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海裔】
如果周遊列國的康有為活到了2020年，他會怎麼看自己非常讚賞的瑞典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的表現呢？2020年四月下旬從法國南特高等研究院提早結束訪學回國之後，我心頭經常縈繞著這樣一個問題。
2020的全球新冠疫情爆出了很多「冷門」。其中非常令人驚異的一個，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模範國家瑞典居然「躺倒」了——早在3月12日，瑞典政府就設定病毒檢測基調：只對已經收治入院的患者或屬於危險群體的患者進行檢測，原則上不檢測輕症和疑似患者；瑞典雖然關閉了高中和大學，禁止50人以上集會，但邊境保持開放，幼兒園、初中小學、酒吧、餐館、公園和商店正常運作，還要求家長必須送孩子去上學，否則會有處罰（因此讓很多想讓孩子在家躲避病毒的華人家庭非常糾結）。這些做法不僅與隔壁的挪威、芬蘭、丹麥等國形成鮮明對比，在整個歐洲也堪稱另類，吸引了許多其他國家不願遵守封鎖令的人前來居住，儼然成為歐洲「自由燈塔」。
瑞典沙丘巴登，左為格蘭酒店（Grand Hotel），右為康有為居住的島 海裔攝
然而，瑞典為這種抗疫策略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截止8月29日，1000多萬人的瑞典，因為新冠病毒死亡人數為5821人，而14億人的中國，因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數是4634人。瑞典的百萬人死亡數是576人，而中國是3人，只有瑞典數字零頭的一半。新冠疫情還讓瑞典總體死亡人數增加。瑞典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瑞典有51405人死亡，創下150年來最高記錄，而上一個大規模死人的記錄是1869年的大饑荒（55431人）。瑞典的確診病例數也與中國高度接近，不過這個數據的參考意義本來就不是很大——由於檢測政策的緣故，瑞典的確診，在很大程度上是症狀較為嚴重的確診病例，輕症長期得不到檢測，就連著名的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裡（Greta Thunberg）在3月份出現症狀，也只能夠自己在家裡隔離。而中國實行「應測盡測」，確診數字中大多數是輕微症狀者。如果按照中國的「應測盡測」方式，瑞典的確診人數會是中國的多少倍呢？
瑞典付出了這麼大的生命代價，是否保全了其經濟呢？也沒有。瑞典統計局數據顯示，瑞典第二季度GDP指標同比下降8.2％。而實行嚴格防控措施的鄰國芬蘭，第二季度僅下降了5%。許多預測機構都認為瑞典經濟今年將萎縮約5％。瑞典並沒有因為寬鬆的防疫措施而佔到多少便宜。原因在於，在疫情期間，人們擔心感染，仍然會主動減少外出和消費，加之許多產業的跨國供應鏈都出現了斷裂，僅僅瑞典開工，並不足以保障生產，寬鬆的防控政策並不足以解決這兩個問題。
川普治下的美國在這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現，已經有許多人探討，其理由也不難理解。自從1918年所謂「西班牙大流感」以來，美國無論是應對愛滋病，還是H1N1流感，表現都比較消極。原因是多方面的：作為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堡壘，美國資本的力量過於強大，醫療體系高度市場化，流行疾病防控這種不賺錢的事非其所長；美國立國哲學強調分權制衡，各級政府、政府各部門之間平時就有意地不講究協調配合，兩大政黨又高度對立，突然碰上需要協調行動的時候，「進入角色」始終是困難的，再加上一個不講科學的總統，在新冠疫情中收穫全球第一的確診和死亡人數，並不特別令人驚訝。
