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匯、太古裡、太古廣場、又一城、太古方糖、太古可口可樂、多樂士、港龍航空……這些大家耳熟能詳品牌和商業地標，現如今已經融入了諸位的日常生活，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它們都和一個公司有關，那就是太古集團。今天我們就來說一說它的前生——太古洋行。
「太古與對華貿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我生於一個航運家族，由於太古是我們家族生意的『行家』，所以自小就常常聽人提及『太古』這個名字。一百五十年前，施懷雅（Swire）家族遠渡重洋，來到遠東，創建太古輪船公司，並最終發展為中國沿岸和內河航道數一數二的客運及貨運企業，使太古雄踞中國貿易市場。這對於家父董浩雲，一個以振興中華民族為己任、以創立民族品牌為終生目標的年輕企業家來說，具有相當正面的鼓舞作用。」這段話出自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為《太古之道——太古在華一百五十年》一書所做的序言。董先生這番中肯的言語也是對太古集團百年歷史的一個客觀總結，而這家洋行的發跡史要從上海開始講起。
來自利物浦的商人
1866年11月28日，一艘由英國駛來的輪船緩緩停靠在外灘，在下船的乘客中有一位衣著體面的英國紳士， 他就是約翰·薩繆爾·斯懷爾先生（John Samuel Swire 1825—1898）， 他的父親（John Swire 1793–1847，也被稱為老斯懷爾）早在1816年就已經在利物浦成立了一家從事紡織品進出口貿易的公司。老斯懷爾去世後，產業由兩個兒子打理約翰．施懷雅去世後，生意交由兩名兒子約翰·薩繆爾·斯懷爾（John Samuel Swire, 1825-1898）及威廉·哈德遜·斯懷爾（William Hudson Swire, 1830-1884）打理，其後公司更名為John Swire & Sons。隨著英帝國在遠東殖民侵略和擴張，商機也隨之出現。兄弟兩人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東方，開始向中國出口棉布、呢絨，從中國進口茶葉、生絲，貿易線路就這樣建立起來。由此，1866年年底約翰·薩繆爾·斯懷爾來到上海謀求開設更為直接的貿易聯繫，這也為此後的貿易和航運業巨擘太古集團奠定根基。
實際上自從19世紀50年代初開始， 約翰 · 斯懷爾父子公司一直把英國的羊毛和棉紡品從利物浦運到中國，委託在上海的代理行，類似瓊記（(Augustine Heard & Co） 普雷斯頓布萊涅爾等洋行出售 但是這樣的周折只是權宜之計。於是，約翰·薩繆爾·斯懷爾決定與理察·沙克爾頓·巴特菲爾德 ( Richard Shaekleton Butterfield )一位來自約克郡的羊毛製品商合夥，自己創辦一家對華貿易洋行。太古洋行於1866年12月3日在福州路四川路口的吠禮查洋行(Fletcher & Co)的老房子裡開張營業，由約翰·斯懷爾的合夥者之一威廉·朗 ( Wiliam Lang)管理。
1866年12月3日，《北華捷報》上刊登的太古洋行開張啟事。其中可見，太古洋行的英文拼寫是「Butterfield&Swire」，而威妥瑪拼寫為「Tai -Koo」，其後也一直沿用
1890年4月的上海外灘影像。左起第一幢建築為英國共濟會拜經堂（Masonic Hall）現在外灘中山東一路29號東方匯理銀行大樓位置（現為光大銀行使用），第二幢就是早期的太古洋行辦公樓，此處原是英商公平洋行（Probst,& Co）辦公樓，後由太古洋行拆建新樓。現今大約是半島酒店的位置
「太古」這個名字基本上可以解釋為「規模宏大歷史悠久」「古」代表「久遠」，加上「太」字則表示「最久遠」，因此「太古洋行」就是寓意「最久遠的外國公司」之意關於這個「太古」的由來，有個說法比較流行，那就是在西方人眼中，「太古」二字看來頗像「大吉」中國人在農曆新年到處張貼有「大吉」字樣的春聯和喜帖，喻意大吉大利，所以也有人猜測這兩個喻意吉祥的字就是太古名字的由來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根據太古集團官方的解釋，「太古」這兩字是在1866年,由當時英國駐上海一位外交人員 Thomas Taylor Meadows 在公司開業時，特意為公司取的名字 這位Meadows先生畢業於慕尼黑大學，對漢學頗有研究，他顯然是希望這個名字會成為巧妙的視覺雙關語，從而為公司帶來吉祥的意義
