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海裔】
我苦笑著回復W兄：「我用不上了。歸你了。」。
2020年上半年，全球人民陸續戴上了口罩。戴口罩讓人呼吸不舒暢，但總比感染後不能呼吸更好。但誰也沒有想到，兩條帶子，一兩塊布，看起來再簡單不過的物件，卻在歐洲掀起了軒然大波，讓多少人驚訝、沮喪、歡喜、憂愁 ...... 而我，正是他們中的一個。
作者在法國高鐵上
一
1月23日，大年二十九，武漢突然「封城」，震驚世界。
當天，我正從法國南特動身前往西班牙馬德裡。微信群裡國內親友們都在討論疫情，大家紛紛關心我是否準備了防護用品。我為國內的疫情而擔心，但絲毫不覺得在歐洲會有什麼危險。架不住國內朋友們接二連三的關切，正月初二從馬德裡返回法國的時候，我折進馬德裡機場附近的一家藥店，問店員有沒有口罩，她說已經賣空了。在我看其他藥的時候，她突然跟我說，有最後一盒，你要不要？於是我花了十幾歐元買下了這盒普通外科口罩，帶回到了法國。不久後，在德國法蘭克福的L博士也給我寄了一盒德國產的外科口罩，質量要比從西班牙買的好得多。這讓我覺得自己已經有所準備，可以對關心我的親友有個交代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去過的這家西班牙藥店裡還掛了一個「口罩售罄」中文字樣。這當然是給買口罩最積極的華人華僑看的。在中國疫情嚴重的時候，歐洲的華人華僑到處求購口罩，小部分歸自己使用，大部分捐贈到國內。但絕大部分歐洲「土著」不覺得疫情和口罩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在2月份的歐洲城市，我也沒有碰到任何戴口罩的人。到2月下旬，義大利的疫情開始集中爆發，而武漢的疫情已經相當穩定了。國內的微信群友們開始問：為啥義大利人這麼「頭鐵」，疫情這麼嚴重了還不戴口罩？
為了回答這樣的問題，我才去關注口罩在歐洲的社會文化意義。1918年「大流感」的時候，歐洲各國是倡導戴口罩的，但一百年後，口罩反而變成了敏感之物。在一些國家，沒有病而戴口罩，意味著拒絕讓別人識別自己的身份，可以處以罰款乃至拘役；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戴口罩至少也是社交場合不太禮貌的行為。從傳染病學家到普通人都認為，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那麼反過來，戴口罩就可能意味著你是需要跟人保持距離的病人。但對於了解國內疫情的歐洲華人而言，口罩是自我保護的必需品。於是，華人社會與非華人社會，就被一個小小的口罩分隔開來。一些華人非常想戴口罩，但現實中發生過戴口罩上街被人打的事情，他們害怕在社區中被孤立，要麼出門不敢戴，要麼只能減少外出。
疫情下的法國健身房，圖自新華網。
目睹義大利疫情日趨嚴重，歐洲各國開始不淡定了，一些民眾開始「囤貨」。從2月底到3月初，法國出現了口罩和洗手液搶購潮，價格不斷上漲，我在好幾個城市的藥店問過口罩和洗手液，都沒有存貨。3月3日，法國政府發布政令，宣布在5月31日前，徵用所有公共法人與私人所持有和生產的FFP2型呼吸防護面罩（與國內N95口罩標準相近）及醫用一次性口罩，優先發放給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及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病患。普通藥店的口罩變成只能憑醫生處方才能購買。3月23日，法國裡昂一名藥店工作人員還因「非法出售口罩」被捕。口罩變得如此緊俏，以至於尼斯、南特、馬賽、巴黎等若干城市的醫院相繼發生口罩盜竊案件。
