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書法史上，南北朝時期是一個十分特異的時期。就像國分南北一樣，書法也因地而異，呈現出明顯不同的特徵。諸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雄南秀」、「北骨南韻」等等，皆是其特異之處。其中，最顯著且又最基本的區別，即「北碑南帖」。可以說「北碑南帖」是南北朝時代的一個深刻印記。
「北碑南帖」的形成，受時代風尚的影響。南朝承襲東晉流風，在禁碑令的限制下，「銘石書」不興，碑刻很少，多為書啟尺牘，書體則真、行、草並行，行草最盛。在崇尚「姿妍」的時風下，「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可見在南朝的百多年間，王獻之書法的「神俊姿妍」風靡一時，其風頭之勁不僅遮掩了鍾繇，也蓋過了其父王羲之。在蕭梁時期，梁武帝雖推崇鍾繇，但也未能改變一朝「姿妍秀逸」的書風。北朝是「五胡十六國」的更替，自秦漢起，北地素有豐碑刻石的傳統，鮮卑拓跋氏統一北朝後，不受魏晉禁碑令限制，時興褒揚先世，加之佛教深入，致使整個北朝時期造像題記、摩崖刻經、豐碑銘石盛行。北朝書法傳承鍾繇、衛瓘、索靖一脈，碑刻書法則以隸楷嬗變過渡期階段的隸真書為主，書風雄強峻厚、意態奇逸。從上述「北碑南帖」的簡略成因看，北南各有所長、各有專擅，故清人阮元的《北碑南帖論》稱：「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關於「北碑南帖」的概括，還有一個客觀現實原因，即在存世的書跡中，北朝有「碑」無「帖」，而南朝多「帖」少「碑」。對於南朝多「帖」少「碑」的現象，由禁碑原因已好理解；而對北朝有「碑」無「帖」問題，則史有存疑，深究起來，另有歷史原因。
「北碑南帖」本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然而歷史乖張弄人，自唐宋以降千餘年裡，圍繞「北碑南帖」卻生出不少是非，這也是南北朝書法的又一特異現象。唐太宗李世民「好帖」，極力推崇王羲之，致使「南帖」一脈興盛，但有唐一朝「北碑」一脈並未因此衰竭，只是隸楷嬗變時期的「魏碑」被楷法精嚴的「唐碑」所取代。及至北宋，獨尊「南帖」，宋太宗刊印《淳化閣帖》10卷，收錄了中國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書法墨跡，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書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其中收南朝帖版近半，而北朝沒有一紙。是北朝有碑無帖嗎？顯然不是。「帖」為書啟尺牘，始於東漢有紙，到晉時紙張已廣泛應用，成語「洛陽紙貴」就是一個明證。西晉文學家左思的《三都賦》極享時譽，「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左思傳》）。東晉末年，桓玄頒布「改簡為紙令」，紙張完全代替簡牘，成為朝廷公文的書寫載體，更說明當時紙張已經普及。洛陽是北朝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存世的碑書如此精妙，刻石又基於書丹，怎麼可能沒有帖書佳作？由於《淳化閣帖》是最早的一部法帖匯集，被譽為「法帖之冠」和「叢帖始祖」，故在書法史上意義重大，它不僅確立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而且主導中國書法走向，由此直至清代中期，「二王」帖學獨步天下，「北碑」幾近銷聲匿跡。北朝「魏碑」上接秦漢，下啟隋唐，風格獨特，成就斐然，然而在宋人典籍如歐陽修《集古錄》和趙明誠《金石錄》中，北朝碑刻的著錄和拓本數量遠不如漢碑、唐碑。如果說磚石墓誌埋於地下有待出土，碑刻立於地表年久可能毀損埋沒，摩崖刻石難以登高拓片，那麼洛陽龍門石窟造像記，如著名的《龍門二十品》，就在汴梁（北宋都城開封）附近，也不見宋人拓本，只能說是「視而不見」。所以筆者認為，北朝書法被「漠視」的原因只有一個，即受「正統」觀念影響，由鮮卑拓跋氏統治的北朝被視為「蠻夷」、「異端」，不為正史認同，故而殃及書法。
