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了幾天的「文字搬運工」從我爹那一大堆看得我哈欠連天的河姆渡相關文字之後，終於找到一篇相對能看明白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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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1973年至1981年期間參加了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第二期的發掘及寧波、舟山地區河姆渡類型遺址的調查工作。在進行了發掘、調查、整理文物、編寫資料和研究的前後長達八年中，我把自己的青春與熱血獻給了河姆渡，與河姆渡情難分、意相共，結下了不解之緣。現在，有條件也有責任將自己親身經歷的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的情況寫出來。
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選擇在乾燥少雨的冬季農閒時間進行，1973年11月4日開工，翌年1月10日結束，歷時68天。發掘面積810平方米，共有5×5米探方34個。其中，T3、T14、T15三個探方不足25平方米。在發掘過程中發現，靠南的8個探方約200平方米早已被姚江衝刷掉，地層中只見淤泥而沒有任何文化層，可見姚江與河姆渡遺址的密切關係。感謝姚江，它不僅哺育了河姆渡人，也保護了河姆渡遺址。這裡地表海拔高度只有3米，遺址的厚度差不多是4米，遺址的下半部正好是精華，即第三、四文化層特別是第四層所在，正是因為長期被姚江之水浸泡充隙，遺蹟、遺物與空氣隔絕，外於穩定的保護狀態，再加上大面積的腐殖質形成PH值為4-5度的酸性成分，起著良好的防腐作用，使大批遺蹟遺物和動植物遺存完好地保存下來。但水位高也給發掘工作帶來一定困難，當發掘到1米深的時候，地層已經很潮溼了，約2米深時，開始滲水，3米以下水份基本飽和，此時的發掘工作就像是「水中作業」。每天收工以後，經過一夜的滲水，第二天開工時探方內已經水漫金山，泥濘不堪。後來只好在儘量不影響發掘質量的前提下在探方最深的位置先挖掉一些，形成一個小坑，讓積水集中匯聚，第二天用水泵抽掉。到後來水越來越大，就在白天隨滿隨抽，晚上派人值班抽水。
正是有著這樣的自然條件，河姆渡遺址的地層保護得特別好。除被姚江衝擊掉一部分外，沒有其他自然損壞。遺址內一縱一橫兩條小溝渠也只是使上半部分受損，只傷皮毛不傷筋骨，更沒有被盜掘等人為破壞。四個文化層層次分明，各層之間不僅土質密度、軟硬程度易於區別，而且顏色各異、出土物不同，特別是第一、二層與第三、四層之間差別十分明顯，有的簡直可以自然剝離，這樣的地層使發掘時的遺物按層分開，不致混淆，使發掘質量更有保證，更具科學性。
河姆渡遺址第一文化層相當於吳興邱城中層和上海青浦崧澤墓地，第二文化層相當於邱城下層和嘉興馬家浜。第三、四兩個文化層土質都較鬆軟，第三層含有砂質，第四層為黑褐土。第三層厚65～115釐米，第四層厚100～165釐米，兩層合起來厚度超過2米。厚厚的堆積，豐富的遺蹟遺物，全新的文化內涵使大家意識到這是一個有別於過去發現的任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是一個完全新穎的文化類型，應該給它一個恰當的名分。我們在發掘過程中就醞釀這個問題， 不久就命名為「河姆渡文化」。
