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制度發展的雙重合奏

2020-12-06 光明網

  作者: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虞崇勝

  內容提要:在改革開放進入「不惑之年」前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歷史任務悄然提上執政黨的議事日程。從制度機理來說,制度定型與制度改革如影隨形,只要是制度改革,自然會提出制度定型問題。就二者關係而言,制度改革是制度定型的前提條件,制度定型是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因此,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後半程,必須準確把握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的關係,既不能因為制度改革是制度發展的主旋律而忽視制度定型,也不能因為推動制度定型而擱置制度改革,而要按照制度發展的內在要求推進位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的雙重合奏。而且,還應明確,無論是制度定型還是制度改革,都只是制度發展的過程,而不是制度發展的最終目標,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的終極目標是要提升制度秉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不惑之年」後,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擺在執政黨和全體人民面前——「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1]。

  然而,推動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和定型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沒有現成方案,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沒有成功經驗,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不能簡單照搬,特別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制度定型與制度改革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離開制度改革空談制度定型,將使制度定型成為無源之水。因此,在積極推動制度定型的同時,必須徹底廓清制度定型與制度改革的關係,精準把握制度定型和制度改革的雙重邏輯,切勿犯急躁冒進和消極等待的方向性錯誤。

  一、制度定型悄然進入執政黨的議事日程

  毫無疑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旋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自然會提出制度定型的問題。從制度機理來說,制度定型與制度改革如影隨形,只要是制度改革,自然會有制度定型問題。就二者關係而言,制度改革是制度定型的前提條件,制度定型是制度改革的奮鬥目標。因此,隨著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制度定型的目標必然隨之出現。

  1992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之際,鄧小平在「視察南方談話」中首次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372在這裡,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十餘年後,及時地為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提出一個新命題: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和定型。不過,這個新命題雖然已經提出,但當年只是一種預測,並沒有制定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路徑。

  2012年11月8日,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根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及時做出發展戰略調整,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這是在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的歷史條件下,黨中央領導集體做出的重大部署,意味著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和定型的歷史任務,被正式提上執政黨的議事日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充分認識到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不斷校正制度成熟與制度定型的時限和方向。根據黨的十八大的部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確定: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4]。2013年11月12日和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強調:「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他還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對如何促進位度成熟和定型做出具體部署,要求全黨同志「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1]。

  由上可知,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著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主題,針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夠成熟和定型的現狀,適時地做出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和定型的戰略部署。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業來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戰略調整,它不但要求將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結合起來,而且要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切實有效的治理效能,其目的是藉助全面深化改革這個平臺,優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秉賦,從而為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二、制度改革仍然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旋律

  黨中央明確提出「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歷史任務後,立即得到了理論界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人們從不同側面和角度闡釋論證「制度定型」這一命題的深遠意義和科學內涵。

  2016年8月10日,《光明日報》發表記者張雁與張卓元、常修澤、遲福林、張佔斌等四位專家的訪談對話。訪談圍繞「如何進一步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個中心問題展開,具體討論了全面深化改革與制度成熟定型的關係問題。

  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意義,張卓元認為,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國30多年漸進式改革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進入新世紀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同時,全面深化改革也是1978年「從農村改革起步不斷深化和發展的必然選擇」,農村改革需要其他與之配套。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逐步建成富強文明民主法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

  關於中國的制度優勢,遲福林根據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將其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注重全面協調發展,注重彌補結構性短板;二是制度設計上有一個中長期的規劃,不迴避發展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三是有一個改革的頂層協調和統籌推進機制,以實現結構性改革的突破和優化。他認為,要保持這些制度優勢,關鍵在于堅持改革不動搖。「只要有改革的意識,有開放心態,有打破利益掣肘的決心和勇氣,我們的制度優勢就能夠繼續保持下去。」常修澤也認為,對於我們的制度優勢,「不能用凝滯、僵化的觀點來看待,而應用運動、變革的觀點來審視」。社會主義社會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變革的社會,之所以能夠不斷變革,「固然有外在因素起作用,但決定因素還是制度內在的屬性和內在的力量」。

  關於制度定型的基本原則,遲福林提出三條原則:一是堅持以人為本,把人的發展放在首要位置;二是制度要有彈性,要有可改革的空間;三是真正全面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實現激勵相容。張佔斌則認為,全面深化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必須堅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充分發揮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常修澤根據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認為在中國建立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思維或原則,要「把人的發展作為建立制度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防止單打一或顧此失彼,要以『海納百川』的精神,尋求每一項體制的包容性」。

