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元宵節看景，今年社交媒體上最熱門的消息可能是這兩條。
第一是年度最大圓月，中科院紫金山天文臺稱今晚（19日）將巧遇「超級月亮」，並且是2019「超級月亮」三連發中觀賞效果最佳的一次，最圓時分將於北京時間19日23點54分到來。
夜幕下的故宮。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第二大概就是「故宮首次晚間對公眾開放」了。故宮博物院將於正月十五、十六舉辦「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動，用燈光「點亮紫禁城」。這也是故宮博物院建院94年以來，首次接受公眾預約在晚間開放。消息瞬間傳開，17日夜晚至18日凌晨，一大波預約蜂擁而至，導致預約頁面數次「502」，伺服器跟著崩潰。
故宮博物院網站被「502」與18日凌晨的微博網友吐槽。
夜間故宮就這樣火了。顯然，這其中自然離不開元宵節、夜晚、燈火和故宮等元素的吸引力，可滿足觀賞者對「夜間皇宮」的想像和好奇。不過不可否認的是，這幾年，「博物館（尤其包括故宮）熱」「文博熱」也的確正在強勢形成，並成為一種現象級文化。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2016）畫面。
無疑，傳統博物館也正在迎來春天，據文化和旅遊部數據顯示，中國博物館的參觀量已經從2014年的7億人次，增加到2017年的9億人次，2018年近10億人次走進博物館，全國博物館總數已達5136家，去年全國博物館舉辦了超過2萬個展覽。參觀博物館日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甚至帶動了旅遊熱潮；而在文化業界，「博物館+文創、+網際網路、+技術」的浪潮也不斷湧現。
文物熱背後，博物館如何講述歷史的方式在改變，如何解讀文物也成了問題。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前，中國博物館的工作重心是學術味濃厚的收藏研究，那麼今天的文物解讀則越發從博物館人的學術權利，變成了走向大眾趣味的呈現。由於信息不對稱，我們依然渴望「專家」帶我們逛博物館。這幾年的「文博科普」也越來越多，新的博物館敘事和文物敘事不斷湧現。
上海博物館館員、人類學者張經緯就是其中一位有趣的嘗試者。「極簡史」是這幾年流行的寫作方式，他將這種寫作與文物的故事結合起來。「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可能發生過一萬次物品的流動，才會有一首詩歌被記錄下來。每一件文物都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時空隧道，而博物館便是穿越歷史的基站」。在專訪中，他與我們聊了聊今天的「博物館熱」、他在博物館的工作，以及新書《博物館裡的極簡中國史》的寫作方案。採寫|新京報記者董牧孜
《博物館裡的極簡中國史》
張經緯的《博物館裡的極簡中國史》，是繼《四夷居中國：東亞大陸人類簡史》以來的第二本著作。這位「博物館裡的人類學家」是多年的豆瓣「網紅」。他在上海博物館上班，工作中的一半時間在辦公室埋首案頭，另一半時間在天南海北做田野調查。在他看來，古人留下了數不盡的文物和故事，而那些我們一拍腦袋就能想出來的文物，已勾勒了一幅簡明中國歷史的畫卷。
《博物館裡的極簡中國史》這本書的操作方式頗有時代特色，它來自張經緯開設的音頻課程，後將每集十多分鐘、每章三千字的課程，擴充至七八千字、共12講的書稿，每一章都通過博物館裡一種常見的文物來完成一個時代的敘述。不同於「讓我們膜拜一下國寶」的主流敘事，博物館工作者的經歷，人類學家簡明有趣的表達，以及頗有代入感的物質生活史勾勒，都讓它在歷史通俗讀物中顯得不太一樣。
這本書為每件文物輔以有趣故事，比如「陸羽寫《茶經》之前，中國人喝什麼茶」「元朝的色目人為什麼會出現在江南園林」「方世玉為什麼喜歡在染坊裡打鬥」這樣吸睛的發問。通過文物隱含的信息來理解歷史，最終串聯起一條簡明的「中國史」脈絡。在張經緯看來，怎樣把一件「珍寶」還原成一個「東西」，讓寶物與我平起平坐，才是透過文物進入生活史和中國史的關鍵。