相比之下，瑞典的表現沒有那麼容易讓人理解。我原本以為，瑞典好歹是個社會民主模範，稅率極高，民眾完全可以期待獲得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瑞典的醫療體系是政府主導的，盈利動機弱，在疫情防控上，應該表現得比過度市場化的美國醫療體系更好才行。但瑞典卻奉行了最為極端的「群體免疫」理念，甚至連消極抗疫的川普都看不下去，在4月10日的例行疫情簡報會上，明確反對在美國用瑞典的「群體免疫」方式，稱那樣做會導致200萬美國人死亡。而在瑞典方面，到了6月初，就連「群體免疫」主推手、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 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都感到了一絲後悔。他在接受瑞典廣播電臺採訪時，首次公開承認「不封鎖」的防疫政策造成了過多瑞典人死亡，也許本可以採取一條介於瑞典做法和世界其他國家做法之間的折中道路。
如果康有為活到2020年，也許他會和我有類似的困惑。這位「南海聖人」在戊戌變法後流亡的十多年裡，與瑞典結下了不解的情緣。基於康有為《瑞典遊記》《瑞典沿革考》《避島詩集》，以及其女兒康同璧所編《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我大致梳理康有為與瑞典有關的行蹤如下：
康有為在瑞典沙丘巴登購買的Restaurangholmen（飯店島） 海裔攝
康有為於1904年8月19日（農曆七月九日）早晨與留美的女兒康同璧、留英的學生羅昌（後成為康同璧丈夫）一起，從挪威坐汽車到達瑞典斯德哥爾摩。8月21日，遊斯德哥爾摩東邊的申堪港（Sandhamn），在那裡得知翁同龢在6月份去世的消息。8月22日，康有為與康同璧、羅昌轉移到斯德哥爾摩東南的沙丘巴登（Saltsj baden）島上的格蘭酒店（Grand Hotel，或直譯「大酒店」）居住。9月中旬，康有為一行從瑞典馬爾默（Malm ）渡海前往丹麥。這是第一次遊瑞典。
1906年9月，康有為在與女兒康同璧遊覽德國之後重遊瑞典沙丘巴登，在這裡買下一個島嶼，該島現名Restaurangholmen（「飯店島」）。康有為在上面建立「北海草堂」，從此以此為基地，遊歷歐洲。
1908年6月下旬康有為遊覽的斯瓦爾巴群島中的埃季島（谷歌地圖截圖）
1907年11月，時年49歲的康有為納17歲的美國華人女子何旃理為妾，攜手共遊歐洲與埃及。1908年5月中旬，兩人從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觀賽馬會之後北返，何旃理返回美國，康有為回到斯德哥爾摩與長女康同薇、長女婿麥仲華以及次女康同璧團聚；6月22日（農曆五月二十四日），康有為攜康同璧從斯德哥爾摩出發，經過挪威，前往北極斯瓦爾巴群島（The Svalbard archipelago）中的埃季島（Edge ya，康有為譯為那岌島），在那裡看到極晝景象。
1908年7月中旬，康有為捨棄在瑞典沙丘巴登的住宅，前往巴爾幹半島考察，進而結束1904年以來的歐遊，此後再也沒有回到歐洲。「北海草堂」也因此荒蕪，該島最終被瑞典政府收回。但康有為對於瑞典的諸多讚譽之詞，留在了他的文字裡——20世紀初的康有為對德國不吝讚美之詞，其《德國遊記》中稱「德政治第一，武備第一，文學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宮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樂第一。乃至全國山水之秀綠亦第一。」然而話音未落，《瑞典遊記》中即稱「天下山水之美，瑞典第一；瑞典山水之美，以稍士巴頓為第一」，斯德哥爾摩「兼城市山林、湖海宮館之勝，為地球所無焉」「以京邑而兼山海島橋之勝絕者，天下無有」，稱斯德哥爾摩樓閣道路「冠諸全歐」。可見斯德哥爾摩後來居上，給康有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在歐洲疫情爆發之前的2月份，我帶著康有為的《瑞典遊記》《瑞典沿革考》與《避島詩集》，從波蘭華沙飛斯德哥爾摩，在斯京及其近郊逗留了一天半。我對瑞典留下的印象是相當好的。但這也使得瑞典後來在抗疫之中的糟糕表現，更讓我覺得驚訝。