3月上中旬，歐盟境內更是爆發了「口罩大戰」。法國方面「截胡」了瑞典Mlnlycke 公司運往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口罩，並迫使一家法國口罩製造商取消了來自英國的一筆大訂單；德國兩次扣押瑞士的防疫物資，其中有一批就是口罩；德國還扣壓了義大利貝加莫市一家企業為當地醫院等機構採購的83萬枚來自中國的外科口罩，經外交協調，德國承認這是過境物資而非出口，予以放行，然而這批口罩卻在德國境內神秘「消失」了。捷克、波蘭也都扣押過運往義大利的口罩。據義大利《晚郵報》以及安莎社的消息，義大利至少被歐洲各鄰國扣留過1900萬枚口罩。在義大利抗疫的過程中，醫護人員的防護用品短缺問題非常突出，超過兩萬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其中將近兩百名殉職。
法國醫護人員的防護用品短缺程度也非常高，法國政府甚至徵用了警方的120萬個口罩給醫護人員使用，仍然堵不上巨大的缺口。在警察工會要求配備口罩的時候，法國政府直接駁回。在庫存捉襟見肘的條件下，法國政府推行這樣的政策：只有醫護、確診的病人以及從疫區回來14天以內的健康人才需要戴口罩。對於大眾，法國政府從一開始的說法就是，沒有必要全民戴口罩，並引用傳染病學家的說法：口罩主要是在你自己有病的時候保護別人的，對於防止感染而言，勤洗手比戴口罩更重要。
3月8日，法國已經到了「封城」的邊緣。我建立了一個微信群，將散落在法國、德國、英國、美國與義大利的一些朋友聚集在一起。第一要務是自救，一起為自己和身邊人籌備防護物資。我們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歐洲這麼缺口罩？經過信息匯總，我們搞清楚法國的情況大致是這樣：
第一，法國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行「垂直分工」體系，把許多產業的製造環節轉移到了歐洲之外以節省成本，導致本土缺乏足夠的產能。比如法國最大口罩供應商Segetex-EIF集團，其70%的口罩產能來自中國的工廠；
第二是，法國政府從2011年開始不再將FFP2口罩列為國家戰略儲備資源。在2009年的時候，法國政府手裡的FFP2口罩與普通外科口罩的庫存量分別為7億個和10億個，居於世界前列，經過11年的去庫存，所剩無幾。這麼做，是因為相信在全球化條件下很容易購買到所需要的物資，無需保持高庫存。
這一政策又進一步推動了口罩製造產能的外移。比如說，喪失法國政府訂單後，位於西部阿摩爾濱海省普蘭泰勒（Plaintel）的一家年產量2億個口罩的工廠活不下去，被美國公司收購，轉移到突尼西亞生產。在疫情爆發之前，中國的口罩產量佔據全球總產量的一半。但是2月份許多工廠停工，中國自身的口罩需求又非常大，歐洲各國要從中國獲得補給，一下子變得非常困難，這就加劇了「口罩危機」。
在柏林的老朋友T兄長期從事進出口業務，理所當然地成為我們獲取防護物資的主要依靠力量。他向我們介紹，有一家國內的物流公司為了做廣告，向留學生贈送口罩，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寄送口罩過來，於是大家分頭組織身邊的中國留學生來申請口罩。而我琢磨的是如何給我訪學的法國單位搞一批物資——我獲悉家鄉的僑聯正在將一批捐贈的物資發到巴黎，而我正好有家鄉法國商會會長的聯繫方式，所以想的是從裡面勻一點物資給我的法國單位同事們。如果這個渠道不通，我也能聯繫到國內成本低、質量過硬的口罩廠做捐贈，當然，需要單位出具接收函作為捐贈憑證。
3月中旬，當我向法國單位的行政人員詢問是否需要防護物資時，他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當我問是否需要捐贈的時候，他們的回答就變得很模稜兩可。確定的答案第二天才到來，大致意思是，如果你獲得了防護物資，歡迎私下分發給同事。這個答覆多少讓我有點沮喪：如果是私下分發，不是公開捐贈，沒有正式的接收函，我如何說服國內的口罩廠來做這個捐贈呢？