「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歐陽修《正統論》）。始見於《春秋》，孔子認為只有當一個國家達到了「居正」和「一統」時，才能稱之為正統。自古以來帝王統治和史家治史都十分重視道統、法統的「居正」和「一統」，在政治上追求皇權統治的合法性，在文化上追求道德傳統的代表性。在南北朝以前，能夠稱為「正統」的王朝，有堯、舜、夏、商、周、秦、漢、晉。南朝繼承東晉，經宋、齊、梁、陳四朝，雖「一統」敗壞，禪代更替的背後充滿血腥，但因嫡傳華夏之正朔，而被宋人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奉為正統。北朝繼之於「五胡十六國」，由鮮卑族拓跋氏統治，歷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數代，據有中原，從北魏孝文帝起推行民族融合政策，至隋前已基本與漢民族統合，但因不系華夏正統而被宋人視為「外族」、「異端」。對此李唐與趙宋看法不同。李唐系北周貴戚，政治生涯與拓跋氏政權關聯，唐太宗李世民的母親竇皇后更是鮮卑族人，李世民本身有一半鮮卑血統，所以在完成一統後，自然不能視北朝為「異端」，而是淡化南北差異而求「天下一家」。唐初編纂的《南史》、《北史》，即拋棄了過去南朝視北朝為「索虜」、北朝視南朝為「島夷」的偏見，通過擺平南北歷史地位而證明大唐一朝繼承了華夏正統。由此來看，唐太宗李世民褒「王」揚「帖」，不能說只是個人喜好而無繼承儒道文化正統的考量。王羲之書法神形兼備，衝虛中和，既從道學之「簡淡玄遠」，又合儒學之「文質彬彬」，是代表華夏傳統的典範，所以被唐太宗視為「盡善盡美」。對於宋太宗趙光義而言，情況就不同了。北宋與北方的遼國和西夏國敵對，處境與南朝相似，推己及人，故奉南朝為正統，視北朝為外族異端。宋太宗也崇
「王」揚「帖」，立場和目的更加明確，刊印《淳化閣帖》可以說彰顯了其欲代表文化傳統正溯的目的。從其立場出發，漠視「北碑」也就是必然的了。
「正統」思維也影響到對書法家歷史地位的認同。唐人竇臮的《述書賦》是一部集中評述唐前歷代書法家的文章，其中言及南朝82人，北朝則只有北齊劉珉1人，而劉珉師法王羲之，唐初大家歐陽詢曾投其門下學書，他雖是北人卻是南宗。從史書中關於歷代書法傳承譜系看，也存在「忽略」北朝的問題。如唐代張彥遠的《法書要錄》、宋代朱長文的《墨池編》、明代解縉的《春雨雜述》，對書法人物的傳承譜系均記為：由東漢蔡邕起，經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王獻之、羊欣、王僧虔、蕭子云、智永、虞世南一脈相傳入唐，其中，羊欣、王僧虔、蕭子云、智永均為南朝書家，北朝近200年沒有代表性人物。「北碑」雖多佚名，但也有例外，《石門銘》文末就有「王遠書」款署，《中嶽嵩高靈廟碑》又稱《寇君碑》，相傳為寇謙之撰書。如果宋人能像刊印《淳化閣帖》那樣，歷時經年廣泛收集考證，北朝無「帖」無「人」的問題就不會出現。《鄭文公碑》即是一例，經清人考證，為北魏永平四年光州刺史鄭道昭所書，鄭道昭也因此成為「魏碑」代表性人物。對北朝書法家於史無名的問題，當代書法史書中有一種說法，稱北朝書家多為民間人士，而南朝多為顯貴士人，即「北民南士」。這種說法實為謬斷。如前言所及，寇謙之為道教「天師」，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尊為「國師」；鄭道昭在北魏宣武帝時任光州刺史；劉珉任北齊三公郎中，皆是顯貴士人。據北齊人魏收所寫《魏書》記載，北朝書法的傳承主要是崔、盧兩家。清河崔氏、範陽盧氏均系中原門閥世家，自崔悅、盧諶之後入仕北魏，崔、盧「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魏書崔玄伯傳》）。可見北朝書法的傳承，不是沒有代表人物，還是為統緒問題上的偏見所累。
「北碑南帖」歷史境遇的反轉，發生在清代中期嘉、道年間，時人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拉開了「北碑」興起的序幕，改變了獨尊「帖學」的局面。阮元所論，一是釐清了書法傳承變遷脈絡，首次提出「南北書派」的觀點，在書法傳承譜系上補充了北朝的缺失，改變了前人的偏見。如其所言：「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於古？蓋由隸字變為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正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言中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皆是北朝書家。二是肯定北派書法承襲秦漢正宗，保有中原古法。