航運起家
作為一家代理行，太古洋行主要從事商品貿易 但是除此之外,太古洋行還擔任一家新的英國遠洋航運企業——藍煙囪公司(Blue Funnel Line)駐上海的代理人,這家公司是斯懷爾在利物浦的朋友阿爾弗雷德·霍爾特 (Alfred Holt) 1866年創設的 事實上,約翰·塞繆爾·斯懷爾是在與藍煙囪公司的業務交住中才開始產生在長江上經營航運的想法的斯懷爾預見到上海通過黃金水道——長江，將成為廣袤的長江流域腹地產品和世界各地產品的集散地，遂把投資從商業轉向航運業。這一轉變，使它從單一商行發展成為以太古洋行、太古輪船公司（The China Navigation Company）為核心的太古集團。
據資料顯示，當時斯懷爾一到上海就立刻對中國內河運輸的前景留下深刻的印象 1867年他就向霍爾特建議「可以建立一家長江公司，作為藍煙囪公司的分公司，開闢一條航運支線」 然而，霍爾特不願意自己的船隻遠離他個人的管轄範圍營業，於是這個建議便被擱置起來過了不到4年,斯懷爾仍舊沒有放棄這個念頭,其實在此期間 , 他通過威廉·朗一直得到旗昌輪船公司的豐厚紅利 1871年9月，斯懷爾寫信給朗：「我頗有點想幫助旗昌發展長江航運 … … 我們也許會放棄這個念頭 , 但是現在我卻喜歡它 」 幾個月內， 他成功地以36萬英鎊資本組建太古輪船公司 , 這筆款項是霍爾特藍煙囪公司創辦資本的兩倍以上，與此同時，三艘新輪船（分別是：PS Pekin、PS Shanghai、PS Ichang）的訂單也送到格拉斯哥的船舶製造商英格利斯公司（A. & J. Inglis）。
由於英格利斯船廠工人罷工，太古訂購的3艘新船未能按時交貨，所以這艘Pekin號並不是太古的第一艘輪船。太古最早的兩艘輪船是從公正輪船公司（UnionSteamNavigationCo.）買來的惇信號輪（Tunsin）和忌連加號輪（Glengyle），正是靠著這兩艘二手貨，太古成功地啟動航運業務。
光緒九年（1883年）1月，太古又兼併一支從光緒元年起航行於牛莊——汕頭的英商船隊，使其資本擴大到50萬英鎊。輪船增至20艘，總噸位達22.2萬噸，規模僅次於當時輪船數最多的中國輪船招商局。而且在與另外一家外商航運業巨擘——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競爭中漸處上風。太古的碼頭共有四處，即太古外灘碼頭，太古浦東碼頭，太古華通碼頭和藍煙囪碼頭。其中藍煙囪碼頭是上海最長的碼頭。
1884年上海城廂租界全圖中標註的法租界外灘太古碼頭，其位置靠近當時的Rue Colbert（科爾貝克路），也就是現今中山東二路新永安路位置
停靠在法租界外灘太古碼頭的 PS Pekin 輪
隨著產業的不斷擴大，太古洋行於1906年在其主要的碼頭——法租界外灘太古碼頭邊興建新的辦公大樓，這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山東二路22號大樓。大樓坐西朝東，從東面的辦公室望出，可以對碼頭一覽無餘。五層鋼筋混凝土結構; 平面正方形, 裡面中部仿巨柱石構圖紅色清水磚外牆, 層間窗洞為半圓券平券平頂屋面, 局部女兒牆上置弓形山牆, 有巴洛克韻味窗裙和簷上有不同的古典小裝飾, 立面線條比較粗獷整幢建築佔地面積3836平方米, 建築面積11565平方米
停靠在法租界外灘太古碼頭的「 Ngankin(安慶) 」輪，背景右側這棟就是太古洋行辦公大樓。照片拍攝於1911年
民國二年（1913年）商務印書館實測上海城廂租界地圖中標註的浦江兩岸三處太古碼頭
由於業務的不斷擴張，太古船隊航行遍及中國沿海及內河。因公司輪船較多， 岸上設施遠不敷用， 浦西只有三座浮動碼頭。於是太古又在浦東擴建碼頭。至1882年，在對岸浦東建造了華通碼頭，加上原有的浦東老太古碼頭，以及「藍煙囪」碼頭，太古洋行的太古輪船公司在浦江兩岸共設三處碼頭， 包括座浮動碼頭。在1949年之後， 浦東華通碼頭劃歸上海港第一裝卸區， 改名東昌路碼頭。
1935年英文版上海地圖中標註的太古「藍煙囪」碼頭
1911—1912年拍攝的太古「藍煙囪」碼頭