馬家浜文化的年代為距今約六千年，河姆渡文化比它更早，那麼，要早到什麼時候呢？從地層關係和文化內涵來看，兩者有聯繫，但更 有差異，且三、四層自身也有個相當長的延續過程，因此推測比馬家浜文化要早一千年左右應該較為合理，這個推測被現代科學測試手段所證實。當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已經建立起C14測定年代實驗室。現場工作人員戴著手套輕輕取出T21第四層剛出土的橡子一包，T14第四層第A13號木頭一塊，立即裝進塑膠袋封紮好，送往北京測定。經過測定，橡子的樹輪校正年代為距今6725年±140年，木頭的樹輪校正年代為距今6960年±100年，這個數據與考古學的分析比較接近，兩者互為印證，是可信的。
考慮到所用的測試標本周圍無石灰巖存在，反而有呈弱酸性的環境，這種環境取出的標本，所測的年代只會偏近而不可能偏遠，因此，河姆渡文化定為距今7000年，就成了公認的年代。後來，各種教科書、論文、專著、電影、陳列說明等都採用了這一推斷。河姆渡文化就成了長江下遊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由此也改寫了中國的歷史。我們在《文物》1976年第8期、《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上發表的有關河姆渡文化的學術文章中理直氣壯地提出了「我們的祖先不僅在黃河流域，而且同時也在長江流域」，「共同創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同時創造了燦爛的原始文化」的觀點。在浙江電影制 片廠拍攝的紀錄影片《河姆渡遺址》的解說詞中，更加明確地提出了「長江流域也是中華民族古代文化的搖籃」的觀點。
現在再來回頭看看遺址中遺蹟和遺物的出土情況。
河姆渡遺址的遺蹟除第一層外，第二、三、四層均發現木構建築遺蹟。其中，第二層發現木構水井一座，第三層的木構遺蹟殘缺不全，無法作進一步的分析，最集中、最密集、且有一定規律的木構建築出現在第四層。
第二層的木構水井位於T34—37四個探方之中，井的構件剛露出時，誰也想不到是口井，往下挖，才發現構造複雜，體量很大，足足挖了一個月，才大體看出是井的輪廓。這口井由200多根樁木、長圓木組成，內心為一個邊長約2米的近乎正方形的豎井，豎井邊上有一些加固支撐的構件，外圍圈成一個近乎圓形的柵欄，底部是個凹坑，此外還有一些葦席殘片和原來象是支架葦席的小圓木等，這可能是井的一部分。如果這些推測正確，那麼這口井是發現最早的水井。
第四層木構建築遺蹟主要集中分布在發掘區中部T16—33的18個探方約300平方米範圍內。構件剛露出時顯得很零亂，只知這些構件可能是重要遺蹟，但結構如何，性質如何，當時還是一頭霧水。直挖到最底部的生土層，才露出廬山真面目。這些構件達千件以上，其中僅T16-33編上號的構件即達818件。它們多為櫟、栲、山毛櫸等樹木。構件種類有梁、柱、板、樁（方樁、圓樁、板樁）以及葦席等。建築工藝有以藤條或繩子（藤、繩均有實物出土）綑紮、以石斧砍劈、以企口接拼、以各處榫卯接合等。這些構件排列有序，其主體構件是13排樁木，從這13排樁木的走向看，這裡應該有2組以上的建築。這些建築以木樁為基礎，樁上架設地梁以承託地板，又於其上立柱架梁，形成植根於地面、居住面懸空、頂上鋪葦席以遮陽擋雨的幹欄式建築，這種建築是根據河姆渡地處潮溼的沼澤地區的地理特點，因地制宜創造出的具有特色的建築。說明當時的河姆渡人早已脫離了原始的巢居階段，有了相對穩定的居住條件，這無疑是一大進步，它與河姆渡人的「農業經濟」是相對應的。
說起農業經濟，不能不提到河姆渡遺址最引人注目的發現——大批量人工栽培水稻遺物的出土。當發掘到第四層時，發現一小層一小層像夾心餅乾似的夾層，總厚度約四五十釐米，從整體內涵看，這些小夾層同屬一個文化層。剛接觸這些小夾層時，按常規的考古作業，不論是從平面小心翼翼刮土，或是用小手鏟豎向挑剔土層，都看不出它跟一般的文化層有何區別，但憑經驗，也憑感覺，總覺得這夾層中的深褐土鬆軟少土，與別的土層不同，像是植物的腐殖質，後來就改用小手鏟和尖頭鏟在褐色的小夾層中橫向揭開，這麼一揭，奇蹟出現了，它帶給人無限的驚喜。原來，這些小夾層只要像揭一張溼紙巾一樣輕輕地揭起，就可以發現它們原來是稻葉、稻穀、穀殼、焦谷、稻稈等水稻的遺物。