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933年，西方國家經歷了一次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在這場危機面前，各國政府束手無策，繼而政策失誤不斷，終於使危機進入不可收拾的地步。這場危機暴露了已有經濟學理論的蒼白無力：古典經濟理論認為經濟運行中不可能出現經濟資源非充分利用的情況，因而無法預測和解釋經濟周期性波動和大規模經濟危機的爆發。大危機的現實促使人們深刻反思，經濟理論需要創新。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
《通論》的產生改變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標誌著以研究經濟資源的總體利用程度為己任的宏觀經濟學的正式產生。凱恩斯在《通論》中否定了價格機制自動保證市場出清和市場機制總能使經濟資源充分利用而達到充分就業狀態的「薩伊定律」。凱恩斯認為，由於價格調整存在各類障礙，所有市場處於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狀態只是一種理論抽象，一種特例，市場經常性地處於供求非均衡狀態才是一般狀態，才是通例，這便是《通論》得以命名的原因。
《通論》將經濟研究的對象從經濟資源配置轉換到經濟資源的總體利用程度問題上，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收益遞減」和「流動性偏好」三大定律會造成社會總有效需求不足，由於經濟體系本身並不存在自動趨向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因此凱恩斯極力主張政府在危機時出手，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發揮需求的「乘數效應」，實現充分就業。
《通論》的出現是顛覆傳統經濟理論的創新，是一場革命。凱恩斯之後，在眾多凱恩斯主義者的努力下，凱恩斯理論得到了長足發展，宏觀經濟模型不斷完善，微觀基礎也得以建立，逐漸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統理論，並成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行動指南，上升為一種政府需求管理理論。在實踐中，西方各國政府在經濟周期波動中積極運用凱恩斯理論來對付經濟蕭條和失業，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在凱恩斯式的總需求管理之下，戰後的經濟周期曾一度被「熨平」了。
然而，學界對於凱恩斯經濟思想及其政策的爭論卻從未停止過。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等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以嚴謹的理論模型、紮實的微觀基礎和實證計量分析對《通論》的命題進行了批判，尤其是對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和挑戰。1973年的石油危機使西方發達國家出現失業與通脹並存的「滯脹」現象，被上述反凱恩斯主義學派視作政府長期執行凱恩斯政策的惡果。
確實，面對「滯脹」，凱恩斯學派一度「失言」。隨著原計劃經濟國家紛紛展開市場經濟導向的經濟轉軌之後，市場經濟理論進入發展高潮。相反，凱恩斯理論被視為國家幹預主義的一種思潮，逐漸退入一個相對低迷的時期。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再次奠定了《通論》的重要地位。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凱恩斯主義重新回歸：所有東西方政府幾乎都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模型，運用財政刺激政策和寬鬆貨幣政策積極刺激有效需求，使得全球經濟在2010年之後有所復甦。這說明凱恩斯主義的基本原理沒有過時，他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短期內對經濟復甦是有很大作用的。
事實上，本輪金融危機的爆發就其實質來講，是全球實體經濟非均衡所致。全球化極大拓展了全球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空間和市場容量，全球總供給能力得以迅速擴大。但全球化的紅利分配機制卻存在根本性缺陷：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與資本在獲得高額壟斷利潤的同時，其普通勞動者卻因為產業轉移面臨收入下降或失業增加的局面。同樣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通過本國要素（勞動、土地、環境）價格的扭曲參與全球化，雖然得到了產業鏈底端的生產和就業，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收入回報。其結果，一方面是全球總需求消化不了全球總供給，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貿易不平衡也不斷積累，美元等外匯儲備在新興經濟體中不斷積累。為了更好地消化全球龐大的總供給，同時新興經濟體的巨大外匯儲備給發達國家提供了充分的流動性，一場以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資產泡沫不斷發展，居民通過財富效應擴大需求，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非均衡「鬧劇」越演越烈，泡沫的破滅不可避免。
本輪危機爆發後，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實施避免了1929年危機的重演。短期來看，凱恩斯主義政策不容置疑是一劑良藥。但誠如凱恩斯本人在《通論》中所說：「在長期我們都死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短期宏觀經濟政策並不能改變當下全球經濟總量失衡與結構失衡的現狀，這一失衡今後必須得到調整。此外，政府短期政策的代價是巨大的，它會造成對市場機制的破壞。比如，危機治理三年來，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注資和救助，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了全球發達經濟體財政赤字和債務的不斷積累，政府債務危機頻發，處理不當仍可能導致全球經濟二次探底。政府的短期注資和幹預，只是將各類經濟主體的資產與負債關係暫時掩蓋起來，各類結構性失衡並未得到合理矯正，這勢必給全球經濟的長期健康增長埋下隱患。從這個意義上說，凱恩斯主義的「功」與「過」仍需要重新評定。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上期重讀《國富論》見11月18日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