對話《博物館裡的極簡中國史》作者張經緯
張經緯，上海博物館館員、人類學者、作家，在博物館從事古代工藝研究近十年，常年普及歷史文化常識。著有《四夷居中國：東亞大陸人類簡史》《博物館裡的極簡中國史》，譯有《石器時代經濟學》《像人類學家一樣思考》等作品。
大家對博物館的熱情，有點「拜物教」的成分
文物在大眾眼中的形象經歷了幾度變遷。新世紀之初，《鑑寶》（2003）等電視節目的火爆曾掀起過一股文物熱，人們拿著自家寶貝去電視臺求鑑定，「收藏熱」背後藏著一個「發財夢」。然而，這兩年文博類紀錄片及綜藝的火爆，又將文物背後的故事從史書裡拉到了螢屏前。從《我在故宮修文物》（2016）《國家寶藏》（2017）到《如果國寶會說話》（2018），一批珍貴文物「前世今生故事」走進了年輕人的朋友圈。博物館文創也腦洞大開，越玩越high，不斷為「網紅」和「戲精」文物製造「熱點」。圖為《如果國寶會說話》畫面。（此處圖說來自記者）
Q（新京報）：你怎麼看現在的「文博熱」？它經歷了哪些發展階段？
A（張經緯）：其實，「博物館熱」十年以前就開始了，比「文博熱」出現得更早。2008年、2009年以來，國家一級博物館開始免費開放，國家予以政策上的資金扶持，鼓勵大家關注傳統文化。
這是一個契機，慢慢大家都知道免費開放的消息。以前人們可能兩三年才去一次博物館，現在可能兩三個月就去一次。以前博物館的展櫃陳列可能五六年乃至十年都不換一換，因為看得人少。如今觀眾多了，就對展覽的質量和數量提意見。為了提升觀眾口碑，博物館「坐北朝南」的態度也就改變了。國家也把博物館參觀人數作為年度博物館打分系統的考核指標。如果博物館還是以前的「老大心態」，不好好辦展覽，排名就下來了。
總之，觀眾多了，展覽就多了；展覽多了，觀眾就更多了，這是一個良性循環。如果各大博物館都開始重視展覽，那我們就要再找新的增長點。有的博物館開始開發自己的文創產品，比如故宮就走在與媒體合作的前列，把自己所有的文物都變成了網紅。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夜幕下的故宮博物院。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從博物館從業者的角度來說，我肯定支持這些創新。假如博物館收藏了一百多萬件文物，我們在展廳裡能看到的可能就只有一萬件。經常辦新展覽的話，藏在庫房裡的展品就有機會出來露露臉。這對展品本身和公眾普及都有好處。
「文物熱」導致了當前的「文博熱」，但「文博熱」背後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資本在這個潮流中扮演了一定角色；此外，在今天「偉大復興」的思路下，博物館也是讓我們發現偉大過去的基礎。我們可以在「文物熱」、「文博熱」的潮流及其挑戰之中，做一些積極的事情，利用好人類學、歷史的知識，客觀真實地介紹文物。
Q：根據你的觀察，大家是怎麼逛博物館的？
A：大家去博物館看文物，往往還是帶著一種朝聖的心態，比如看看那些清宮秘藏的珍寶。這總體上來說是好事，畢竟大家眼界開闊了。短期來說，觀眾對博物館文物的熱情，有種馬克思所說的「拜物教」成分，我們會人為地將這件物品抬升到很高的仰視角度，覺得真是了不得的稀世珍寶。但事實上大家還是不清楚這件東西如何生產、如何在歷史長河中流變以及與生活脈絡有怎樣的關聯。
Q：這是不是我們的文博教育缺位所造成的現象？
A：自2008、2009年以來，博物館觀眾猛增之後，大家都想以吸引眼球或是獵奇的思路來炒作宣傳，博物館也希望通過渲染寶物有多厲害、誰曾經用過的訊息來吸引觀眾。
《國家寶藏》這類文博節目對文物的故事作了前生後世的延伸，體現出他們對於獵奇的反思，以及走出對文物盲目崇拜的嘗試。至於此類節目是改善還是加劇了我們的文物拜物教，短期內還不好說。但總體而言，這類節目在文物知識普及上很有功勞，也讓工作人員和文物守衛者從幕後走到了前臺。從我的立場來說，這類節目介紹和傳播文物的方式還是可以改進的。把文物當成「寶物」，還是將其還原為一件「東西」，這兩種敘事背後是對文物的兩種不同態度。
