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以前習字範本主要是帖。那時人們看到碑版不多，宋人黃庭堅詩，「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瘞鶴銘》是南朝蕭梁時代石刻，唐代中期顏真卿書《大唐中興頌》，字稍大。從這兩句詩證明，宋代蘇、黃、米、蔡等人都未曾見過每個字大到四十多釐米見方的《泰山金剛經》。清代中期以後，金石學大發展，新發現的漢、晉、南北朝石刻極多，其中確有「神品」、「妙跡」， 書法界厭棄「帖學」，崇尚「碑學」(帖學、碑學的名稱是後起的)，成為時風氣。 著名書家鄧石如便是得力於碑的，被推為清代第一。
北碑南帖的說法，創自阮元(嘉慶、道光時人)。阮元著《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兩文，轟動一時。他認為正書行草可分南北兩派，南派由鍾繇、衛罐傳給王羲之、王獻之....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傳給索靖、崔悅、歐陽詢、褚遂良。他又說北派書家長於碑榜，南派書家長於啟牘。阮元在當時學術界地位很高，他在上提倡，給予全國學者的影響極大。直到清末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才開始批評他的話不全面。康有為說:「北碑中若《鄭文公》之神韻，《靈廟碑陰》、《暉福寺》之高簡，《石門銘》之疏逸，《刁遵》、《高淇》、《法生》、《劉懿》《敬顯供》、《龍藏寺》之虛和婉麗，何興與南碑有異?南碑所傳絕少，然《始興王碑》戈戟森然，出鋒布勢，為率更(歐陽詢)所出，何嘗與《張猛龍》、《楊大眼》筆法有異哉?故書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達(元)之為是論，蓋見南碑猶少，未能竟其源流，固安以碑帖為界，強分南北也。
各種藝術，雖然免不了帶有地方色彩，但不能說成是絕對的。北方碑版特別多，固然是事實，宋以後摹刻匯帖多收南方書跡，也是事實。我認為，北方書跡流傳到今天的大多數是碑刻，我們沒有看到他們的啟牘，不能便說他們不長於啟牘。今天看到敦煌、吐魯番等處發現的漢、晉時代木簡、紙片和吐魯番發現的東晉經卷，見得漢、晉人的啟牘也不錯。南方書家寫的碑版，數量雖少，書體與北魏出入不大。康有為所舉蕭梁《始興王碑》之外，如蕭梁《吳平忠侯蕭景墓闕》、《蕭敷及王氏墓誌》，南齊《呂超靜墓誌》，書體與北碑幾無區別。
還有，碑版中間字形奇拙鋒芒畢露的舞碑(晉《爨寶子碑》、劉宋《爨龍顏碑》)在雲南，《嵩高靈廟碑》在河南，《大代華嶽廟碑》在陝西，書法界認為這幾塊碑風格極近似，地點則遠隔南北。運筆柔潤、結體秀美的褚遂良書《雁塔聖教序》在陝西，近年江蘇句容出土的無書人姓名的南齊《劉岱墓誌》，書體近《靈飛經》，與褚遂良一樣柔潤秀美，地點也是一南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