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橫濱開港時期（1859年）的中華街，龍旗招展。橫濱開港資料館《橫濱中華街150年》
為張勳復闢時期，北京城黃龍滿幟。安特生《龍與洋鬼子》，1927年
到了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鴻章領銜出使歐美的時候，龍旗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儀禮道具：「未初，郵船高揭龍旗及頭等欽差大臣旗，展輪駛出吳淞口。炮臺暨中西各兵艦，亦共鳴炮送行。一縷輪煙，遂指香港海程進發。」首站到了聖彼得堡，「火車甫停，中國駐俄使館中諸隨員，共祗迎於道左。俄京尹則先就車站高懸國旗，並派樂工及兵士恭待」。可是，李鴻章不住公務旅館，卻住進了一個名叫巴勞輔的富商家。這位富商在他家樓額上，高高掛起一幅李鴻章像，「入其堂，則四壁高懸中國黃龍旗，窗門屏障間皆懸中華文字，又皆吉祥頌禱語。」(蔡爾康等：《李鴻章歷聘歐美記》)且不論李鴻章此行有什麼結果，至少說明，至遲到19世紀末期，無論公私場合，龍旗已經被國際社會所普遍認可並使用。
龍旗商用：招徠生意的商業幌子
三角黃龍旗色彩鮮豔、形制特別，很易於辨識。商人大概是最早敏銳地意識到龍旗「無形資產」的一個群體。早在大清國官員自己還沒意識到龍旗的象徵意義時，一些販賣中國產品的商人已經開始借用龍旗進行廣告宣傳了。張德彝第一次隨使出訪西方列國時發現，有些商人為了標識貨品產地，往往懸掛龍旗，以作招徠。同治五年五月十八日(1866年6月30日)，張德彝等人到荷蘭動物園參觀，「園主約飲午酌，忽見一樓上插大清龍旗，即往觀之。樓中多中土暨東洋諸島土產，萬貨雲集，無美不備。」(張德彝：《航海述奇》)
本來只是大清水師官用的三角龍旗，放在國外的語境中，被商人這麼一借用，馬上發生了結構性的功能轉換，搖身一變為標識產地、區分國別的符號。
1868年，張德彝再次隨使出訪西方列國，在波士頓，有本地官員來迎，先在城內週遊，「一路皆插花旗，間有豎中國黃旗者。有舉中國傘者，有搖中土繡花綢緞者，凡有些須華物，無不炫之。沿途人多，竟有騎牆跨脊、攀樹登梯者」。七月初七(8月24日)至坎布裡奇，當地官員來迎，「車過時男子免冠，女子搖巾，群呼慶賀。更有女子擲花車內者，花上系箋書『慶賀中華』四字。緩行數十裡至會堂，堂前掛大清龍旗，高懸匾額，文曰『慰望慶賀』。」(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
1888年，駐美公使張蔭桓在接到關於確認四方龍旗作為國旗的諮文後，上了一折《奏請定國旗形式片》。從張的奏章中可以看出，美洲地區的華商很早就開始懸掛龍旗。雖然這種做法不被大清官方認可，但這些華商顯然很能處理關係，每逢節慶，輒高懸龍旗，很給大清國和大清使臣面子。張蔭桓說，既然現在有了四方龍旗，那就乾脆把三角龍旗給那些商人用好了。這一奏摺大概起到作用，很快得以實行。其實對於商人來說，關鍵是得有一面方便經商使用和身份認同的旗幟，三角或者四方，對他們並不重要。後來的歷史證明，海外華商直到今天還在許多儀式場合使用三角龍旗。
中國商人也只有在天高皇帝遠的異國他鄉才敢掛掛龍旗，回到國內是斷不敢如此冒失的。因為龍旗本是皇權標誌，一般商民不能僭越使用。許多華商進行海外貿易都只能在其他國家註冊，懸掛別人的國旗。1901年，丘逢甲尚在詩中嘆道：「我工我商皆可憐，強弱豈非隨國勢。不然十丈黃龍旗，何嘗我國無公使。彼來待以至優禮，我往竟成反比例。華商半懸他國旗，報關但用橫行字。」
個別商家若能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賞賜，「恩準」懸掛龍旗從事商貿活動，在當時是一種莫大的榮耀。據王照記載，義和團運動之後第三年，北京城開始有商民使用龍旗，但也是因為與慈禧扯上了點關係。「李家為京北一帶鏢行頭領，富而俠，迎請(太后及皇上)駐蹕其家，任糧草捍衛。壬寅(1902年)餘遇其保鏢之武士於湯山店中，言皇上至李家時，尚身著藍布衫，亦奇觀也。李家鏢車高插黃龍旗，雲是太后所賞，是時國內商民尚無插國旗之例，以為異數。」(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從1909年《圖畫日報》上，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一類廣告龍旗。