本文作者在瑞典沙丘巴登，身後為康有為島 海裔攝
一
在從華沙飛往斯德哥爾摩的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是個瑞典籍的波蘭裔雕刻家，我們發現彼此都會英語和德語之後，就開始交談起來，越聊越投機。「在瑞典，你會講英語就能生活得很好。」他說。我到斯德哥爾摩之後發現他說的是對的。我們又從語言聊到他的身世。他慷慨地與我分享了他父母的傳奇：他父親是波蘭軍醫，在二戰中被蘇軍抓獲，在1940年的「卡廷事件」中倖存；在蘇聯與英國結盟反德之後，他父親獲得蘇軍允許加入英軍，先駐紮阿富汗，繼而轉戰巴格達，然後參加了英軍在北非的戰鬥，最終在義大利登陸。戰後不久退伍，在義大利念書，認識他的母親——一個波蘭護士。他們在英國結婚，後來回到波蘭。而他自己在波蘭出生，跟一個瑞典女人結了婚，後來加入了瑞典籍。這幾乎是一個跟康有為一樣不斷旅行的家庭，足跡歷經歐亞非三洲。而他最後加入瑞典國籍，想來也是因為瑞典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吧。
下午，飛機降落在斯德哥爾摩的斯卡夫斯塔機場。我原以為這是個距離市區比較近的機場，一看谷歌地圖，發現這是距離斯德哥爾摩100多公裡的南曼蘭省首府尼雪平（Nyk ping），這就類似於要去北京，但飛機降落在天津的武清區。大陸上的歐盟國家通常不會把機場建在這麼遠的地方。瑞典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空曠」了。
波羅的海（谷歌地圖截圖）
機場大巴開了一個半鐘頭，最後到達斯德哥爾摩的中央火車站側面的汽車站。中央火車站在1871年建成，即便在今天，按照歐洲標準，也算得上是一個大站了，每天有20多萬客流量。車站門口豎立著一個穿著風衣的男人銅像，我後來仔細看自己拍的照片，查了資料之後，才知道是瑞典著名的運河和鐵路建設者紐斯 愛立信（Friherre Nils Ericson，1802-1870）的像。
紐斯 愛立信像 海裔攝
1904年8月19日（農曆七月九日），康有為從斯德哥爾摩汽車站出來之後，馬上感嘆「流觀道路之廣潔，仰視樓閣之崇嚴，周遭邂逅士女之昌豐妙麗，與挪威幾有仙鬼之判。豈惟挪威不及，乃可稱為冠冕歐洲，雖英、法亦遠遜焉」。又稱「瑞人之明秀不群，實非那人（指挪威人——作者注）猥瑣所能望」。他將瑞典與挪威的關係類比為英國與印度，或中國與朝鮮、越南的關係。將朝貢體系中的宗主國與藩屬類比為西方殖民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是康有為時代的知識風尚，康有為也不能免俗。
事實上，康有為此行，趕上了瑞典挪威聯合的最後一段時間。1905年6月7日，挪威議會宣告瑞典挪威聯合解體。10月26日，瑞典承認挪威為獨立的立憲君主國。1908年康有為借道挪威前往北極圈的時，挪威已經不再是瑞典的附屬國。
天空陰雲密布，很快可能就要下雨，我在手機上打開谷歌地圖，按照指示，快步前往事先訂的在斯德哥爾摩老城的賓館。路上在兩座大樓的中間看到一個巍然高聳的教堂的尖頂，教堂的頂是藍色的，下部則是紅褐色的，頗符合我原來印象中的北歐風，順手拍了一個照。後來查了資料知道，這是克拉拉教堂，始建於1280年，當時中國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統治時期。在1527古斯塔夫 瓦薩統治時期被毀，目前的教堂修建於1572年約翰三世統治時期。
克拉拉教堂 海裔攝
從車站往東南走不到一公裡，眼前豁然開朗，一片開闊的水域呈現在眼前，對面有個小島，小島背後又有一個大島，均有橋梁與陸地相聯。這個小島就是所謂的聖靈島（Helgeandsholmen），是瑞典下議院所在地；而大島則是城島（Stadsholmen），斯德哥爾摩老城所在地，瑞典王宮和上議院的建築在此巍然聳立。