但很快，我就明白法國單位的行政人員為何這麼謹慎了。4月初，法國有兩名溫州籍僑領在向當地華人華僑分發國內捐贈的口罩的時候被法國警察扣留。也有學聯的負責人在向留學生發放來自大使館的「健康包」的時候被法國警察扣留，「健康包」被收繳。據悉警察指控相關人員「非法持有、分配或有償銷售國家的徵用物資」，並訴諸法國政府3月13日發表的2020 - 247號政令《抗擊Covid-19 病毒感染的必要徵用》以及3月20日公布的2020-281號修改令。根據這兩項政令，國家徵用任何公私法人庫存的「符合EN 14683 標準」的呼吸防護口罩（包括FFP2、FFP3、N95、N99、N100、P95、P99、P100、R95、R99、R100這些型號），並徵用生產和營銷的同類型口罩。在法國境內以營利為目的銷售這些類型的口罩是違法的。
3月20日的修改令允許每個（公私機構）法人在向衛生部報備後，每季度進口不超過500萬套口罩自用或捐贈，但超過此數，在5月31日前還是可能會被政府全部或部分徵用。但嚴格來講，相關僑團所持有的口罩是合法進口的，不屬於法國政府徵用的型號，數量有限，而且從事的是公益，並沒有任何銷售行為，怎麼說都不應該攤上一個「非法持有、分配或有償銷售國家的徵用物資」的罪名。
考慮到3月20日修改令的存在，到3月下旬，我所在的單位其實就可以自己合法地進口口罩，分發給同事。但行政人員並沒有採購，我不知道他們是研究了政令之後覺得有法律風險，還是覺得雖然沒有法律風險，但有必要響應政府「將口罩留給醫護人員」的號召；至於非醫療、非慈善機構是否可以作為口罩捐贈對象，在法律上似乎一直是模糊的，而且還需要證明所捐贈的口罩來源合法並滿足相關質量標準。既然單位沒有法定義務為學者提供防疫物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完全能夠理解這樣的心態。
二
既然許多歐洲國家連醫護人員需要的口罩都沒有，一些國家乾脆就「躺倒」了。瑞典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儘管瑞典國家級衛生部門好心「建議」醫護人員戴口罩，在3月27日，21個省級醫療部門出臺的醫護人員防護措施的新綱領裡，還是沒有把口罩列為必備的醫護防護設備。連醫護人員佩戴口罩都並非強制，養老院的護理人員就更不用說了。不少護理人員會輾轉於幾個養老院之間，一旦感染病毒，就會傳播給不同的養老院。在歐洲的疫情之中，瑞典的養老院毫無意外地成為了重災區，死在院裡的老人佔據全國疫情死亡人數的一半以上。但6月份的時候，瑞典外交部長發表講話表示困惑：政府早期就頒布了規定禁止去養老院探望老人，但不知道為什麼仍然造成大量死亡。這個講話很讓人服氣——瑞典果然是講科學、講人權的模範國家！
CNBC報導，瑞典因自己的防疫策略，被北歐國家孤立。
法國不是瑞典。如果說法國政府原來是在口罩的緊缺的背景下宣傳「口罩無用論」，到3月下旬和4月上旬，轉向悄然發生。3月24日，法國政府發言人還在電視講話中說馬克龍總統不需要戴口罩，第二天，馬克龍在視察位於疫情重災區米盧茲的戰地醫院時，就戴上了口罩。此舉引來了一些嘲諷。但馬克龍這樣做是有底氣的，法國的口罩危機有望很快緩解——法國政府已經下單向中國購買了10億個口罩，近期會分批陸續到貨。
但馬克龍政府向公眾宣傳的重點並不是已經向中國購買口罩，而是法國的民族產業正在努力為法國人民生產口罩。3月31日，馬克龍考察位於昂熱（Angers) 的法國最大的口罩生產廠商Kolmi-Hopen，倡言「在法國的國土上大幅提升產量，減少對國外供應的依賴」。馬克龍指出，在疫情爆發前，法國每周生產約330萬隻口罩，他的目標是在4月底將口罩產量增加到每周1000萬隻。但我們所知道的是，法國計劃在14周內從中國運入10億隻口罩，平均每周進口7000多萬隻。那麼，法國解決「口罩危機」究竟是靠「國貨當自強」，還是靠「中國製造」，可謂一目了然。