前文提及的「藍煙囪」 輪船公司其實一直存在，只不過是作為太古旗下的子公司。他們在浦東的碼頭也是太古航運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藍煙囪」公司的船隻在煙囪上都有一圈十分醒目的藍色，辨識特徵明顯。該公司在華專營遠洋各航線，為了在上海港有專用碼頭， 於年收購洋油棧基地， 興建此碼頭。1910年完成第一、第二泊位， 碼頭規模宏大，建築堅固，水位深，可停靠遠洋大船。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 工程曾中途停頓， 至1924年， 又完成第三、第四泊位。岸線共長1800英尺， 倉儲能力為五萬噸， 當時被稱為遠東最先進的碼頭。太平洋戰爭後為日軍所佔領， 改名為「八洲碼頭」。1949年後， 該碼頭劃歸上海港務局第二裝卸區， 改名為民生路碼頭。其中有一個泊位在20世紀70年代末被改建成散糧機械化專用泊位，這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民生路碼頭大筒倉」，已經成功轉型為文化產業演藝創意區。
擴張的商貿帝國
事實上太古的老對手，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對太古洋行以及斯懷爾經營上的足智多謀的印象比其英國輪船更深他們認為太古洋行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聯絡中國託運拍客（中間人、買辦）的感情1873 年7 月，在與旗昌洋行談判時，威廉·朗堅持兩家公司對託運人應採用新的回扣制度朗建議, 兩家公司應考慮將5 % 的經手費立即支付, 另外5% 在半年後通過拍客支付給所有的託運人, 以代替旗昌輪船公司從前對「有功股東」付給10 % 回扣的慣例這樣的激勵措施顯然大大提升積極性。據當時太古洋行的買辦鄭觀應( 陶齋) 說, 斯懷爾的公司在晏爾吉（Henry Bridges Endicott）的老謀深算的管理下, 曾嘗試過許多通過拍客在中國人中發展業務的辦法無疑地由於斯懷爾的經營正在試行新的有效辦法以招徠中國人的貨運, 旗昌的一些老主顧也被拉走了
這位晏爾吉先生是出生在上海的美籍人士，他1873年從美商瓊記洋行跳槽進入太古。很快這位可以講流利漢語的年輕人成為公司業務的中堅力量。1873年2月6日，威廉·朗向倫敦斯懷爾先生報告：「我們聘用了晏爾吉任運務主管, 他在瓊記已經幹了許多年, 全面主管沿海輪船他除了對當地的託運人十分熟悉，還講一口極好的中國話，他的前僱主對他是推崇備至的」事實上在以後的三十年間中，晏爾吉在太古的在華航運業務中是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的
1883年上海太古洋行職員合影。最右站立者就是晏爾吉
斯懷爾的遠見卓識以及公司職業經理人老謀深算的經營之道使得太古進入高速發展期。使它從單一商行發展成為以太古洋行、太古輪船公司為核心的太古集團。它的成員包括：太古股份有限公司（進出口貿易、航運船舶代理）、太古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航運）、藍煙囪輪船公司（航運）、太貿股份有限公司（進出口貿易）、太古製糖股份有限公司（製糖）、永光油漆公司（制漆）、太古倉埠公司（倉儲）、太古造船廠（造船）、中國三助公司（金融）。業務遍及中國內地 、香港地區以及日本、泰國、澳洲等地。
20世紀20年代繁忙的法租界外灘太古碼頭。太古洋行辦公大樓和大型倉庫已經頗具規模
1912年拍攝的上海太古洋行辦公大樓內景
20世紀初拍攝的香港太古糖廠大樓
航運業務造就了新的商機由於太古輪船公司從爪哇及菲律賓進口原蔗糖的貿易業務日益增長,加上有中國和日本兩個現成的市場，促使太古洋行在港島鰂魚湧臨海區購入大片土地,成立太古糖業有限公司太古煉糖廠的興建工程不久便展開，並於1884年投入運作，成為當時全球規模最大和最先進的廠房之一直到到現在，太古糖仍然佔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我們在超市和餐廳裡經常可以看到。
早年太古洋行在中國沿海多個小型口岸擔任銀行代理，「太古莊」銀票一度是華南汕頭的通行貨幣銀票分多種面值，由倫敦專門印鈔的公司Waterlow & Sons 印製,以防國內出現偽鈔銀票的發行和兌現由太古洋行的汕頭分公司嚴格管理,但在廣東省沿岸地區,太古銀票就像現金一樣通行使用，直到20世紀30年代。
