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發展究竟是取決於先天還是後天因素,或者說先天因素和後天因素誰起決定作用一直是科學界爭執不下的問題,而這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米德與弗裡曼持續百年的論戰,這是社會科學界最為知名的大論戰,參與的學者眾多,卻一直沒有結果。
這場論戰起源於先天與後天之爭,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生物決定論和遺傳決定論佔據了支配位置,達爾文的弟弟高爾頓就是遺傳決定論的創始人,高爾頓曾經對 977 個名人(著名的科學家、醫生等)做過研究,這種人約在 4000 人中才有一名,他在隨機抽樣的基礎上,預計一個取樣組只有一名有名望的親戚,而結果卻有332名。
據此,高爾頓認為偉人或天才出自於名門世家,在有些家庭裡出名人的概率是很高的。高爾頓匯集的材料證明,在每一個例證中這些人物不僅繼承了天才,像他們一些先輩人物所表現的那樣,而且他們還繼承了先輩才華的特定形態。一位傑出的法學家或律師往往出生於一個顯赫家庭,而且是在法律方面的顯赫家庭。與之相反,那些在心理發展上有缺陷的人,也是由於遺傳的緣故。
1869年,他發表了《遺傳的天才》一書,在書中得出了重要的結論「一個人的能力,乃由遺傳得來的,其受遺傳決定的程度,如同一切有機體的形態及軀體組織之受遺傳的決定一樣。」
高爾頓的遺傳決定論重視遺傳素質的研究,但誇大了遺傳素質在個體心理發展中的作用,忽視了後天生活環境的作用,這是欠妥的。在 20 世紀 20年代,米德向遺傳決定論發起了挑戰。
當時在太平洋中部有一個薩摩亞群島,原信玻里尼西亞原始宗教,崇拜首領,並有眾多禁忌,可以說薩摩亞人仍然保持著濃厚的原始文化。米德認為他們受後天的因素影響較小。
米德是人類學之母,米德修習過紡織、音樂、雕刻、繪畫、算術和詩歌。在米德8歲時,曾擔任教師的祖母讓米德觀察記錄妹妹的語言習慣,這讓米德從小就開始接受了良好的人類學訓練。
米德師從人類學一代宗師弗朗茲·波亞士,1925年,23歲的米德不顧波亞士的勸告,只身前往南太平洋小島薩摩亞,開始了人類學最基礎,同樣也是艱苦而重要的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被公認為是人類學學科的基本方法論,也是最早的人類學方法論。它是來自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論,即「直接觀察法」的實踐與應用,也是研究工作開展之前,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前置步驟。
「參與當地人的生活,在一個有一個嚴格定義的空間和時間的範圍內,體驗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思想境界,通過記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來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滿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會如何構成。」這就是田野調查。
然而當時的薩摩亞可以說因為與世隔絕,有許多的病菌是現代社會的人無法適用的,而且當時人們並不清楚薩摩亞的生活習俗,所以具有很大的危險性。
經過 9 個月的調查,已經 2 年的研究,1928 年米德出版了人類學專著《薩摩亞人的成年》,米德認為薩摩亞社會充溢著普遍的隨和性,沒有青春期的壓抑與苦惱,男女之間的性愛更是「十分愉快的舞蹈」。
她在書中得出結論:青春期危機理論是特定文化的產物,並非所有社會的青少年在青春期都會出現心理危機。
「以往我們歸諸於人類本性的東西,絕大多數不過是我們對於生活於其中的文明施加給自己的各種限制的一種反應。」
簡單來說,米德認為青春期現象並非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因為後天因素而形成的。米德的觀點對當時的著名心理學家霍爾「青春危機論提出了挑戰,霍爾認為青年期之情緒不穩是必然現象,也就是人有青春期是天生的,所以主張青年教育。
米德的觀點對當時的遺傳決定論給予了致命一擊。
米德認為人格具有可塑性,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有一段時期可以接受與父輩不同的價值觀。但是,可塑性是有限的,讓孩子創造不符合其所處社會的價值觀是徒勞無益的,因為成人的規則最終將取勝。
這裡,米德再次強調了文化決定論——文化的力量是異常強大的,一個人不可能試圖通過讓學齡兒童接受其父母根本不能容忍的新行為模式來改變他們身處的社會。