  2017年3月3日,《社會科學報》會同上海政治學會組織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的專家學者圍繞「通往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的路徑選擇」展開討論。與會專家一致認為,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歷史任務後,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正式進入黨的文件,成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一項莊嚴政治承諾。「言出必行,時不我待」。隨著全面深化改革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法律、反腐等各條戰線上全面推進,有必要對制度成熟和定型的標誌、條件、困難和前景做出描畫。

  關於制度成熟的標誌,與會專家指出,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首先是一個觀念問題,涉及意識形態共識。因為,所謂「成熟」和「定型」首先意味著制度發展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模式,這個目標模式不但要得到廣泛認同,而且「其價值歸宿和制度形態還要有有說服力的論證」。復旦大學陳明明教授認為,制度的成熟和穩定,最重要的是人們能達成制度共識,「當人們不再批評制度的基本原理,只是對制度的某些形式存在爭議,那麼就可以說是有了基本的制度共識」。

  關於制度定型的意義,學者型官員燕爽表示,1992年的時候,鄧小平強調中國改革開放要摸著石頭過河,將制度定型問題暫時擱置,「但留下了一個三十年的時間窗口」。近三十年來,中國發生了滄桑巨變,改革和發展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此應該做出系統總結,「究竟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什麼能夠留下來?什麼不能留下來?」這些問題已然擺在中國領導人和知識分子面前,「中國從1978年開始轉型,轉到什麼時候定型?有責任感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不能迴避這個問題」。

  應該說,上述討論對於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與推進位度定型的關係有著重要啟發意義,其中關於如何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制度定型的基本原則以及通過深化改革推進位度定型的建議,具有很高的理論境界和很強的現實操作性。

  進入2018年,隨著改革開放40周年的臨近,理論界關於深化改革與制度定型的討論越來越多。先是楊光斌在《建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文章中提出,對於一個已經改革了40年、利益關係盤根錯節的巨型國家而言,能夠進行如此深刻的變革,非有強烈使命感的權威領袖所不能為。文章認為,建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正當其時,「這是一項終結歷史終結論而又必將書寫新歷史的偉大工程」[5]。

  緊接著,桑玉成在《促進位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一文中,充分肯定了制度成熟定型的重要意義,並提出通過不斷進行科學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創新,促進位度的成熟和定型,具體路徑包括「提高制度意識」「推進位度創新」「確保制度權威」[6]。

  隨後,黃琦在《促進位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深化改革與制度創新有機結合》一文中探討了制度定型與制度改革關係。文章指出,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中國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必將從持續的改革創新中獲得不竭動力。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創新有機統一,在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堅決破除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有力推動中國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7]。

  正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0年之際,著名學者許成鋼在《「中國奇蹟」與制度基因》一文中指出,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就讓人們有樂觀的理由,但是在舊的制度基因基礎上,支撐「中國奇蹟」的機制已經失效,改革的前景不容盲目樂觀。伴隨著民企的大發展與合法化,一些新的制度基因正在萌動之中。因此,「中國可以走多遠,走多快,取決於新的制度基因的產生與發展」[8]。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鑑於中國改革開放仍在不斷深化之中,大家在上述討論中雖然充分肯定了提出制度定型任務的深遠意義,但同時都強調了制度定型是一個過程,是制度改革的結果,不能脫離全面深化改革片面談論或強調製度定型。這種清醒的認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是十分理性的。

  的確,從根本意義上說,十八屆三中全會雖然明確提出制度定型的歷史任務,但制度改革仍然是未來中國制度發展的主旋律。只有堅持和深化制度改革,徹底革除原有制度和體制的弊端,充分發揮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制度定型的任務才有可能最終實現。因此,在未來的改革發展中,必須扭住制度改革不放鬆,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停步,不斷開創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局面。為此,需要圍繞深化制度改革這個主題,系統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制度改革的經驗教訓,充分借鑑人類制度文明成果,堅決破除制約改革發展的制度和體制弊端,集中解決長期以來試圖解決都未能解決的制度頑症,優化社會主義制度秉賦,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其一,深化制度改革,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在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就鮮明提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才能順利發展。」[9]143