在法國加班加點從中國運送口罩的過程中，還發生了一個意外事情：4月上旬，前往上海運送口罩的3名法國飛行員中，有1名在接受中方核酸檢測後呈陽性，就地隔離，導致飛機無法起飛，1600萬隻口罩滯留上海。我看了一檔法國電視節目，評論嘉賓看到畫面後，託著額頭，直接陷入無語。有法國網友評論說，看到這條新聞第一反應是笑，笑著笑著就哭了。這反映出來的問題是，法國的檢測試劑非常緊缺，導致沒有表現出嚴重症狀的人得不到檢測，法國的航空公司自然沒有辦法對員工進行檢測。而中國已經有能力對沒有表現出任何症狀的人群進行大規模檢測。兩國的物資供應能力和檢測能力，不可同日而語。
疫情期間的法國南特（作者供圖）
到了4月份，在歐洲，口罩終於開始普及到大眾層面。4月6日，義大利倫巴第地區宣布民眾出行必須戴口罩的規定。法國輿論界激烈辯論是否應該戴口罩，許多人指責馬克龍政府欺騙民眾，明明是手頭沒有口罩，卻說口罩沒有用。但現在回頭來看，當時出現這個議程，不僅是因為歐盟各國的傳染病學家們進行了自我反思，同時也是因為法國政府已經開始從中國大批進口口罩，能夠承受「全民戴口罩」的結果。
4月13日，馬克龍發表第三次電視講話，宣布5月11日「解封」之後政府將為每個公民發放一個在公共場所佩戴的「大眾口罩」，也就是沒有醫用口罩裡面的那層熔噴布，可清洗和反覆使用的布口罩。不久，法國官方進一步宣布5月11日「解封」之後，乘坐公交必須戴口罩，否則罰款135歐元。「口罩無用」、「全民戴口罩是亞洲模式」這樣的論調，終於消退。
在我4月19日離開法國之前，口罩一直是我們的歐美抗疫微信群裡討論得最多的話題之一。如果說2月份中國口罩產能自給都有困難，隨著中國加速復工，口罩產能飆升，從3月1日至4月30日，中國的出口的口罩高達278億隻，強力支持全球抗疫。但此時一些不和諧的聲音也出現：
一些歐洲國家通過中間商進口了合格的民用口罩，但實際需求卻是醫用口罩，自己沒買對東西，卻在媒體上抱怨中國口罩不合格；一些國家的採購沒有嘗試外交渠道，沒有找質量有保證的中國大國企，而是通過中間商找到一些甚至沒有達到中國自身質量標準的中小生產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時間，歐洲各國媒體上冒出許多抱怨中國口罩不符合歐盟標準的聲音。
中國政府迅速加強監管。3月31日，商務部發布2020年第5號《關於有序開展醫療物資出口的公告》，4月1日立即執行。該公告規定，出口醫用口罩必須承諾產品已經取得中國醫療器械產品註冊證書，並要求出口商說明目的國家標準要求。這就是嚴格要求出口的口罩符合中國的標準，保證中國的標準能夠在全世界得到認可，同時避免出現採購方誤將民用標準口罩當做醫用標準口罩使用的烏龍。中國出口口罩的速度一放慢，歐洲輿論界又出現相反方向上的抱怨。總之，想要讓一度自命為世界文明中心的歐洲滿意，向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疫情中的法國南特藥店，人們保持社交距離（作者供圖）
平心而論，法國在採購中國口罩方面，動手還是比較早的，法國政府通過外交渠道，找到了產能穩定、質量過硬的中國大國企。柏林T兄接觸過德國聯邦政府的官員，他的觀察是，德國一開始似乎並不願意動用外交渠道，而是通過中間商與中國的民間企業接觸，但這根本無法解決德國巨大的口罩需求。最後，德國最終由默克爾總理出面，通過中國政府，找到了優質的口罩生產廠家。而德法兩國在抗疫物資方面需要與中國合作，也就與美國川普政府的瘋狂「甩鍋」與單邊主義立場保持了距離。小小的口罩，關係到中國與歐盟之間的外交大局！