在剛剛揭開的瞬間，稻葉呈綠色，葉脈清晰，甚至連稻穀上的絨狀稃毛也依稀可辨。再照此法往下挖揭，都是如此，天哪，這是多麼驚人的發現！這裡簡直就是個地下穀倉，數量之多、堆積之厚、保持之好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後來，浙江農業大學農史專家遊修齡教授對這些出土水稻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他從稻穀外形、粒重，秈稻和粳稻穀粒的粒長與粒寬的長度之比，稃毛分布特點等進行綜合分析對比研究，排除了野生稻的可能性，得出的結論是「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稻穀屬於栽培稻的秈亞種中晚稻型的水稻」。從此以後，「河姆渡遺址出土我國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中國是水稻的發源地」的論點和遊教授的研究論文被海內外學者普遍認同、廣泛引用，國內的許多考古學家、農史學家、科技史家不僅引用，還在各自原有的研究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探討研究，掀起了一個「稻文化」研究的熱潮，有的還攜論文到國際學術會議上參加討論。河姆渡遺址的水稻發現轟動了國際學術界。
如果說河姆渡遺址人工栽培稻的大量出土是河姆渡原始居民從事原始農業的有力證據的話，那麼一批骨耜的出土就更使這個觀點立於不敗之地。古代常見的耜有石質、銅質、鐵質、木質等，但從未見過骨質，而這次在河姆渡遺址見到了。河姆渡原始居民真是聰明，他們大量捕殺動物，其中偶蹄類哺乳動物被食用後，廢棄的肩胛骨被他們加工後即成了骨耜，這是河姆渡人的一大發明。這種耜基本保留了肩胛骨的自然形態，但加工痕跡和使用痕跡十分明顯。加上其形制極具特點，因此對其用途就比較好推斷，而且對其安裝耒（柄）、耒和耜如何捆綁使之成為渾然一體的複合工具也作了大膽推測。後來，第二期發掘時出土了一件骨耜，耜上殘留一段用藤類綑紮在一起的木耒，證明第一期發掘中對骨耜的定名、作用、使用方法、安柄方法等的推斷是正確的。
這類骨耜，僅第一期發掘就出土了近百件，完全可以說明河姆渡文化已處於「耜耕農業」階段。耜耕農業的出現對於漁獵、採集等自然經濟而言無疑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這正是河姆渡遺址骨耜出土的意義所在。
這些骨耜出土時渾身溼漉光滑，泛著淺綠色的光彩，有著半透明的玉質感，叫人愛不釋手，但一經曝光氧化，光彩頓失，變成了褐色，只有質地仍堅固如初。
河姆渡遺址各類出土遺物的數量之多、密度之大也是其他史前人類居住遺址難得見到的，尤其是第三、四層，可以說是遍布每一個探方的每一個角落，有時一個探方一天出土的編號器物即達二三十件。出土遺物包括文化遺物和自然遺物兩大部分，文化遺物有石器、陶器、骨（含角、牙）器、木器等，其中編號登記的完整器或基本可復原的器物共1170多件。
河姆渡遺址第四層的石器，除石球、礪石等不要求磨製的石器外，一般都是磨製石器，但磨製技術不精，有的石器（鑿、斧等）的側、頂等部位極少磨製而留有明顯的琢擊、錘擊痕跡，這些特點說明第四層已經進入了新石器時代，但略顯稚嫩，說明還較原始，這與整體的時代背景是一致的。
第四層最具特點的文化遺物無疑是骨器，共有600多件。其中最重要的生產工具是耜，數量最大的是鏃（箭頭），達330件之多，佔骨器總數的半數，還有哨、鑿、錐、針、管狀針、匕、梭形器等。這些骨器有的是農具（如耜），有的是狩獵工具（如鏃），有的是縫紉紡織用具（如針），有的用途不明，有的則可能一器多用，說明骨器在生產、生活中佔有相當分量。這些骨器一般都磨製得很精緻，而最為精緻的就數一件骨匕上所刻的鳥形圖案了。這件第四文化層T21出土的骨匕，殘存的柄部上面精雕細刻出兩組相同的對稱花紋，每組的中心是一個似太陽似水球的圓圈，兩側各刻一對稱的鳥頭，巨喙尖利，目光炯炯，配上癯削有力的面部和脖頸，圓球下面花紋似利爪似火焰，整個圖案表現出神秘無比的意境和深不可測的蘊意。這個圖案就其藝術成就而言不失為一件藝術珍品。
