情，可以在這裡撫摸到他們夢中的一切，以求精神慰藉。會館的建築風格就是家鄉的建築風格。在會館聽家鄉的戲，成為清代成都人的一大時尚。成都著名作家李劼人在《死水微瀾》一書中寫道：「每個會館裡，單是戲臺就有三四處，都是金碧輝煌的。」
與五方之民雜處，與五方神靈共歡。清代的成都，在會館最盛的時候，也是戲劇最盛之時，整個成都，便是一個大戲臺，來自全國各地的大戲在這裡舞刀弄槍，一較高下。
今天的川劇由崑曲、高腔、胡琴、彈戲、燈調五種聲腔組成，除燈調來自四川外，崑曲源於江蘇崑腔，高腔源於江西弋陽腔，胡琴出自徽調、漢調，彈戲出自梆子，地方戲你方唱罷我又登場，互相融匯，這才唱出了既博取眾家之長又獨樹一幟的川劇。川劇的每一種腔調與每一個細節，都讓人感受得到一方移民的影子。
清代初年的成都充滿了豐富的想像力和駁雜歡快的樂聲，多種省份移民和多種文化的撞擊，也使成都的民俗文化、茶館文化、小吃文化、休閒文化空前繁榮。
一個深秋的午後，我獨自坐在成都陝西街陝西會館的迴廊裡，鬧市裡品著成都人鍾愛的「花茶」，望著四合院裡飄下的毛毛細雨，寧靜的心突然有一種莫名的傷感。
我們都是外鄉人，我們最初的根在哪裡？數百年前，那批陝西人在這裡修築的這個會館，代復一代年復一年，該有著怎樣的鄉愁？我知道，在成都有數十個這樣的會館，每一個會館都烙下一批外鄉人清晰的烙印。
成都會館林立，而清康熙年間最具盛名的，又數今天位於陝西街（現蓉城飯店內）的陝西會館。它始建於清康熙二年（1663年），嘉慶二年（1797年）經過擴建和修葺，後來成都「慶益」「益泰」等33家陝人商號集資重建。
恰恰就在這個名號為「陝西」的會館建前20年，一個陝西的農民將繁華的成都變成了鬼哭狼嚎的虎狼之地。他便是今天都讓成都人談之色變的張獻忠。
清朝乾隆年間，成都老東門外的府河邊來了兩個陝西人。他們穿著草鞋，肩挎背包，在老東門外的河灘和街巷裡轉悠。
當地居民最初以為他們是收破爛的貨郎或看風水的先生，但細心盤問，才知道是從陝西鳳翔府遠道而來想在成都開燒酒作坊的商家。兄弟倆姓王，都操著一口流利的陝西腔。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一家名為「福升全」的燒酒作坊正式開業了。當地居民看見酒坊的挑夫每天都從府河和好幾裡路以外的薛濤井挑水回來釀酒。酒坊所在地水井街慢慢飄散出醇厚濃鬱的酒香。成都作家肖平形象地形容「那些來自黃土高坡而性情又堅忍得像一棵楊樹的陝西人」，看似外表樸實木訥，但在經商和創辦實業方面卻顯現了某種本能般的特長，叫人意想不到。
更讓人意想不到的，卻是名叫張獻忠的農民。公元1644年，當他的另一位名叫李自成的陝西同鄉在紫禁城登基大典的時候，他卻流竄至西南，另立政權。是年陰曆十月十六，張獻忠登基在成都做皇帝，國名大西，年號大順。蜀王府改稱皇宮，蜀宮城改稱皇城。也有左右丞相，也有六部尚書。四個乾兒子都掛將軍印。
要當王你就好好的稱王吧，體恤你的臣民，愛護你的百姓。可張獻忠卻以殺人為樂。翌年，張獻忠裝模作樣開科取士，以科舉為名，騙進士、舉人、貢生一萬七千人於青羊宮中，盡數殺戮。居然把欽點狀元給殺了。
《蜀碧》記載，他的大西政權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員，用軍令催逼周圍士子鄉紳到城鎮，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殺滅。他在成都貢院前設長繩離地四尺（約1.3米），讓考試的人依次過繩，凡身高於繩者，全部趕到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萬餘人，死者留下筆硯堆如山，張獻忠前往觀看，撫掌大笑開懷。