簡單來說,比如說我們中國是說中國話的,你如果呆在中國,強行讓孩子說英語,孩子一樣會說一些漢語,因為他不可能擁有一個純英語的文化環境,所以人對孩子的塑造是不可能脫離其所處的文化環境的。
當時的「先天——後天」之爭米德佔據了上風,而《薩摩亞人的成年》也被稱為人類學「田野調查實驗研究的經典之作」,
直到1978年米德逝世,其薩摩亞研究範例也沒有遭受到真正有力的挑戰,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榮譽教授德裡克·弗裡曼於1983年推出的《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使情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弗裡曼尤其關注薩摩亞傳統的等級制度對薩摩亞社會組織的重要作用。他認為薩摩亞社會的具體結構後錯綜複雜且千變萬化,研究者也應該注重傳統知識中的許多細小差別。
所以他在書中對米德的薩摩亞研究的方法論、具體研究條件和方法提出了質疑,並認為米德的經驗證據和結論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他以其充分的田野研究經驗向學界宣稱:薩摩亞社會有著嚴格的基於血統的等級制度,有著對少女童貞的極度崇拜,自殺率和侵犯行為發生率高,青春期衝突非常普遍……在弗裡曼看來,米德研究結論的嚴重錯誤具有必然性,因為她著眼於「意識形態」的成功,一心尋求能夠「證明」文化決定論的解釋,從一開始就違背了科學的立場與方法。之後,弗裡曼還撰文和發表專著強調米德受到了其信息提供者的愚弄。
弗裡曼相比米德,在1940至1981年間先後對薩摩亞進行了多次實地考察,累計實際調查時間不少於六年。他還通曉當地的語言,逐步作為社區的完全成員參與當地的政治活動,甚至被授予了瑪泰即家戶之主的頭銜。 所以他對於薩摩亞的觀察更為深入,由此在人類學界掀起了一陣風暴。
由此「先天——後天」之爭達到了高潮,也就是自然的天性還是後天的文化對於人類行為具有決定性影響。
當然,弗裡曼的論文也遭到了許多人的質疑,比如弗裡曼的調查時間是 1940 年開始,而米德是 1925 年,十幾年薩摩亞的社會結構可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甚至還有對弗裡曼進行人身攻擊的,認為他沽名釣譽。
我們知道,人這一身都是會被先天的基因和後天的因素所影響,但是這兩者究竟是誰佔據主導地位,對於研究人類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即使是 1953 年,沃森和克裡克共同提出了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翻開了記載著生命奧秘的人體天書的第一頁;還是到2001年2月12日,中、美、日、德、法、英等6國科學家經過13年努力,共同繪製完成了人類基因組序列圖,實現了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所有目標,人類基因組是指合成有功能的人體各類細胞中蛋白質及(或)多肽鏈和RNA所必須的全部DNA順序和結構,包括人類的23對染色體上全部的DNA所攜帶的遺傳信息的總和,即30億個鹼基對的序列,估計含約10萬個基因。
還是沒有辦法對這個爭論作出具體的結論,而在這幾十年裡,圍繞這個爭論,誕生了許多理論,比如人本主義理論,心理動力學理論,艾森克五因素模型。
其中最有趣的是馬特·裡德利的觀點,人類本性實際上是一個結合體,它的形成混合了達爾文的普遍性、高爾頓的遺傳、詹姆斯的本能、德弗裡斯的基因、巴甫洛夫的反射、華生的關聯、克雷佩林的歷史、弗洛伊德的形成式經歷、博厄斯的文化、杜爾凱姆的勞動分工、皮亞傑的發展和勞倫茲的印刻效應等等等等。既有先天也有後天,這些都能對了人類的心智成長產生深遠的影響。所有關於人類本性的論述必須要包括這些才算完整。
人類是動態的、有創造力的有機體,對他們來說,學習和體驗新環境的機會擴大了基因型對表現型的影響。每個人都是由他所屬的環境,尤其是文化環境,與影響社會行為的基因的相互作用所塑造的。遺傳影響不可避免,一個有機體的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該有機體的行為、生理和機能,這同時也有助於構建一種新環境。基因具有典型的敏感度,是生物靈活性的依託,也是經驗合適的僕從。隨著人類對自己了解程度的逐步提升,先天與後天對立的觀點日漸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先天與後天的交互作用。
這個結論非常有趣,不一定對,可以預見的是,米德與弗裡曼之爭將會持續下去。而到時候謎底揭開之後,關於人類的終極奧秘也將徹底揭曉,到時候,是否可以實現量產天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