斯德哥爾摩（谷歌地圖截圖）
我從連接北岸與老城區西側的瓦薩橋（Vasabron）過海，一直往南步行，根據谷歌地圖找到我訂的賓館。這是在斯德哥爾摩老城所在的城島東側的一條小巷子裡，出了巷子就能看到海。按門鈴之後，一位非洲裔女人為我打開了門。她非常安靜，話也比較少，她看了一眼我的護照，告訴我房間的密碼之後，就離開了。這待人接物，似乎就是典型的瑞典風——不失禮貌，但始終保持著社交距離。在隨後的新冠疫情持續期間，有的人就是這麼論證的：因為瑞典人平時有保持社交距離的習慣，所以無需採取其他國家的激進措施。
標紅處為康有為下榻的Grand Hotel （谷歌地圖截圖）
我住的是小賓館，當然不能與腰纏萬貫的康有為相比了。康有為手握保皇會從全球華人籌集到的活動經費，而且不嚴格區分公家帳戶和私人帳戶，自己就能隨便開支，這使得他能夠過上當時歐洲貴族水平的生活。他在斯德哥爾摩住的是老城東北方向與瑞典王宮隔水相望的格蘭酒店（Grand Hotel）。這是康有為歐遊時常住的連鎖酒店，他在我明天要去的斯德哥爾摩城郊沙丘巴登、以及丹麥的哥本哈根住的也都是格蘭酒店。他對斯德哥爾摩的這家酒店尤其欣賞，稱其「結構宏麗」「莊園華妙」，房費便宜，而且做的食物也比其他歐洲國家好吃。對於這位善於享受的廣東人來說，能說一個地方東西好吃，這本身就已經是難得的讚譽。
停留斯德哥爾摩期間，康有為能夠僱格蘭酒店的馬車帶著他在城裡到處觀光，而我只能靠自己的腿了。把行李放好之後，我就帶著手機出來溜達了。此時已經差不多下午三點半了，天空陰沉，偶爾有點小雨。我從小巷往老城中間走，碰到顯眼的建築就停下來，在谷歌地圖上看方位和名稱。
先碰到的是城中心路德教會的教堂，進去轉了一圈，畢竟是新教的教堂，裡面的布置要比天主教的教堂素淡得多，公告牌上寫著周末用德語布道的時間，提示我這裡有相當數量的德語人口存在。再往西北走，就到了一個小廣場，它的正式名稱卻是斯德哥爾摩老城大廣場（Stortorget），但規模不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廣場的一半，向各個方向發散出古老的街巷。廣場周圍建築頗為精美，廣場上有一口水井的紀念碑，據說是斯德哥爾摩最早的水井原址。我一眼就看到了傳說中的諾貝爾博物館（Nobelmuseet）的標牌。這個博物館位於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大樓，2001年開放，用於專門宣傳諾貝爾獎、諾貝爾獎得主和阿爾弗雷德 諾貝爾生平。我算了一下，感覺時間不夠，就沒有進去看。
諾貝爾紀念館 海裔攝
再往西北走，是一個比剛才看到的路德教會更為宏偉的教堂，那就是聖尼古拉教堂（Sankt Nikolai kyrka），又稱斯德哥爾摩大教堂。據說教堂裡有一尊1489年的聖喬治屠龍（St. George and Dragon）的木雕，騎士喬治象徵瑞典軍隊，惡龍象徵著丹麥。可惜教堂處於修繕之中，也無法進去。
我圍繞著教堂轉了一圈，轉出來的時候看到一道開闊的斜坡，向東一直通向海邊，斜坡中間有一個騎馬的君主的雕像。這就是卡爾十四世 約翰國王的塑像，這位法國元帥，1810年得到拿破崙的允許，在瑞典被被卡爾十三世國王收為養子，立為王儲。而他也很快帶著瑞典加入反法同盟，進而打敗丹麥，入侵挪威，最終身兼瑞典和挪威國王，開創了貝爾納多特王朝。這也是瑞典延續至今的王朝。將開國君主的雕像立在此處，當然是最恰當不過。
卡爾十四世 約翰塑像，右為王宮，後為斯德哥爾摩大教堂 海裔攝
在斜坡的北側，是一個方型的巨型建築群，定睛一看，那就是傳說中的瑞典王宮了。這個王宮就是一個巨大的四方形的建築，如同一個堡壘。王宮號稱是巴洛克風格的建築，但從側面看，外牆上只是略有一些裝飾，與許多其他歐洲國家的王宮相比，可謂相當素淡。我猜測，也許王宮內部的裝飾會比外部奢華一些吧。
瑞典王宮俯瞰（谷歌地圖截圖）