文博節目《國家寶藏》第一季（2017）畫面。
Q：你做文博科普，但似乎不怎麼談文物的「今生」，為什麼這樣做？
A：文物的全稱叫做「物質文化遺物」（Material cultural relics），意思是古代文化的遺存物。比如玉石，古代可能是當錢來用的，青銅器是當實用器皿來用的，如今這些物品都退出了使用的舞臺。
從實踐意義上講，這些文物已經不存在「今生」了。當然，它們的意義並沒有消失，首先它們為我們了解古代生活提供了可能。其次，它們也提供了古典審美的標準。
我們現在受到《國家寶藏》一類電視節目的影響，覺得不談「今生」就不完整。其實大可不必，文物在歷史中自有其脈絡，有著自己的生命力。我們重建了它們在歷史上的存在過程，就是對其今生價值的最大尊重。
我對文物有敬畏之心，也願意普及文物知識，更希望將文物作為講述歷史的載體來推向觀眾，而不是站在市場交易的立場上來推崇文物，避免過於強調文物的市場價值和稀缺性。
逛博物館，
要避免「覓寶」的心理
Q：關於文物，博物館應該告訴觀眾哪些信息？
A：現在的博物館開始習慣用文物講一個故事。這種陳列方式越來越人性化了，如果說還有什麼欠缺之處，就是這些故事缺乏更豐富的信息。
博物館裡的文物信息一般都有名稱、產地（來源）、年代，詳細的可能還有銘文的釋讀等等。但是普通讀者看了可能還是一頭霧水。我們需要更多的場景展示，將文物還原到古代的日常生活當中。比如，玉器、青銅器不應該是不知所云的「禮器」，玉器是用於物質交換的媒介，青銅器是貴金屬的來源，它們的實用價值或許與日後的銅質、紙質貨幣並無差別，是交換貨物的憑證。書法和繪畫，不僅是龍飛鳳舞的藝術精品，而是人們嚮往超越世界的載體。
對於創作者來說，每一樣文物都在現實生活中佔據著自己的位置。明晰了這些，我們或許就能在博物館中收穫更多的知識。
Q：文物能夠告訴我們的歷史，和文字史籍上的有什麼不一樣？
A：如果考古發掘出一塊古代的墓志銘，銘文記載了一位文獻上未見的古人的生平，那它可以為史籍補闕拾遺。但事實上文物能提供的信息，遠遠不止於此。比如，壁畫能通過畫面的形式把古代的事件、場景、人物關係、起居生活、日常陳設，一五一十地呈現出來，無論文獻的描述多麼詳盡，都無法替代文物的這種作用。
除了實物本身（比如冠冕、袍服等）能增進我們對歷史情境的認識，今天通過科技手段分析實物內含的成分、結構等肉眼「看不見」的部分，也能夠獲得重要的信息。比如，通過分析青銅器的化學成分，我們可以知道銅礦料的產地，進而重建原料運輸的歷史。這些都是文物特有的價值。
Q：博物館裡除了講解員還有誰？你在上海博物館都做些什麼？
A：我們過去沒有專職的講解員，都是由志願者來講解的。正式的博物館工作人員都有專門的崗位，有些是技術崗位，比如給水排風，有些是研究崗位，比如研究玉器、家具。
我本人是研究少數民族工藝的，比如苗族銀器、白族蠟染、滿族剪紙等等。我一部分時間在辦公室寫文章，另一部分時間則跑到這些民族地區，看看當地人怎麼製作工藝品，怎麼過生活。
這樣的工作方式和我的整體研究思路是高度一致的。我在辦公室裡看文獻，在田野裡調查文獻記錄的物品製造、使用情況。所以我眼中的文物都是活的，是參與日常生活的物品，而不是收藏者手中把玩的「寶貝」。
英語片《博物館奇妙夜3》（Night at the Museum: Secret of the Tomb2014）對博物館的科幻想像。
Q：普通人逛博物館，除了把展品當成古人遺物來了解，或者當成藝術品來欣賞，還有什麼開腦洞的觀看方式？
A：普通觀眾去博物館，當然首要任務是審美，欣賞古代工藝品的藝術價值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我們獲得了相關的知識儲備，就能夠避免外行看熱鬧的情況了。
我們知道，今天但凡在博物館裡有一件文物，可能在歷史上會有成千上萬件相同的製品。這不難理解——假設商代製作了一萬件銅鼎，十萬件玉器，其中經過三千多年的大浪淘沙，到今天差不多能留下一兩件精品。每個寶貝後面都有一個龐大的生產體系。以這樣的視角來解讀博物館裡的寶貝，是挺好玩的一個角度。
Q：怎樣避免走馬觀花逛展覽？