這件骨匕出土時也是溼漉漉的，在揩去蒙在身上7000年的塵土，以它精緻絕倫的圖案出現在我們面前時，大家真的看得驚呆了，互相慶賀，輪番觀賞，嘖嘖稱奇。在當時那麼原始的條件下，何以能夠構思、雕琢出如此講究、華麗精細、富有想像力的圖案，簡直叫人嘆為觀止。當時，國家文物局規定，凡是重要考古發現均要及時報告，河姆渡遺址發掘過程中屢有重要發現，於是國家文物局派劉啟益先生前來考察。劉先生到發掘現場時，正巧這件骨匕出土，他驚訝不已，邊看邊嘆：「絕了！絕了！絕了……」一口氣連講十幾個「絕了！」，又說：「今天要不是我親眼所見，你就打死我，我也不相信。」
文化遺物中，木器雖然只出土六七十件，但因木器比其他遺物保存下來的難度大，這次能出土這麼多件，是其他遺址難以見到的，因此彌足珍貴。這些木器有的是能單獨使用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如鏟、矛、匕、紡輪、小棒等，有的是和別的工具安裝在一起使用的複合工具的一部分，有的用途不甚明確，其中最難得的是七件木筒，引來了人們對其用途的種種推測。這些木筒形似一段毛竹筒，筒壁厚度均勻，內外錯磨得光潔閃亮，幾可照人，有的內壁鑿一周淺槽，塞以圓木餅；有的外壁的兩端纏繞藤篾類圈箍，表面似經髹漆，出土時泛出金黃色光輝，絢麗奪目。其精緻、牢固說明觀賞與實用兼而有之。1980年，我將兩期發掘的22件木筒加以排隊分析，再對照古文獻資筩料、民族學資料，請教師長，大膽提出它應該叫「」，是打擊樂器的最原始的形態之一，並寫成一文公開發表，以期引起爭論。
陶器是新石器時代人類最基本的生活用具，河姆渡文化亦不例外。第一期發掘後，我們整理出陶片共190203處，雖然20多年過去了，而且手中沒留下整理記錄，但我卻敢保證這個數字一片不差，因為我們參加整理的幾個人幾乎對每一片都摸過，因此對河姆渡的陶片我們耳熟能詳，倍感親切，永誌不忘。
第四層陶器的特點是清一色的「夾炭黑陶」，陶胎中布滿大量炭的晶粒，這一點與別的遺址顯然不同，可謂獨樹一幟。製作技術比較原始，外形不整，全為手工製作，不見輪制痕跡。陶器的器型也很簡單，主要是釜、罐、盆、盤、缽五種及支座、器蓋和一些陶塑小人頭，小動物等。陶器的器表往往有比較繁密的裝飾花紋。值得一提的是還出土了三片彩陶片，內胎與其他陶片無異，但表面加上化妝土後打磨光潔，再施以彩繪，出土時表面灰白髮亮，彩紋呈褐或黑褐色。
河姆渡遺址出土遺物中除了文化遺物外還有一大批自然遺物——動植物遺物。動物遺物共出土48種，其中豬、狗屬人工馴養的動物，水牛也可能是馴養的，其他的屬於狩獵或捕撈獲得的動物，如象、犀、虎、四不像、各種鳥類、龜、鱉、各種魚類等。植物有各種樹木和果實種子，從出土的葉片鑑定，樹木都屬亞熱帶常綠落葉闊葉林植被的組成部分，目前在浙江仍分布很廣。植物籽實除了水稻稻穀外，還有連同瓠皮一起出土的小葫蘆，成堆出土的橡子、酸棗、吃過剩下的菱角殼和芡實等。
通過第一期發掘，搞清了地層關係，確定了遺址各文化層的年代，認識了河姆渡文化的內涵，確立了河姆渡文化在史前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也為第二期發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引起了各級文化主管部門和專家學者的重視，在發掘期間，前來檢查、指導、參觀、考察的便絡繹不絕。除劉啟益先生受國家文物局委派前來實地了解指導外，前來工地的還有我國著名考古學家石興邦先生，同濟大學古建築、古園林專家陳從周教授等。陳從周教授來的時候還有駐同濟的「工宣隊」隊員陪同在側，這是那個歷史時期司空見慣的特色。