進入王宮西門，可以看到一個半圓形的小廣場，圍牆和柱子都不高，廣場上擺放了十幾門裝飾性的火炮，王家衛隊的士兵在廣場上站崗，遊客隨便出入大門。康有為《瑞典沿革考》曾說：「瑞小國，王不尊，常便衣立宮門，幾與平人等也」。我在毫無心理準備就能晃到瑞典王宮的廣場上，也許正是對這句話的印證。
王宮廣場，擺放著火炮 海裔攝
在《瑞典沿革考》中，康有為稱自己在斯德哥爾摩看過瑞典18世紀的王宮，稱其「儉小樸鄙」，甚至還不如中國雲南、貴州土司的住宅。然而工業革命之後，短短五十年內，瑞典進步神速，建造了巨大的宮殿。我不知道康有為看到的18世紀的舊宮殿位於何處，但眼前的這座王宮，規模似乎比西班牙王宮、德國波茨坦無憂宮和新宮都要小一些，更不要說法國凡爾賽宮了，至少從王宮的廣場上看，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準備進入宮殿參觀一下，然而被工作人員攔住了，說過了下午四點了，明天才能來參觀。而明天我準備去探訪康有為的故地，大概沒有機會參觀王宮了。遺憾錯過。
王宮在島的東北側。我從王宮的西側轉到了王宮靠海的東側，沿著海邊的道路走，可以看到許多白天鵝在水中嬉戲。從外面仰視王宮，才感覺到這座建築真是龐然大物，不可小覷。再從王宮東側轉到北側，踏上北橋（Norrbro），很快就到來時所看到的小島——聖靈島。北橋的底下有一個中世紀博物館，橋西側是一個巨大的方形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那就是瑞典的下議院，康有為1904年第一次遊瑞典之時，此樓尚未建成。
瑞典下議院大樓 海裔攝
康有為在《瑞典沿革考》中稱歐洲不流血而成立憲政治的，只有英國與瑞典。鑑於康有為自己對君主立憲的熱衷，對瑞典這樣的一個定位，可以說是非常高的評價了。不過，康有為對於英國的論述，可以說是聽信了英國的輝格黨史學敘事——且不說英國17世紀內戰死人無數，據耶魯大學歷史學家斯蒂夫·平克斯（Steve Pincus）考證，被人津津樂道的1688年「光榮革命」也絕非不流血的「天鵝絨革命」，其實包含著英國新教徒對天主教徒的大規模群眾暴力。說瑞典的過渡更為平順，大概是更為可信的命題。
但我首先還是對斯德哥爾摩的歷史感到好奇，於是踱入了橋下的中世紀博物館。還好，這家免費參觀的博物館沒有關門。裡面詳細地陳列了中世紀以來斯德哥爾摩乃至整個瑞典的發展史。這讓我產生了一種清晰的空間感：我所處的，乃是一個環波羅的海的世界，漁民、商人與海盜在此往來，為城市奠基，進而被納入君主的保護。商業與戰爭，是斯德哥爾摩日常生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這裡的諸多古地圖和模型，讓我恍然明白，斯德哥爾摩老城的地理位置極其優越，它處於從波羅的海通往一大片被陸地包圍的內湖的咽喉地帶。商人們要從波羅的海沿著水路進入梅拉倫湖，抵達瑞典腹地，就需要經過斯德哥爾摩。在這裡修築城堡，架起大炮，就可以向過往的商人收稅，在軍事-財政機器的基礎上，現代國家由此產生。
北橋（Norrbro）下的中世紀博物館入口，橋對面為瑞典王宮 海裔攝
博物館裡的中世紀騎士塑像 海裔攝
從北橋（Norrbro）繼續北行，到了北岸，過路就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廣場，廣場西邊是瑞典外交部，東邊是皇家歌劇院。廣場中央是17世紀三十年戰爭中縱橫北方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大帝的騎馬雕像。國王雕像基座背面則是其身上全套盔甲的雕像。即便不看國王的雕像，僅僅看這一套武德豐沛的盔甲，腦海中就會浮現國王在三十年戰爭中縱橫北方的畫面，心中頓生凜然之意。
古斯塔夫大帝雕像 海裔攝
皇家歌劇院往東就是國王花園，裡面立有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的銅像，右手持寶劍，左手指向前方，如同正在指揮一場巨大的會戰。康有為《瑞典遊記》中提及了這個銅像，稱「像無須，持劍東指，相貌雄偉」。再向東走幾步，靠著水邊的大酒店，就是康有為當年住過的格蘭酒店，與瑞典王宮隔水相望，《瑞典遊記》稱：「過橋則為王宮，乃與吾客舍正對，皆環湖而居。」