  改革開放40多年來,雖然社會各界對於制度改革已經取得了基本共識,但由於受思維習慣的影響,有的人仍然沉浸在某種制度偏見之中,抱守教條主義的制度原則,片面理解制度自信,反對或抵制對原有制度做必要的改革。因此,在制度改革問題上,必須繼續解放思想,破除在制度改革問題上人為設置的各種障礙,排除在制度改革問題上「左」和右的思想幹擾,不斷推進位度改革和制度創新,使社會主義制度始終充滿生機和活力。

  其二,深化制度改革,必須正視現有制度的問題。鄧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明確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要嚴重脫離廣大群眾。」[9]327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獲得了前所未有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日益彰顯,人們的制度自信也越來越強烈。但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依法治國的法治體系還不很完善;權力仍然過分集中,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特權現象、腐敗現象還比較嚴重;基層民主制度還不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公平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等等。所有這些,都需要通過深化制度改革,提升社會主義制度秉賦來解決。

  其三,深化制度改革,必須學習借鑑人類制度文明的成果。制度完善是目標,但制度完善不會自動發生,必須借鑑人類制度文明成果。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在談到制度改革時就提出,我們的制度改革需要吸收世界各國的進步因素,使之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視察南方談話」中,他再次強調:「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法、管理方法。」[2]373

  改革開放4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在學習借鑑人類社會一般文明(社會化生產的經營方法、管理方法等)成果基礎上,著重研究人類制度文明成果,從中分離出有益於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因子,不斷優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提出的「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全黨來一個大學習」的要求,發揚中華民族勤於學習、善於借鑑的傳統,積極學習借鑑人類制度文明成果,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改革和創新。

  其四,深化制度改革,必須處理好實踐創新與頂層設計的關係。近年來,鑑於改革中出現的一些沒有預期到的問題,許多人都說深化改革必須先搞好頂層設計,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了。從理論上來說,此話有些道理,但如果結合改革實際來看,頂層設計是一刻也不能脫離改革實踐的,脫離改革實踐的頂層設計,只能是理論家們的一廂情願。其實,深化改革並不需要那麼多的頂層設計,因為真正的改革就是人民自己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深化改革或推動改革說到底就是尊重人民自己的創造。1987年8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約蒂和贊蓋裡時,欣喜地向外國友人分享了中國改革出乎意料的經驗。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推開,經營農業的人減少了,剩下的農村勞動力怎麼辦,成為牽動各方的重要問題。令人意外的是,重獲生機的農民自己創造性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由於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容納了50%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鄧小平喜悅地對友人說:「你們到農村看了一下嗎?我們真正的變化還是在農村,有些變化出乎我們的預料。」他還坦誠地告訴義大利友人:「那不是我們領導出的主意,而是基層農業單位和農民自己創造的。」[2]252

  可能制度改革較之其他領域的改革更複雜、更具挑戰性和根本性,需要慎重行事,但是也不能謹小慎微,瞻前顧後,而要有敢於創新和善於創新的精神。鄧小平在「視察南方談話」中專門講道:「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2]372在談到引進發達國家的一些做法究竟好不好、有沒有有危險時,他主張:「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2]373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推進位度改革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克服種種思想障礙,堅持實踐檢驗標準,繼續大膽試大膽闖,以實踐創新倒逼頂層設計,進而將實踐創新與頂層設計結合起來。

  三、推進位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的雙重合奏

  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40年的艱辛歷程,理應由「不惑之年」而順利進入「知天命之年」和「耳順之年」。然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榮、任務更艱巨、挑戰更嚴峻、工作更偉大。」[10]

  就制度改革來說,的確如此。經過40年的制度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一個有別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範式基本形成,但是制度發展和制度改革是一個永恆的課題,不會也不可能有終點,制度成熟也只是一個相對的狀態,並非達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的制度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都處於「中流」「半山」「半程」的階段,行百裡者半九十,下半程的道路會更險峻、更艱難。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必須堅持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大無畏氣概,繼續保持高昂的鬥志,不斷開創製度改革的新局面。

  中國制度改革的後半程是在前半程基礎上展開的,但後半程與前半程還是有區別的,由於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歷史任務,這就要求後半程制度改革需要結合制度定型來展開,將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統一起來,推進位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的雙重合奏。所謂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雙重合奏,是說制度定型和制度改革都不是獨立進行的,而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制度定型離不開制度改革,沒有制度改革打破原有的制度藩籬,克服原有制度的弊端,賦予制度以新的生命和新的活力,制度定型就會成為空中樓閣。同時,制度改革也離不開制度定型,離開制度定型,或者不能推進位度定型,制度改革就會迷失方向,制度改革成果也無從體現和鞏固。因此,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如影隨形,共同為優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秉賦服務。