為了匯報發掘成果，向首都考古界、文物界專家請教，應國家文物局之邀，1974年冬，我和姚仲源、魏正瑾在駐浙江博物館「工宣隊」的帶領下，攜帶300多件最具代表性的河姆渡遺址出土文物赴京，在國家文物局所在地沙灘紅樓作匯報展出。展出期間，吸引了國家文物局機關、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及首都文物、考古、博物館界的大批專家、學者、教授、幹部前來參觀，其中有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先生，考古界泰鬥、北京大學蘇秉琦教授以及安志敏、鄒衡、嚴文明教授等。專家們懷著濃烈的興趣，以其睿智的目光仔細觀看琢磨思考，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夏鼐所長連續看了兩個半天，蘇秉琦先生逐件細細觀摩，不時向工作人員詢問細節，後來意猶未盡，親自到河姆渡來考察。專家們看了以後普遍認為，一是年代早，二是文化面貌新，三是價值大，一致肯定這是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發現和突破，建議儘早將發掘成果整理發表，公諸於眾。
為了使河姆渡文化的價值能在更大範圍內被學術界所認識和肯定，也為了集思廣益，使河姆渡文化的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省博物館的領導和考古專業人員建議召開一次河姆渡文化學術討論會。這個構想是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以後所引發的合乎邏輯的走向，得到了國家文物局和省文化局副局長張英田同志的支持。在當時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條件下，我們給這個會議起了一個中性名字，全稱叫「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工作座談會」。為了籌備這個「座談會」，最核心的問題是要拿出一篇全面介紹河姆渡文化的主體學術報告。早在發掘工作結束後不久，我們就轉入了室內整理工作，整理工作時常受到「批林批孔」運動等的幹擾，整理的時間長達兩年。在這兩年中，我們除了必須參加學習、討論、開會等政治活動外，其餘時間都投入了整理工作。我們在杭州孤山外西湖15號浙江博物館的一個簡易大廳裡，以此為家，與陶片、器物為伍，在枯燥的陶片分類、粘對拼接、分型分式、統計列表等工作中，樂此不疲，常有意外的收穫，發現新的價值，得到新的知識，對河姆渡文化的認識也不斷有新的升華。在此基礎上，寫一篇學術報告也就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了。在「座談會」召開前夕，確定由牟永抗、梅福根、魏正瑾和我四個人負責撰寫「座談會」的主題學術報告。我們為了趕時間、趕任務，可謂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用了四天四夜就完成了一篇比較系統介紹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的主要收穫及我們的認識的長約2萬多字的文章。
座談會於1976年4月5日至12日在杭州米市巷省第二招待所召開，省文化局副局長張英田同志主持會議，國家文物局謝辰生、文物出版社楊瑾、朱天和北京、陝西、廣東、江西、安徽、上海、福建、浙江等地的文物、考古、農史、古建築、古動物、古植物等學科的專家學者，以及參加發掘的本省考古工作者、餘姚縣和羅江公社的代表、杭州大學歷史系工農兵學員代表等六七十人參加了會議，劉軍代表省博物館和河姆渡考古隊作主題報告，遊修齡教授等就各自的專業課題作學術報告。與會專家被河姆渡文化的博大精深所震撼，都充分肯定了河姆渡文化的重大學術價值。