又召集生員，拿出一面大旗，令其在上寫一「帥」字滿幅，且一筆書成，能者免死。有夾江生員王志道縛草為筆，浸大缸墨汁三日，直書而成。張獻忠仔細看後曰：「爾有才如此，他日圖我必爾也！」即刻殺死祭旗。
他命手下將士以殺人多寡記功晉級，到後來甚至無法計數。成都城內，「凡有軍官衙門所在，手掌如山積，幾於假山千峰萬疊。」（《蜀警錄》）待到後來張獻忠兵敗被誅，清軍收復四川，發現成都城內絕人跡已經十三年：瓦礫頹垣，不識街巷，林木叢雜，走獸野犬遊走其間，二萬餘口水井，被屍骨人頭填滿與地齊平。
實際上，成都歷史上的五次大移民，直接源於成都史上的三次大屠殺。第一次在西晉東晉之交。事起於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強李特，糾合流民二萬餘，自稱鎮北大將軍，扯旗造反，陷廣漢，圍成都，入城大屠殺。其子李雄稱成都王，後又稱帝。播亂長達五十年。
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滅南宋，兩度陷成都，先後大屠殺。「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元代賀清泉《成都錄》）。「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屍。至暮，疑不死，復刺之。」（《三卯錄》）。
第三次便是張獻忠的屠城。明末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陰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陷北京後，到陰曆八月初九張獻忠陷成都。成都城牆堅固，起初久攻不下。後在城外隱秘處挖地洞，打隧道，掏城牆根，埋入火藥。又以竹竿捅穿竹節，竿竿相連，內裝置很長的導火線，悄悄點燃。守城兵丁見賊兵撤退一空，正要歡呼，忽然爆炸掀天，城牆垮了……
自漢代開始，成都一直是四川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中心，但在清初，成都全城毀於戰火，人煙斷絕達五六年之久，成為麋鹿縱橫、虎豹出沒之地。清順治年間，四川臨時省會設在閬中十餘年，四川總督、巡撫、監察御史均駐節閬中，並在此舉行了鄉試四科。
坐在位於陝西街的陝西會館裡，我望著眼前凝重端莊，古樸而有氣勢的會館軀殼，再想歷史上那麼多冥冥中看似毫不相干卻又緊緊聯在一起的史事，扼腕長嘆。
「五次大移民」實際上構成了成都人文的五次大整合，那些優良的文化資源所散發出來的豐厚底蘊，將這座城市的包容、睿智、大氣，體現得淋漓盡致。
深厚的歷史沉澱，濃鬱的文化氣息，還有浸潤古蜀的茶文化，構成了成都人水一樣的包容性格……成都因為水而有了這樣的品性：閒適、寬容，奮進……
杜甫詩云：「暗想舊遊渾似夢，芙蓉城下水茫茫」。成都這座城市，拜天所賜，秉承了巴蜀之地最多的鐘靈秀氣，匯聚了川西壩子所有水流的方向，將蜀文化的深厚底蘊隱藏於山水草木之間，如水一樣保持著穿透時空的生命力。
「湖北荊州撥火煙，成都旗眾勝於前。康熙六十昇平日，自楚移來是在年。」這首清人吳好山的竹枝詞，旨在記移民之事。同治《重修成都縣誌》卷二載「康熙六十年，由湖北荊州撥防來川時滿洲蒙古共二千餘戶，丁口五千名餘。」
三峨樵子註解楊燮《錦城竹枝詞》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以分防披甲兵丁散住不齊，始於成都之西角築為『滿城』，今『支機石廟』碑有雲『我旗人自康熙六十年間，由楚移蜀』云云，是又由湖北荊州移來者也。」
在很長一段時間，成都都成為南來北往客之集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