太古莊發行的銀票
太古洋行位於漢口的碼頭及辦公樓，照片拍攝於1920年
由於業務的不斷延伸，太古洋行從長江沿岸到東北都有分號或者辦事處。太古旗下的總資本也從開設時的36萬英鎊，發展到180萬英鎊。有地產614畝，佔全部在滬英商地產的9％。1934年，太古洋行在位於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處的雷上達路（RouteP.legendre，現今興國路）和海格路（Avenue Haig，現今華山路）路口興建被稱為Hazelwood的大班（總裁）宅邸，由蘇格蘭建築師Clough Williams Eeuis設計。有趣的是此人從未來過上海，只是將圖紙畫好後寄到上海，然後通過每月的匯報和照片遙控進度。這棟豪宅的第一位主人是當時的上海太古洋行總裁麥凱（E. F. Mackay），他1892年在倫敦加入太古洋行。曾分別在該洋行香港、天津及上海分行工作。後任該行上海分行大班， 來上海後又兼任英商上海商會主席五年。在1920—1924年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 其間還在1921年任副總董。還擔任過數年上海仁濟醫院院長。
1934年拍攝的剛落成的太古洋行大班宅邸
這幢獨立式花園住宅建築風格是英國帕拉第奧式,為2層磚混結構,建築面積為1647平方米,該宅建築平面由主樓與輔樓平行組合而成主樓平面與立面呼應,強調軸線對稱輔樓與主樓東側餐廳備餐間連接,不影響主樓的造型和光線,進深北面突出部分與主樓連接處作一個弧形處理，既與北大口弧形車道相呼應,又達到建築立面主從區分的效果主樓立面簡潔典雅正面南立面分左中右對稱的縱三段底層是外廊式,採用雙並列的科林斯柱式,柱廊後為落地鋼質玻璃統長門窗,處理簡潔典雅二樓有寬敞的愛奧尼克雙柱柱廊,並以寶瓶式欄杆圍護平坡屋面用銅皮鋪制,故此屋俗稱「銅房子」宅前大片綠茵草坪,使住宅掩映在各種名貴樹木花卉之中,院內樹木長青,四季花香,在近百種樹木中有江南僅存的兩株大王松和百年老香樟五針松塔楓雪松龍柏以及銀杏香榧金桔等果木,景色幽雅,環境怡人這是一座設計施工精良,得到較好維修保護的新古典主義建築的代表作品1994年該宅被列為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築保護單位1949年之後,該宅一直作為中共上海市委內部招待所,許多中央領導人到上海均入住此宅改革開放後,改為興國賓館1號樓,對外開放20世紀80年代,重返中國內地市場的太古集團在這裡舉行了董事會議,當時與會者都感嘆鬥轉星移,滄桑巨變
艱難歲月
至20世紀30年代，太古洋行以及發展成為上海乃至亞太地區數一數二的航運商貿企業，與怡和洋行、沙遜洋行並稱英商洋行三巨頭。然而一場浩劫正在慢慢逼近。
1940年拍攝的法租界外灘。太古碼頭停泊著各式船隻。畫面右側這棟高樓就是法國郵輪公司，現今為上海市檔案局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起初，太古仍能因英資身份免受戰火波及，但到了1941年底，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那刻起，太古在華建立了近七十年的基業就幾乎毀於一旦。1937年11月，上海華界全部陷落，由於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僑、使節和商人，日軍暫未敢在租界內輕舉妄動，但形勢正危如累卵，華洋企業的生存空間也岌岌可危。雪上加霜的是國軍撤退時，為阻慢日軍追擊，特意在上海與南京之間的長江水道上，鑿沉了數十艘船隻做障礙物，以此拖慢日軍以水路前進的速度，長江航道因此變得更窄更險。但太古輪船沒有撤退自保之意，並堅持派出拖船和駁艇維持服務，來往於長江沿岸與上海租界，盡力保持戰時中國的水上運輸網。太古輪船分別以兩組船隊運作，在障礙物前後兩端航行，每當船隻駛近障礙前，即靠近岸邊卸下貨物與乘客，轉以陸上交通轉駁，在陸路繞過障礙水域後，再轉上另一組船隊繼續前行，雖然耗時費力，但太古仍以此折中方法，與其他外資航企一起支撐著長江下遊作戰期間的航運。
1938年，黃浦江邊沉沒的船隻