  (一)吹響深化制度改革的集結號

  自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發表以來,我國制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諸如,「人民公社」體制的徹底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基本終止,執政黨地位的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加強和完善,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依法治國方略的有效實施,「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有效進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力推進,黨政機制改革全面展開,等等。正是通過這些改革,大大提升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而為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社會的和諧穩定提供了制度保障。這正如鄭永年所指出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主要的進步是制度上的進步。」[11]

  但是,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制度改革本身就是一個長遠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期內一蹴而就。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制度改革的推進,一些深層次問題也日益顯露出來。比如,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在現代化迅速發展的同時,環境汙染更加嚴重;在人們交往日益廣泛的同時,社會誠信相對缺失;等等。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基尼係數較長時間保持在0.3左右,此後一路呈上升的趨勢,2000年之後就一直超過國際警戒線,2017年攀升到0.467,2018年又上升到0.474。這表明我國社會中存在較為嚴重的分配不均現象。近年來,社會中頻發的食品安全、藥品安全和人身安全事件,以及在黨的十八大後重拳反腐的高壓態勢下,腐敗現象仍然時有發生,一些貪腐分子還不收手等,「這些問題涉及到社會中的各個領域,而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顯然與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夠完善密切相關」[12]。

  因此,黨的十九大在確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時,雖然涉及多項發展主題,但主旋律仍然是如何深化改革,所設定的制度改革目標就是「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取人類文明有益成果,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13]。

  誠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強調的,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僅就制度改革而言,好改的已經改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必須通過全面協同的系統性制度改革,才能完成整體性、全局性、深層次的改革目標。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必須統一思想,集聚於關鍵制度和體制的改革,再次吹響深化制度改革的集結號。

  (二)奏起走向制度定型的新樂章

  自鄧小平在「視察南方談話」中提出制度定型的設想以來,中國的制度改革又走過了近30年時間,已經到了要實現鄧小平當年設想「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時候了。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及時做出了推進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重要戰略部署,從而正式奏起了制度定型的新樂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也就進入了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雙重合奏的新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指出,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走過了前半程,前半程主要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半程主要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進而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1]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又將「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揮和增強我國制度優勢」作為改革開放的第五條經驗提出來。他分析說,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在於「我們扭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鍵」,「從而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永葆黨和國家生機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證,為保持社會大局穩定、保證人民安居樂業、保障國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證,為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不斷建立了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10]。

  從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講話內容可以看出,黨中央雖然將制度定型的任務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並沒有片面地將制度定型作為唯一的任務,而是從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揮和增強我國制度優勢的高度,將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結合起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的關係時明確表示:「我們要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和利益固化藩籬,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0]這也就是說,黨中央提出制度定型的歷史任務,不是制度定型的獨奏,而是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的雙重合奏。

  明確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制度成熟和定型意味著一種相對穩定的、受到認同的、可預期的重複性行為模式,制度是否成熟和定型,有一套客觀的判斷標準。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認為,制度化的標準有四個方面:適應性、複雜性、自主性、凝聚性,這是西方人對制度成熟和定型的理解。有學者認為,對於中國來說,制度成熟和定型最起碼應滿足共識性、有效性和穩定性等三個要求。特別是制度穩定,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的基本標準。而一個穩定的制度,要求在邏輯原則上高度自洽並且形成簡單明確的表達方式,同時應與成熟的公民文化相聯繫,能夠為絕大多數人所信仰和尊崇,成為調節人們行為規範的文化自覺。如果滿足了這些條件,一個制度方可說是成熟穩定的制度[14]。

  不過,從改革發展的眼光來看,制度成熟和定型都是相對的,它只是指制度發展的一種走向,成熟和定型的制度絕不是僵化的制度,而是能夠自我更新和發展的可變革制度。世界上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綜觀人類制度發展史,任何一種制度體系或多或少地都會發生變化。正如諾斯所言:「制度的穩定性絲毫不否定它們處於變遷之中這一事實。從慣例、行為準則、行為規範到成文法、普通法,及個人之間的契約,制度總是處於深化之中。」[15]因此,我們在討論和實踐制度定型的過程中,必須始終聯繫制度改革一同去理解和實踐,把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結合起來。