一則北京的清代傳說也提到，天義醬園因為得到皇帝的賞識，「運送醬菜的小車上，準插一面黃龍旗，可以隨意出入紫禁城，不管內城外城，不論三更五更，京師的城門要隨時開門放行」。可見普通老百姓對於龍旗的崇高地位還是很清楚的。
慶典儀式中開始懸掛龍旗
義和團運動之後，大清皇權被大大削弱。沿海港口城市與國際接軌得早一些，商人使用龍旗也比北京早一兩年。1901年，醇親王載灃為清兵槍殺德國公使克林德一事，赴德交涉，途經上海，「滬商會以此舉有含垢忍辱之意，遂一致懸旗歡送，以表愛國之誠，而形式亦改為黃地長方矣。商店用國旗，實自此始」。(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中國百姓骨子裡一直都有皇權崇拜的情結，平時覬覦龍旗而不敢僭掛，得一機會，商家遂相約以愛國之名，高掛龍旗歡送皇親。面對如此熱情的民眾，醇親王除了默許，還能怎麼辦？不過，龍旗自此一掛，商家再也不願把它從門口取下來了。上海商人仿照日本人的插旗方式，將兩面龍旗呈V字形斜插於商店門首，頗有些裝飾效果。這種插法很快成為一種商業時尚，風行上海。
各地商會組織為了和諧官商關係，往往積極懸掛龍旗，主動示好於朝廷。大清駐外使館，較早形成了皇帝生日(萬壽節)升龍旗的慣例，至遲在1888年，美國華商也開始循例升旗示慶。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1899年8月4日)是光緒皇帝「三十萬壽之慶典」，康有為率領美洲華僑華商在維多利亞等地燃燈升旗：「龍牌在上，龍旗在頂，鄉人無商工貴賤老幼，長袍短褐，鹹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漢宮威儀。」(康有為：《美洲祝聖壽記》)
每逢官員出訪，懸掛龍旗也是海外華人歡迎儀式中的必備儀禮。1907年，主張改革的廣東道臺林輅存前往南洋各島視察學務商務。「該處鋪戶學堂，均懸掛龍旗。和蘭政府派高等官會同各商董，到車站迎接。林氏服西裝，乘雙駕馬車。經過各街，人山人海，擁列道旁，呼萬歲聲，絡繹不絕。中華會館、商務總會，均特開歡迎會，請林氏到會演說」。(《林輅存之受歡迎》，《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15日第1版)
進入20世紀之後，內地官僚和商會也開始在皇帝或太后生日懸掛龍旗。1906年，陰曆六月廿六日(8月15日)為光緒帝「萬壽令節」，「廈門商會擬於是日舉行迎會，以為祝碬。提道憲亦表同情，均出為提倡鼓舞，美其名曰『普天同慶會』。且欲熱鬧三天，從廿五日起，至廿七日止。此外仍須各戶懸掛龍旗，衙署鋪設，以壯觀瞻」。(《普天同慶會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17日第4版)
雖說大清王朝頑固保守，可也不是鐵板一塊，當他們醒悟到龍旗對於凝聚民心的作用時，也開始有意識地提倡各工商機構及學校等，在國事慶典中懸掛龍旗。只是這種醒悟來得太晚。1910年，為慶祝資政院開院大典，「見警察遍傳內外城各鋪戶住戶，於九月初一日，一律懸掛龍旗」。命令一下，京城百姓紛紛置備龍旗，可是都有百姓生活中哪有龍旗呢？於是小商小販趁機發財，有木版印刷龍旗的，有臨時代畫龍旗的。「最可笑者，如東城之花兒市，打磨廠一帶，設攤於地，亦云發賣龍旗，每對銅元四枚。餘俯視之，乃於黃紙一幅上，塗一似蛇非蛇似龍非龍之怪物。過而見之者，以其價廉，竟爭購之，傾刻而盡。」
龍旗飄落：對待龍旗的不同態度
有清一代，民間年畫多繪昇平氣象，可龍旗的出現的頻率卻非常低，因為老百姓的生活中幾乎不會出現龍旗。倒是日本明治時期的浮世繪中，屢屢出現大清龍旗，因為日本軍隊常與大清龍旗打交道。不過，大清龍旗在日本畫家筆下並不表現為正面形象，而是作為腐敗、無能、貪生怕死的大清官兵的戰敗符號而出現的。
