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Nature自然科研 ，作者Nature自然科研
首屆《自然》博士後調查揭示了學術界最不穩定群體的不安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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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自然》博士後調查顯示，全世界的博士後研究人員對他們的職業前景、工作量、工作文化等問題感到不確定、不安以及巨大的困苦。
這項調查試圖搞清楚博士後面臨的最主要的矛盾，並從來自 93 個國家的 7670 名博士後研究者那裡獲取了自述信息。20 多年來，博士後被美國國家學院和經合組織等機構稱作學術界的無產者——工作不穩定，收入很差，獲得終身教職的道路充滿未知。
雖然面臨著不確定性，博士後還是堅持他們的工作。十分之六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自己的職位感到滿意。他們也在堅持自己的夢想。即使在疫情迫使全球大學縮減招聘職位甚至招聘停擺的情況下，大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其中 80% 目前在北美或歐洲工作）依舊把學術研究視為理想職業。
調查還發現了博士後對現狀和未來的普遍焦慮。當被問及博士後是否滿足預期時，32% 的受訪者表示不及預期，只有 12% 的人表示超過預期。超過一半的受訪者（56%）對自身的職業前景表示悲觀，不到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會向年輕時的自己推薦學術界的工作。一位受訪者在留言區指出：「（博士後）沒什麼選擇了。」（見「博士後不被看重」。）
博士後不被看重
調查的留言區展現了博士後每日生活的消極面和少數積極面。因長度和表達的關係，一些留言經過了少許編輯和翻譯。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博士後在科研中的作用。博士後絕對沒有得到應得的回報，有時甚至還不如研究生。博士後在科研中承擔了關鍵角色，也是所在系所的研究推動力量。
—— 一位來自南非的生物醫學研究者
博士後處於一種很難打破的「利益衝突」立場之中：你在某些項目上投入了數年的熱情和專注，獻出了你的一切。你的 PI 利用你的研究和才華獲取了數百萬美金的經費，但是你卻什麼都沒有得到，連渣滓都沒有。
—— 一位來自美國的細胞生物研究者
博士後沒有被當成正式的教職員工，而被當作研究生看待。尤其是對於那些跨學科的博士後，比如我來說，很難參與合作項目，因為信任度很低。
—— 一位來自中國的生物醫學研究者
我很享受我的博士後工作，這就像再做一次博士研究。但是因為已經完成了博士學位，就不會有完成論文或其他學位所需要求的壓力。
—— 一位來自加拿大的遺傳學研究者
我的薪水還沒有小丑多（小丑在美國一年能賺 5.9 萬美金）。這不是我導師的錯，而是因為學術界有給受過良好訓練和教育的人開很低工資的惡劣傳統。這就是我打算離開學術界的原因，我讀 10 年書不是為了賺得比小丑還少。學術界需要端正自身的行為，別再欺壓剛畢業的博士們了。
—— 一位來自美國的物理研究者
我的大學缺乏對博士後的支持，這讓我全力投身當地的博士後組織中，為未來的博士後爭取權益。
—— 一位來自加拿大的生物醫學研究者
因為是博士後，我感到更受尊重。我現在有更多的領導機會，這增加我了的自信，拓寬了我的人際關係。當然，因為博士後是短期合同，不確定性還是存在的，但是整體而言比我想像的要好。
—— 一位來自德國的天體物理研究者
博士後也是員工，但卻沒有學生或教授重要。學校政策一般是幫助其他兩個群體，不適用於博士後群體。你的工資是助理教授的一半，只比研究生多幾千美金。
—— 一位來自美國的化學研究者
博士後沒有被當成是學術界的重要組成部分看待。他們的地位處於在讀博士和教職員工之間，哪兒都沒有他們的位置，發出的聲音也沒有份量。
—— 一位來自芬蘭的考古學研究者
現在是時候承認博士後對科研的貢獻了。建設一個集中的平臺是一個好的開始，這可以讓全世界的博士後互幫互助。但是長遠來說，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 一位來自印度的化學研究者
我所在的機構並不支持博士後的獨立研究。我也沒有獲得任何訓練和發展機會。
—— 一位來自英國的細胞生物研究者
我以為我會有更多的學術自由，對我未來職業的更多支持，我的實驗室會給我提供更多的技術支持，但實際上卻沒有。
—— 一位來自德國的細胞生物研究者
過去的一年對博士後來說尤其艱難。全球經歷了新冠的暴發和蔓延，一半的受訪者的工作滿意度在過去的 12 個月裡下降了（想要了解新冠對博士後的影響，見Nature 585, 309–312; 2020）。
《自然》博士後調查
「沒人知道什麼是博士後」
此次調查觸及了一些根本的問題：全世界的博士後到底是誰，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有什麼看法？這項調查涵蓋的博士後僅限於學術界。《自然》還打算在未來調查產業界和其他領域的博士後。受訪者來自各個學科，其中超過一半（52%）的受訪者來自生物醫學領域，這個領域的研究嚴重依賴博士後。