  (三)將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統一於制度的完善和發展之中

  如前所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是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的雙重合奏。然而,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都只是制度發展的過程,而不是制度發展的最終目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的終極目的是要提升制度秉賦,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所謂制度秉賦,是指制度的素質,是制度所持有或內涵的優良品質。制度秉賦與制度稟賦有所不同。秉賦與稟賦雖然都有表示先天資質(素質)的意思,但秉賦還有持有、承受、繼承等含義,如秉承、秉持、秉筆、秉正、秉心、秉誠等,而稟賦則沒有這些含義;秉賦是可以提升和改進的,比如「改進自然秉賦」,而稟賦則是一般不用於提升和改進,不能說「改進自然稟賦」。因此,制度秉賦是內涵了提高制度素質(即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的要求的。換句話說,能夠實現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制度就是秉賦高的制度,即持有優良品質的制度。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如果從制度改革的角度來考察,就會發現這可能得益於中國制度改革的機理:準確把握制度改革的性質,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從而大大提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秉賦。

  關於中國制度改革的性質,雖然政界和理論界的解釋有同有異,但人們似乎都意識到,中國的制度改革根本不同於推翻舊制度的革命,它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已經建立的前提下,由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旨在優化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因此,它不能也不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只能和必須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鄧小平在提出黨和國家制度改革任務之後,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製度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黨的十三大至黨的十七大的歷次代表大會也都指明了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特別強調:「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16]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個新事物,也是個好事物。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政治制度就完美無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發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視清高、自我滿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堅定製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在堅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推進位度體系完善和發展」[17]。

  在上述關於制度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性質的相關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制度改革抑或是制度定型,都要服務於和服從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必須將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統一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之中,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斷提升社會主義制度秉賦。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既需要從持續的改革創新中獲得不竭動力,也需要從不斷推進位度定型過程中提高秉賦。在未來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須把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結合起來,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堅決破除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從而最終實現鄧小平當年設想的——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通過吸收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而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曾經設想:「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現在看來,由於制度發展的漸進性和動態性,制度成熟和定型既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對制度成熟和定型只能做出大體的方向性的預測,而不可能做出精確的時間安排。而且,一旦我們將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納入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藍圖之中,由於社會主義制度完善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我們寧可將時間預設得長遠些,切勿再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急躁冒進錯誤。

  關於制度改革和制度定型問題,其實是伴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始終的。早在1958年9月5日,毛澤東在談到新中國成立初期解決糧食問題的經驗教訓時指出:「搞八年沒有摸到一條路,不會搞。也是因為制度沒有改革。」[18]這也就是說,毛澤東在60年多前已經意識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只是在後來運動的衝擊下,沒有能堅持下去。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當時全黨都沒有經驗。毛澤東說過,對於政治、軍事,對於階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於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知識,缺乏經驗,就算有一點,也還不多。「對於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19]826。對於中國何時能夠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毛澤東也做了較長遠的估計。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特別談道:「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時間。」他從比較的視角論證說,「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19]827-828。

  1992年,正當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之時,鄧小平在「視察南方談話」中指出:「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2]379-380

  1998年,江澤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2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改革雖然取得了偉大勝利,但同我們的遠大目標相比,沒有任何理由自滿。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文化還不發達,綜合國力和競爭能力還不強。黨和國家的工作中也還存在缺點和不足,人民群眾還有不少不滿意的地方。「在今後的前進道路上,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和風險。全黨同志一定要更加兢兢業業地工作,永遠不辜負人民的期望。」[20]

  2008年,在改革開放已經取得重大進展的背景下,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只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勝利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和奮鬥目標」[16]。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在這個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時代,我們絕不能有半點驕傲自滿、固步自封,也絕不能有絲毫猶豫不決、徘徊彷徨,必須統攬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勇立潮頭、奮勇搏擊。」[10]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黨中央的歷代領導人有如此清醒的理性認識,又有如此堅定的信心和決心。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後半程中,只要我們精準把握制度改革與制度定型的關係,嚴格按照制度發展的內在要求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一定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最有秉賦的制度,進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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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8年12月18日)[N].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12-19(002)

  [1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89.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389.

  [19]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項「推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研究」(18VSJ025)。)

[ 責編:劉夢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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