A：去博物館參觀時，每個人的狀態是不一樣的。有的人看過的東西多一些，有的人少一些，大家的收穫會不一樣。但是，有一點我們需要注意，就是千萬要避免「覓寶」的心理。
我們在心裡要時刻提醒自己，這些文物是「物質文化製品」，是古人用過的東西，但不是寶物、寶藏，不要去想它們在拍賣行裡值多少錢。保持這種平常心，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讓我們能和文物「平起平坐」，不因它是某個名人把玩過的器物而倍感崇敬，也不因其市場價格的高下而另眼相看。然後，開動我們對文物的想像力：看見一件文物，要能夠想像到歷史上消失的成千上萬件同類製品，從想像中獲得重建歷史、透視歷史的能力。我想，這種心態上的修正，是我們每個人去博物館參觀時最需要提前修煉的功課。
文博寫作的禁忌：
刻意強調、炒作文物的商品價值
Q：《博物館裡的極簡中國史》中介紹的文物是如何選擇的？
A：我的想法是，用一種文物對應一個時代。那麼選擇每個時代最有代表性的文物就可以了。如果找一個物質關鍵詞來描述商周時代，那就是青銅器，唐代是茶葉和瓷器，宋代就挑山水畫，元代就選園林，這些都是一個時代留給我們現代人最直觀的標籤。
這雖然是一本小書，但裡面有種貫徹始終的「經濟學」思想：生產和消費是人類歷史的最大推動力。
在中國歷史上，當中原和周邊地區實現生產和消費的供需平衡時，王朝就會平穩發展；當這種平衡失調時，王朝就會經歷危機。基於這樣的思路，只要找到當時社會圍繞其建立供需平衡的那種物質產品，或者這種產品的引申物品，就能很好把握這個時代的脈絡了。
Q：你的寫作思路跟博物館的陳列思路有什麼不同？
A：博物館的陳列思路，是學歷史的人做出來的，他們有一個特徵是強調政治的因素。比如先談論古代的官職如何，帝王生活是怎樣，古代墓葬的方式等等。過去的博物館陳列和歷史研究的側重點，是透過帝王將相、王公貴族的遺物來了解古代生活，因為平民留下的東西往往不足以撐起一個展覽。
我是學人類學的。人類學有一個特徵：不論帝王將相還是販夫走卒，在我們眼中都是古代人；不論九五之尊還是平民百姓，在我們看來都是人類。我們理解歷史發展時，不是單從政治角度出發，而是更強調經濟交換的角度。
人類學有一個很強烈的訴求，就是要研究一個社會賴以生存，文化得以延續的因素。簡單來說，就是「生計方式」，或者叫經濟類型——靠什麼吃飯，如何謀生。遊牧是草原部落的謀生方式，山區人靠狩獵、採蘑菇和松茸為生。經濟生產和物質交換的角度，是我們看待古代文化和歷史文物的第一視角。
Q：你以人類學家自居，寫歷史也比較有講故事的感覺。考古學、歷史學和人類學分別對你的寫作有哪些方法論上的影響？
《中國考古學論文集》
A：我與人類學的緣分，要追溯到高二時看的第一本人類學著作，張光直先生的《中國考古學論文集》，此後就對考古人類學非常有興趣。當時我還不確切知道有人類學這個專業。後來因為色弱，沒法報考古專業，大學就進了歷史系，我覺得歷史是和考古最接近的專業。
大一第二學期的時候，我看了《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這本書，這本聽起來一點都不酷炫的國內教材，讓我發現了新大陸和未來的方向。後來我一直把人類學作為研究目標。
把人類學和歷史結合起來，對我搞文物研究有很大影響。我認為古代流傳下來的民間故事不是單薄蒼白的，它們本身就是一種記錄文獻，而且還有眾多實物證據可以佐證。實物證據可以檢驗那些自古流傳的故事的可信度，如果我們能夠發現文物背後的故事，也就給文物找到了歷史脈絡中的位置。這兩個因素互相對質、碰撞、融合，就可能產生種種意外和驚喜。
中國的大部分人類學家都在大學教書。還有少部分像我一樣在博物館裡工作，研究少數民族文化等等。在國外，人類學家從事的工作就多了，有的當模特、有的擔任世界銀行行長。這些都是我努力的目標。
Q：如今很多學科都強調透過物質本身來建構歷史，也強調人是怎麼編織到物的環境裡。比如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 英文縮寫ANT），強調人與非人因素在事物的發展變化和連結互動中扮演了同樣重要的角色。你是否受到西方物質研究轉向的影響？
A：人類學畢竟是從西方引進到國內的，西方從物質角度書寫歷史的書很多，比如《香氣的歷史》《臭氣的歷史》《垃圾的歷史》等等。