在歐盟各國中，比較而言，法國輿論還是比較支持政府努力抗疫的，主要的批評也是針對政府抗疫不力而非用力過猛。從3月中旬法國政府下「禁足令」以來，南特街頭戴口罩的人越來越多。附近家樂福超市的收銀員先是戴了一個自製的布口罩，不久後換成了普通外科口罩，收銀臺也用透明膠帶沾了塊玻璃板，以阻斷飛沫。這讓我感嘆，和美國、英國以及瑞典的老百姓相比，法國的老百姓還是比較惜命的，沒有那麼「頭鐵」。我無法確定這種差異是由什麼造成的，究竟是宗教傳統 （新教 vs. 天主教），還是政治體制或地理環境的因素。但至少，將「西方」視為一個同質的整體，是過於粗糙的認識。
如果說華人華僑在2月份買口罩寄到國內，3月份以來，他們做的是從國內聯繫物資捐贈給法方。南特本地的華人華僑向南特大學中心醫院捐贈了1萬六千枚口罩，獲得法國輿論的讚賞。在義大利最大的華人聚居區普拉託，當地華人華僑向政府機構、民防部門和醫院等地多次捐贈了大量口罩、手套、防護服等醫療物資。這麼做也是明智的，因為歐美都有一些種族主義者將歐洲的「口罩危機」歸咎於華人華僑在1-2月的搶購。這麼說當然是在推卸責任——1-2月份歐洲大多數國家政府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都很不到位，歐洲絕大多數的病毒學家也不認為口罩是必需品，於是政府在採購醫療物資方面很少有所作為。但這樣的分析還比較複雜，很難讓很多人靜下心來聽。華人華僑需要給當地社會留下一些直觀的印象，說明自身對於歐洲抗疫的貢獻，進一步的說理，才有可能被聽進去。
同時，中國駐法大使館給留學生的「健康包」，通過小郵包的形式，陸續從巴黎到達南特，同事W兄自告奮勇擔任志願者，向留學生分發「健康包」。分發的方式就是留學生在微信裡證明自己身份，然後上門取，大家都戴著口罩，只有那一瞬間的傳遞。聽他說我才驚訝地知道，在南特這樣一個小城，居然也有數百名中國留學生！收到「健康包」後，一些留學生發了微博和抖音，表達自己的喜悅和感激之情，這時候他們的照片或視頻都是露著臉的。
三
既然我所訪問的法國單位不敢公開接受捐贈，我就把手頭的500個一次性普通外科口罩（不屬於法國政府徵收型號）交給了W兄，委託他以我個人的名義分發給單位的其他同事。我估計這些口罩可以幫助我的同事撐到馬克龍給全民發口罩的那一天。但T兄從柏林寄給我在回國路上用的N95口罩郵包卻遲遲沒到，W兄把自己剛收到的「健康包」裡的一個N95口罩勻給了我，我才完成了啟程準備。
4月19日早晨，我戴著N95口罩從南特火車站坐高鐵前往巴黎。在巴黎蒙帕納斯火車站中轉的時候，我的錢包差點被兩個沒戴口罩的扒手扒走，我當場發現，喝止了扒手。疫情期間，火車站幾乎空無一人，如果兩個扒手對我動武，我估計就懸了。好在扒手膽小，轉身就跑，我也拉著旅行箱一路小跑。呼吸急促時，真覺得N95口罩是個巨大的累贅。
戴高樂機場的登機隊伍（作者供圖）
從啟程到4月20日晚上入住上海隔離的酒店，將近30個鐘頭裡，我一直戴著N95口罩。空姐覺得我的口罩帶濾嘴，不夠安全，又給我在外面套了一個普通外科口罩。兩層口罩，勒得很難受，我經常感覺自己呼吸不舒暢，但又不敢摘下。同機的大多是留法學生，甚至還有從美國轉機過來的留學生，在飛機上一個個全副武裝，N95口罩是大家最基本的裝備，還有一些人一身防護服，讓人恍惚覺得飛機機艙如同醫院病房，自己如同病人，空姐如同護士，腦子裡就開始迴旋崔健的《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兒野》的旋律。
從4月下旬到6月下旬，我離開法國已經兩個了月，但歐洲口罩的故事還在繼續。留守南特的W兄告訴我，法國單位6月初重新開放之後，給還在南特的同事們每人發了10個醫用口罩以及1個可反覆使用的「大眾口罩」，可見法國的「口罩危機」已經成為過去。而更新的消息是，馬克龍總統親自「帶貨」的「大眾口罩」居然滯銷了——在前一階段，法國的口罩廠在政府號召下生產了許多沒有熔噴布的、可反覆使用的織物口罩，但法國民眾更傾向於買從中國以及北非進口的有熔噴布、價格也更便宜的一次性口罩。法國紡織產業聯盟主席伊夫杜比弗（Yves Dubief）發聲希望法國政府「兜底」，買下這些滯銷「國貨」。