查理十二銅像 海裔攝
天色已黑，我從格蘭酒店前面的大道，一直往東南走，不知不覺又走上一座橋，對面就是與老城隔水相望的船島（Skeppsholmen）。島上有美術館、音樂廳，但因為天氣冷，行人稀少。岸邊停泊著一條帆船，帆已經落下，桅杆上的燈火在夜空中閃爍。從這裡看對面的瑞典王宮，可以將這個方型的巨型建築看得特別清晰。它的外部缺乏歐洲王宮經常有的裝飾，看著就像是一座巨大的軍事堡壘。但這也許就是這座王宮的歷史起源吧——扼守在通向波羅的海的要島上，它必須武德豐沛，首先保證自身的絕對安全，才能夠履行王宮的各項其他功能。
從船島（Skeppsholmen）看到的瑞典王宮 海裔攝
天色已晚，加上地形不熟，我就沒有繼續往東走，而是折回到老城西側的騎士島（Riddarholmen），在上面看了騎士島教堂以及上訴法院的建築，並在島的西側，遠眺西邊水域兩岸的燈火。從騎士島經過一座小橋回到老城的島上，很快在左側看到瑞典貴族院巴洛克風格的建築，規模比下議院大廈要小，但裝飾更繁複，建築正面的屋頂上有各種人物的雕像，建築前面豎立著古斯塔夫大帝的雕像。
瑞典上議院（貴族院）
我沿這條道路，經過斯德哥爾摩大教堂，向著東北，又一次走到王宮側面的坡道，經過卡爾十四世 約翰的塑像，回到了王宮東側的海邊。初春的夜風吹過來，嗖嗖發冷。
第二天中午，從沙丘巴登回來後，我再一次轉到了與王宮相對的北岸，從昨天止步的地方，繼續向東探索。我經過了瑞典軍事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可惜趕上休息日，兩個館都關門了。但在軍事博物館前面一字排開的大炮，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人感懷古斯塔夫大帝在三十年戰爭中御駕親徵、縱橫北方的輝煌故事。再往前走，我經過了第二座路德教會，再從那裡折向東南，到達基爾哥登島（Djurgarden），眾多博物館坐落於此。康有為將基爾哥登島（Djurgarden）翻譯為「思間慎」，這一譯名需要用粵語來讀，才接近瑞典語發音——事實上，大多數康有為自己對歐洲的地名翻譯，都需要用粵語來讀，比如其將斯德哥爾摩翻譯成「士多貢」，用粵語發音遠比普通話更準確。康有為曾遍覽這個「思間慎」島，登上五層高塔頂，俯瞰整個斯德哥爾摩。
瑞典軍事博物館前的大炮 海裔攝
在基爾哥登島（Djurgarden）上，我經過了展示16世紀以來瑞典人生活實景的北歐博物館，但因為時間原因，並沒有進去看。我最終選擇去看的是之前在紀錄片上看過的瓦薩沉船博物館。瓦薩沉船是一艘奉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的旨意於 1625年開始建造的戰艦，由於國王急於求成，改造戰艦的旨意違反造船原理，戰艦於1628 年 8 月 10 日下水的時候沉沒，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才打撈出來，建成一個博物館。這艘戰艦共有5層甲板，上面有64門大炮，船尾龍骨上布滿雕塑品，呈現出濃濃的巴洛克風格。艦旁的展覽室裡，陳列著從海底打撈上來的原「瓦薩」號艦上的實物以及生活場景的模型。
瓦薩沉船的規模或許遠比不過200年前中國明朝鄭和寶船的規模，然而這是世界上被打撈起來的最古老和保存最完整的戰艦，仰視這座巨大的戰艦，讓我對17世紀瑞典在歐洲北方的巨大影響力，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如果1904年的康有為能夠看到這艘沉船，也許他會迅速地向讀者推薦他自己的《物質救國論》，如同他反覆提及自己的《理財救國論》一樣。
瓦薩沉船海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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