討論會之後，各地報刊雜誌爭相約稿。在報紙方面，《光明日報》捷足先登，刊出了《河姆渡遺址發現的重大意義》一文；在專業雜誌方面，當時主要的兩家《文物》和《考古》爭著要稿，經過平衡，《文物》1976年第8期發表了具有發掘簡報性質的《河姆渡發現原始社會重要遺址》和與河姆渡遺址有關的一組稿件，而正式發掘報告《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和《河姆渡遺址動物遺存的鑑定研究》則在《考古學報》1987年第1期刊出。
從那以後，河姆渡這個姚江邊上的小小渡口一舉名揚天下，「河姆渡」三個字已經遠遠超出了它原來作為渡口的本義。考古學家把河姆渡遺址與西安半坡遺址相提並論，河姆渡文化與仰韶文化並駕齊驅，國務院1982年公布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河姆渡成了考古工作者心中的聖地，凡是從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國史前文化的，言必稱河姆渡，河姆渡文化的資料、照片、研究成果，被學術界廣為引用、反覆引用、視為至寶。
資料發表後，在國際上也產生極大反響，美國哈佛大學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對海峽兩岸的考古研究有很深的造詣，他認為河姆渡文化是個全新的文化，後來還多次來華考察。當時還有一人蘇聯人也來信，信用俄文寫，當我很費勁地把它譯出來，才知道他的意思是說看到我們的新的考古資料後對中國古代文物十分熱愛，希望我們能滿足他的願望，給他寄些資料照片云云。那時我國和蘇聯關係緊張，誰還敢給他回信，這件事也就沒了下文。日本東京梅內女子大學著名考古學家國分直一教授來信，大意說，我研究日本水稻起源幾十年，一直無法確定日本水稻起源於何地，現在看了河姆渡遺址的資料，終於找到了，日本水稻源於浙江四明山麓河姆渡的先民們。還有的日本學者慕名而來，以到河姆渡為榮。
當時參加河姆渡第一期發掘的同志有浙江博物館歷史部的考古專業人員劉軍、牟永抗、梅福根、姚仲源、勞伯敏、魏正瑾、吳玉賢七人，劉軍是領隊；自然部從事動植物研究工作的魏豐、黃以之二人；地縣文物考古工作者有寧波市文管會林士民、餘姚縣文化館許金耀、奉化縣文化館王利華、慈谿縣文化館袁展如、桐鄉縣文化館張梅坤五人。
幾個地縣來的同志在發掘中也各自發揮重要作用。許金耀身體較差，但作為餘姚的東道主，許多上上下下的聯絡工作、後勤工作的重擔都壓在他身上，但他毫無怨言，盡心盡責，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務。王利華繪畫的專長在這裡得以了充分的發揮，一些需要素描畫、效果圖的工作非他莫屬，特別是畫第二層的水井，他下了很大功夫，畫得準確到位，比照片看得還清楚。
餘姚縣的各級領導、各有關部門對發掘工作也是大力支持，一路綠燈，特別是羅江公社、公社農技站和東方紅大隊的領導和農民，對發掘工作給予強有力的支持和無私的幫助。公社領導經常步行到工地，噓寒問暖，現場辦公，幫助解決困難。公社農機站同志與考古隊如同一家，斷電了，與供電局疏通供電；探方內積水需要排除，搬來潛水泵、油泵、電纜，拉來接線板；考古隊需要場地，騰出房子，這些都是無償支援。東方紅大隊浪墅橋村的群眾對考古隊的支持是全方位的，考古隊沒地方住，就住在他們家裡，有的把新房、家具讓給我們用。公社派來參加發掘的民工也是好樣的，他們自帶乾糧吃在工地，挖表土的時候挑土方的工作量大，是個力氣活，他們很能吃苦，挖到文化層的時候需要細心，他們也很仔細，挖到第四層的時候，探方泥濘不堪，他們也無怨言，時間長了，有的民工成了土專家，和考古隊員成了好朋友。
我想，如果沒有餘姚縣、羅江公社、東方紅大隊和公社農機站同志們的關心和支持，如果沒有廣大民工的付出，要順利完成發掘任務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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