如其所言：「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覬、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猶有存者」。阮元此論適應並推動了清人「尚古」時風。三是首提「北碑南帖」論，並以「碑」與「帖」區分南北書派，肯定碑書在古法特別是隸法傳承中的作用，認為帖書已失古法。如其所言：「惟帖是尚，字全變為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即以焦山《瘞鶴銘》與蓬萊鄭道昭《山門》字相校，體似相近，然妍態多而古法少矣。《閣帖》，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啟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墓磚，多出於陶匠之手，而字跡尚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迥殊，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阮元的「北碑南帖」論，對後來「尊碑抑帖」起了先導作用。阮元一己之論，何以產生如此大之影響？這與其身份有關。阮元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進士，先後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歷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晚年官拜體仁閣大學士，致仕後加官至太傅。86歲去世，獲賜諡號「文達」。阮元還是學問大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阮元以提倡學術、振興文教為己任，在杭州創立詁經精舍，在廣州創立學海堂，又多年主持會考，弟子門生眾多。《清史稿》稱其：「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山鬥焉」。正是因為阮元的這種特殊身份和影響，才有了碑學的「嘉道中興」。阮元之後，經包世臣、康有為等人推動，碑學盛行，及至今時，「碑帖並重」、「碑帖融合」已發展成為時代潮流。
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一經提出，也成為中國書法史上最具爭議的話題之一，形成「碑學」與「帖學」的曠世之爭。其中，關於「書派」問題、「尊碑抑帖」問題爭議最多。筆者認為只要認清阮元立論的主旨和目的，就可以少一些爭議。細察阮元所論，其主旨和目的是為了糾正起於宋人的歷史偏見，為北朝書法正名，通過對「南北書派」和「北碑南帖」的分析，使遷變的南北書派同歸於華夏古法正宗。從《南北書派論》的開篇之問：「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於古」和《北碑南帖論》的終篇之問：「若其商榷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即可以清楚看出其立論的這一主旨和目的。由此及深，還可以看出，阮元立論是以乾隆皇帝的正統論為依據。乾隆關於正統問題的論述在《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辨〉諭》中有詳細記載，其理論繼承了雍正「天下一統，華夷一家」的觀念，不辨華夷，而辨正統，認為凡「大一統」政權，無論何種民族建立、何種方式建立，都被視為正統，而其承緒者只要尚具備偏安規模，就仍居於正統；無這種傳緒關係的其他政權，只有統一全國、取得「大一統」功業，才能成為正統政權；佔據和統治「中原」是判定正統地位的一個重要依據，即「主中華者為正統」。所以，在對待南北朝誰為正統的問題上，乾隆與唐太宗李世民的觀點相同，南朝在皇權承緒上居於正統，北朝統治中原並完成了「大一統」，故皆視為正統。阮元的「兩論」，正是遵循了乾隆的思想，言的雖是南北書法，論的卻實為南北一統。如果不是這樣，在珍愛「二王」法帖的歷代清帝治下，任你阮元地位再高、影響再大，「北碑南帖」歷史境遇的反轉也斷難實現。
作者簡介：
程建國，號謙益，1954年生於湖北武漢，1970年入伍，曾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政委、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政委，少將軍銜，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