大凡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無不深受龍旗屈辱史的刺激。民族主義革命家們對這面龍旗尤為深惡痛絕，正如鄒容在《革命軍》中所說：「中國黃龍旗之下，有一種若國民非國民，若奴隸非奴隸，雜糅不一以組織成一大種。」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從來不是偶然個別的歷史現象。商人對於政治，總是既遠離，又利用，他們更多考慮如何從政治變局中獲取自身的商業利益，而不是符號的政治意味。懸掛龍旗的最大受益者是商人，最熱衷於懸掛龍旗的也是商人，上海商戶尤其喜歡「門口高扯兩面龍旗，臨風招展，仿佛導人進觀」。
如此一來，大清末年的中國人中，就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龍旗觀：一是愛國學生對於大清龍旗的深惡痛絕，必欲棄之於地而踐踏之；一是商人熱衷於在商業場所懸掛大清龍旗，當作招徠生意的商業幌子。
1911年春節期間，「澳門一群培基學堂學生到營地大街寶衡銀號抗議懸掛清朝的龍旗，和店方面的主事人發生爭執。該銀號請葡警彈壓，澳門的華探目劉康善帶警探來到現場，見到所謂肇事的學生很多是當地紳商的子弟，就一面勸學生守秩序，一面勸告該銀鋪把龍旗取下。學生在這一次抗議中取得了勝利。」
即便同為清末愛國文人，對待龍旗的態度也很不一樣。一是對這幅象徵國家的龍旗充滿期待；二是對這幅象徵腐敗王朝的龍旗百般揶揄；三是如黃遵憲這樣的愛國文人，對龍旗愛恨交織，哀旗不幸，怒旗不爭。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終於結束了大清龍旗的歷史使命。武昌起義打響之後，大清海軍奉命前往鎮壓。可是到了武昌之後，海軍卻掉轉炮口，隨之起義了。「時適日落，陽明即落下龍旗擲於甲板而踐踏之，旋棄於江。在此一剎那，海軍龍旗，便成歷史陳跡。」
海軍反正之後，「展輪下駛，經過九江、安慶、蕪湖等城，望見滿城白旗，知皆已起義，惟南京仍懸掛龍旗，傳聞何海鳴尚欲頑抗革命軍」。這時，是否扯下大清龍旗，已經成了革命或反革命的分野標誌。
宣統皇帝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第二天，北京城各家報紙就把詔書的全文發表出來，當天把龍旗也收起來了。」宣告中華民國成立的消息迅速傳到全國各地，各中小學及公共機構紛紛集會慶祝，把清朝的黃龍旗扯下來，升起新的五色國旗，到處放鞭炮，大家都為之歡呼鼓舞。
龍旗餘緒：作為儀式符號被傳承
從1862年大清水師升起三角龍旗，到1912年宣統退位，全國扯下龍旗，正好50年。封建帝制滅亡，龍旗作為官方旗幟的歷史宣告結束，可是，普通老百姓的龍旗情結並未就此消散。
雖然老百姓懸掛龍旗的時間非常短，可就在這短短數年中，迅速掀起了一陣龍旗熱，「滬商競制龍旗，爭奇鬥盛，各不相下」，引出上海的一出小鬧劇：有一位暴發戶為了炫富，特製了一些綢質刺繡的大龍旗，「佳節令旦，必一炫耀焉，蓋廣告作用也」，可是沒多久，大清王朝垮了，龍旗用不上了，只好將它束之高閣。1912年夏天某日，雨過天晴，經理突然想起應該將龍旗拿出來曬曬。店員戲以長杆將龍旗挑起，像往常一樣作V字形斜掛於屋頂。結果，駐滬某軍艦士兵從望遠鏡中發現岸上有龍旗隱現，疑為復闢機關，馬上電話通知警察局。警察大驚，偵察良久，乃敢「荷戈直入，徑趨張旗處，摘以為證，將治以淆亂人心之罪」。老闆趕緊請商會出面斡旋，好不容易擺平此事，最後罰款、毀旗了事。(陳伯熙：《上海軼事大觀》)
另一出舉世矚目的鬧劇發生在1917年7月初的北京。張勳復闢，擁立溥儀重登龍座，「命令各商戶一律懸插龍旗，以誌慶賀。內外城商家於上午十鍾起，均陸續高豎黃龍旗」。清朝結束已六年，許多人家龍旗早不知扔哪裡了，「被要求掛龍旗的民眾沒有辦法，就拿紙糊個三角龍旗插在門前。街道和胡同裡一排排的紙旗幟，讓人感覺這個國家的人都犯了什麼病」。
可是，好景好市也只持續了十天，張勳很快就被「討逆軍」擊敗，於是，沿街商戶只好陸續撤下龍旗。據說騾馬市有家專售龍旗的商店，積壓了不少龍旗，只好在門首貼一「龍旗大減價」的廣告，成為笑談。(張贛盦著，張樹勇標點：《復闢詳志》)
張勳之後，三角龍旗在國內已經很難見到了。但在海外華人商界，許多商會自立會以來就一直使用三角龍旗作為儀式符號，即便在四方龍旗產生之後，他們依然沿用著三角龍旗。三角龍旗已經成為他們相互認同和儀式表演中穩定傳承的象徵元素。橫濱中華街的商人們，直到今天仍在遊神活動中廣泛地使用著三角龍旗，神像背後，往往裝飾性地斜插上幾面三角龍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