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人類學家、社會學家。STS（科學、技術與社會）巴黎學派的創立者。現為巴黎政治學院教授。
我是國內比較早關注到拉圖爾的讀者之一。他早期研究巴黎地鐵，將其作為現代物質生活的對象來描述，《我們從未現代過》等著作關注物質生活史。現代生活物品比如iPhone，被消費主義包裝成全新的消費賣點，但在整個人類發展過程中已有類似的東西。我在做節目時曾調侃，當一百年後的考古學家考察21世紀時，iPhone很可能就是人們收藏在博物館裡的珍品了，集齊iPhone1到iPhone X也會是非常難以完成的事情，就像我們今天搜集漢代的金縷玉衣一樣。今天博物館裡的留聲機是當年最新科技的產品，今天也是老古董了。
布魯諾·拉圖爾作品
《我們從未現代過：對稱性人類學論集》
我們現在對中西文化交流有一些誤解，認為某些想法是東方或西方固有的。其實，在今天這個信息流動頻繁的時代，我們都本著信息共享的出發點來認識世界。所以，「物質文化研究」應該是今天及未來人文學科的重要方向，是大勢所趨，是否要加上某個前綴，這就是個人選擇了。
Q：普通觀眾和讀者接觸文物時，往往仰賴專家的權威解釋，這背後存在一種信息不對稱。一些知識付費平臺和文博科普寫作者提供了某種或碎片化的知識快消品，但此類「極簡史」對於文物及歷史的講述卻未必嚴謹。對於一個愛惜羽毛的寫作者而言，你覺得文博寫作存在哪些危險？
A：我對此也感到緊張，經常有讀者過來批評我，比如我說玉器在古代並非珍寶而是很普遍的東西，知乎上就有讀者要求我拿出硬證據，比如玉器上是否刻著面值或票面。我說這拿不出來證據，只能根據古人使用玉器的方法，用人類學的想像來做合理推測。現在有種考古研究理路稱作「後過程主義考古學」，通過玉器出土時的場景來推測其使用方式。比如我們發現玉器在出土一剎那的擺放，很像我們今天撒紙錢和祭拜先人時擺放燒紙錢的位置。不僅王公貴族，普通老百姓也將貝殼或石璧（跟玉璧一樣的形狀，但是以更為廉價的石頭所制）擺放在相同的墓地位置。五千年前的中國人和今天的中國人祭拜祖先的方式可能是一致的。就像今天普通人祭拜祖先時可能燒冥幣，而土豪可能就燒真金白銀的紙幣。當然，我也尊重讀者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大家的腦洞沒這麼大。
另外，對文博寫作而言，只要不譁眾取寵，刻意強調、炒作文物的商品價值，在主題方面都可以嘗試。只要恪守熱愛文物的底線，本著這是全人類共享的物質財富，而非一人、一家博物館的私藏，心中就不會有那麼多自設的條條框框了。
Q：最後，能向我們推薦幾本文博著作嗎？
A：我推薦上海大學歷史系徐堅教授的《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和《名山：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還有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格雷戈主編的全三冊的《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
《名山: 作為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作者: 徐堅；版本: 科學出版社2016年10月）與《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全3冊）》（作者:[英] 尼爾·麥格雷戈；譯者: 餘燕；版本: 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書封。
很多朋友都覺得去博物館常常遇到許多看不懂的地方，其實，就像任何領域的學習過程一樣，必要的預習和及時的複習工作，都能讓我們事半功倍。那麼通過一些普及型的閱讀，將使我們對文物熱情提升到更高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