1937年12月，日軍終於兵臨南京城下，大批中外難民湧上太古輪船撤退，其中「黃浦號」相信是最後一批協助華洋人員撤離南京的船隻之一，船上不單擠滿了大批逃避戰火的難民，更接載了一批剛從英國參展返國、價值連城的中國藝術品，最終成功撤至漢口。在抗日戰火中，太古輪船依然以上海租界和香港為中心，儘量保持著南北沿海及長江和華南的內河航線服務正常運作，穿梭各地維持平民和物資的來往。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軍連環突襲珍珠港和香港等地區，不宣而戰，再迅速進駐上海和天津等地多個租界。最後，香港於12月25日聖誕節當天淪陷，太古也走進了它在華歷史中一段最黑暗的年代。
戰爭期間，部分太古船隻被日軍擊毀，倖存的船隊四散，火速撤離戰區，在沒有航海圖和足夠準備下逃到東南亞海域，再輾轉南下澳洲；一些不幸的船隻和船員就只好束手就擒。例如在日軍突擊香港和上海租界那天早上，上海的「浙江號」就在海上被日軍追截，成為首艘被日軍俘獲的太古船隻，船上的華籍船員被解散，而6名歐籍船員則被送進上海的集中營囚禁。
中國抗戰期間，太古洋行只剩下重慶分行堅持營運，處理僅餘的零星業務，與太古在印度孟買和加爾各答的分行保持聯繫，而斯懷爾公司的倫敦總部也在德軍的空襲中焚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太古發現它在華的資產幾被日軍和盜匪掠奪一空,而中國各大城市正百廢待興，港口布滿沉船，加上內戰如箭在弦，商貿前景極不明朗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中外企業紛紛重返上海，希望儘快從日本人手上取回各項資產當時的政商形勢十分複雜,多方勢力都在明爭暗奪各種商業利益,國幣大幅貶值造成金融混亂,幫派在上海橫行令治安狀況堪憂上海太古洋行向倫敦總部匯報:「工運已成為上海的常態,不同幫派常常打鬥,並使用各種手段吞併多項公共事業和工業」
解放戰爭後期, 隨著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 在華外資企業根據形勢, 紛紛將企業資金外移從總體上看, 外資企業雖然處於衰敗狀態,但由於他們長期壟斷某些行業, 在經濟活動中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947 年2 月至1948 年1月, 外國資本在上海進出口貿易中, 經營比重佔到44.4%; 1948 年上海共有沿海航船223 艘, 英國資本所有的達167 艘，其中大部分為太古所有。中央財經委員會在1950年的中國經濟情況% 也做了同樣的描述, 認為國際貿易和沿海航運中, 外國船舶將仍佔重要地位,帝國主義對我國際貿易交通事業, 乃至上海公用事業仍有巨大的控制力量。
1953年春,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率領調查組赴上海武漢等地調查, 總結黨在建國以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經驗, 其中包括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初步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經驗李維漢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出: "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利用和限制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 是我們將資本主義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 是我們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也是我們同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並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主要環節"