歐洲的「口罩危機」或許已經接近尾聲。在2020年的疫情危機中，我們充分看到了全世界對「中國製造」的依賴程度，這既是中國影響力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許多怨恨的來源。我們很容易想當然地認為，授人以魚的人應當獲得感激。但現實世界卻並非如此。中國在武漢疫情還在收尾階段的時候就大力援助義大利，在歐洲的一些媒體上收穫的卻是「掠奪式援助」惡意評論。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援助衝擊了歐洲一些人的「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多年以來，維護「四個自信」屢試不爽的良方，就是把中國塑造成這樣一個「他者」：要麼虛弱不堪趨於崩潰，要麼擁有實力卻專幹壞事。但2020年中國居然開始援助歐洲發達國家了，為了維護既有的中國「人設」，只能把中國的援助說成包藏禍心的「掠奪式援助」。同樣，歐盟各國在防護物資上對「中國製造」的依賴關係，也會在這個框架裡，被理解為對歐洲安全的威脅。
在後疫情時代，歐盟必然要探討如何克服全球化所帶來的供應鏈風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正是因為在本土生產成本過高，大量製造業從歐洲搬遷到了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以獲得更高利潤。在疫情暴露出歐洲發達國家對於「中國製造」巨大的依賴性之後，許多人希望擺脫這種依賴性，促使這些企業回到本土去生產。但產業回流豈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法國和歐盟能給企業足夠的經濟激勵嗎？能有什麼樣的組織方式和激勵手段，讓這些企業超越利潤最大化的經濟邏輯呢？在歐盟的範圍內建立完整的產業鏈，也許會比單個成員國的嘗試更具可行性，但是歐盟同樣面臨著如何讓企業超越利潤最大化的經濟邏輯的問題。而這意味著，歐盟各國與「中國製造」的關係，在歐洲輿論界還會長期呈現為一個糾結的問題。
在疫情尚處於平臺期的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天量口罩，已經緩解了口罩短缺的危機。但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歐洲人都很難預料到，口罩在美國居然成為了一個象徵政治分裂的符號。川普是個非常不願意戴口罩的人，後來扛不住壓力才在有限的場合戴口罩，只要有機會就會取下。川普的大量擁躉以「自由」和「讓美國保持偉大」的名義，反對封鎖措施，反對戴口罩，甚至反對疫苗。而民主黨的許多政客和選民對此嗤之以鼻，視為反智。戴不戴口罩，變成了政治身份的象徵，這可以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口罩危機」。
2020年上半年，我目睹的一切，讓我不禁感嘆：口罩雖小，內有乾坤。在一個戴上口罩的世界裡，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口罩所承載的那些相互交織的社會關係——在全球的不同地區，這些社會關係呈現出來的形態，可能具有相當大的差異。期待未來能有研究者書寫以口罩為切入點的「疫情社會學」或「疫情政治學」著作，而本文所記錄的經驗碎片，如果能夠起到素材的作用，也就實現了它的目的了。
2020年7月1日定稿於北京安河橋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