1954年, 國際局勢趨於緩和, 中英兩國互派代辦, 英國官方對英商的態度是儘快轉讓其在華企業, 並認為不可能支持英商在轉讓中謀取高價。英國政府的態度是明朗的, 在華英商應該適應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英商負責人則表示，無論你們採取什麼態度, 你們的企業終將為政府所有。英商也體會到轉讓是結束企業唯一可能為中方接受的方式。由此太古公司經過長時間的猶豫, 終於提出了轉讓申請, 它們的目的是：希望在擺脫其不動產及有關義務的負擔後，致全力於對華貿易和航運。
20世紀30年代，從停泊在黃浦江上的太古輪船公司貨輪艦橋望去，兩岸碼頭、工廠盡收眼底，船頭的太古旗一直是這個商貿航運帝國擴張的象徵。1949年之後，旗幟緩緩降下，退出歷史舞臺，上海迎來新紀元
1958年12月下旬，太古集團所屬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太古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太貿股份有限公司、太古製糖股份有限公司同時發表聲明，將他們在中國內地的全部財產轉讓給上海市外輪代理公司。1959年，太古洋行全部資產完成轉讓給上海有關機構的手續，就此太古在上海長達93年的經營史落下帷幕。
商業擴張之路
戰後，約翰·薩繆爾·斯懷爾的孫子施約克（John Kidston Swire, 1893—1983）出任太古主席。在他的領導下，太古重建各項主要業務。1948年太古購入本地航空公司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的百分之四十五股權。此時國泰航空已由原本只有一架DC3（「Dakota」）型美國退役軍機），擴大至包括6架DC3型飛機及一架Catalina水上飛機的機隊。香港航空業務的發展便成為施約克以及太古引以為傲的成就。1950年，太古糖業公司及太古船塢再度全面投產。以香港為母港的太古輪船公司開始在澳洲、紐西蘭等地開展新業務，在太平洋沿岸地區的業務網絡日益擴大，形成公司營運至今的班輪業務模式。
20世紀80年代，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步伐加快，太古的眼光再次聚焦這片熱土。太古於20世紀90年代開始再度投資於中國內地，除以可口可樂公司中國業務系統的主要裝瓶商身份投資於飲料生產業務外，還涉足多個不同行業。1990年，集團購入區域航空公司港龍航空的大多數股權，為進軍日益增長的中國航空市場奠定穩固的根基。與此同時，太古公司的漆油生產及營銷業務與世界馳名的漆油生產商卜內門公司合併，成立卜內門太古漆油有限公司。該公司於2008年AkzoNobel 收購卜內門公司後更名為阿克蘇諾貝爾太古漆油有限公司，太古公司現時持有該合資公司四成股權。阿克蘇諾貝爾太古漆油公司於廣州、上海、河北和成都設有廠房，為中國內地提供各種「多樂士」品牌產品。香港回歸祖國之前，太古旗下國泰航空進行劃時代的股權重組計劃，增加中國政府對外投資機構中國中信公司所持有的國泰航空股權。這次交易相當重要，確保國泰航空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能順利過渡。1996年國泰航空與港龍航空進行股權重組計劃後，時任太古集團主席的施雅迪爵士（Sir Adrian Christopher Swire，施約克之子）還專程於7月初前往北京拜會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
2008年北京三裡屯太古裡開幕，為太古地產首個在國內落成啟用的商業綜合體。
2011年，由太古地產開發建設並運營管理的廣州天河太古匯開幕，項目位於廣州市天河中央商務區核心地段，成為廣州新的商業地標。
2014年，成都遠洋太古裡開幕，成為成都最高端的潮流匯聚地。
2015年7月15日，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與太古集團旗下太古地產有限公司聯合宣布，雙方於上海合作發展的大型綜合項目正式命名為「興業太古匯」，項目之前稱為「大中裡項目」。2017年年末該項目已竣工，這塊位於靜安核心位置的歷史街區完成更新，而太古也完成了他們重返上海的重要一筆。
文字資料來源：《上海對外經濟貿易志》《上海租界志》《上海港志》
劉廣京：《太古輪船公司的崛起及其與旗昌輪船公司的競爭》
中國經營報：《先鋒話題：一家百年洋行的「焦土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