澳大利亞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醫學研究所（WEHI）的免疫學家 Anna Coussens 表示：「博士後是（生物醫學實驗室）最有價值的部分，因為他們的貢獻很大。他們是一線的研究者。」Anna Coussens 此前是德國的科研支持團體全球青年學會（Global Young Academy）的執行委員。
在某些領域，博士後的概念依然讓人捉摸不透。丹麥奧胡斯大學的考古學家 Petra Hermankova 發問：「這是通向學術界的道路嗎？這算研究職位嗎？沒人知道什麼是博士後，所以我們要自己奮鬥。」
並不令人滿意的科研
實際上，調查參與者多多少少都有各自的掙扎。超過四分之一（2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自己的職位不滿。一半人表示，他們的滿意度在過去的一年裡下降了（見「提升空間」）。
調查中也出現了一些亮點：八成受訪者指出，因為對現在的研究感興趣，因此他們對目前的工作滿意；四分之三的人對目前的獨立性感到滿足。
不同學科的滿意度有所差異。在生態和演化領域（佔受訪人數的 8%），69%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目前的職位感到滿意，這是所有學科中最高的。但是生物醫學和物理學博士後的不滿意度卻是最高的，均達到了 28%。在生物醫學研究者中，57% 的受訪者表示滿意，14% 表示談不上滿意或不滿意。
在德克薩斯大學休斯頓健康科學中心從事癌症研究的博士後 Natalie Sirisaengtaksin 指出，生物醫學研究是一個異常高壓的學科，「在生物醫學領域，你要常常待在實驗室裡，見不到你的家人，也做不了其他你想做的事。在桌子前你能做的就那麼多，你不在實驗室的每一分鐘都是浪費掉的一分鐘」。
調查還發現，博士後對生活的滿意度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26-30 歲之間的年輕博士後滿意度最高，達到了 66%。對那些只從事了不到兩年的博士後研究的受訪者來說，滿意度也挺高（64%），但是那些資格更老的博士後的滿意度卻較低。
博士後的生活相當不穩定。61%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目前在國外工作。博士後常常需要在他國從事研究，但是遷居是一件充滿了挑戰的事。
一位從法國來到美國的遺傳學研究者寫道：「人們並不明白我們做出的犧牲。」她還提到，在美國這段充滿了政治不確定性的時期，她對是否能保持籤證感到擔憂。
類似的憂慮非常普遍，不過調查顯示，在海外工作的博士後和那些在本國工作的博士後的境遇其實差不多。當被問及工作滿意度時，在海外工作的博士後和在國內工作的博士後並無二致。
「千老」
博士後通常獲得的是短期合同，一般來說一次只有 2-3 年，但是許多人卻發現在尋找長期職位的過程中，他們變成了「千老」（千年老博後）。在調查中，48% 的受訪者指出，他們做博士後研究的時長已經超過 3 年。30%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做了 2-3 輪博士後，一些人做了超過 4-5 輪了，甚至有人做了 6-7 輪。
英國資助機構英國研究與創新部（UKRI）的人才主任 Rory Duncan 介紹，博士後的工作意味著這是通向長期職位的短暫跳板。他估計，UKRI 通過對大學和實驗室的經費撥款間接地資助了約 4 萬名博士後。他說：「包括博士後和導師在內的每個人都應該清楚，博士後職位是暫時的，發展性的。」
愛丁堡大學的生態學家 Kate Buckeridge 從 2010 年開始了她的第一份博士後工作，現在她在做第四輪。她對北極苔原的研究讓她踏上了加拿大、格陵蘭、瑞典以及其他地區的土地，但是她卻一直在苦苦尋求長期職位，「我對我做過的項目感到幸運，我比許多初來乍到的教職員工都有經驗」。但是她現在還是沒有找到任何教職。她說：「我希望有這樣的機會，如果有機會的話，我認為我已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員了。」
由於做了十來年的博士後研究，Buckeridge 說她極度缺乏穩定感和連續性。她注意到一些項目要好幾年才會進入正軌，但到了那個時候她又要離開了。她還發現博士後的選擇是受到限制的。在加拿大的時候，她不能指導在讀博士，後者本可以幫助她的研究。在英國，她不能直接申請為 PI 預留的大型經費，「不管你在哪兒，博士後總是受到限制，頭頂總有個天花板。」
隨資助而流
博士後在某種意義上是被資助來源定義的。只有 13% 的受訪者直接為所在機構工作，其餘的人處於學生和教師之間的灰色地帶。40% 的受訪者從資助機構獲得經費，差不多同樣比例的人的薪水來自他們的 PI 的研究經費。自帶資助的博士後有一定的科研自由，但是他們通常不能完全獨自行動。
Coussens 表示，在硬科學領域，博士後通常依賴他們的導師和機構提供資源和工作環境。這種安排對研究和智慧財產權的獨立性和所有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你做了項目，獲得了技能，但是關於項目是誰的這個問題總有爭議。」
許多博士後並不感到自己的研究屬於自己。在自帶資助的受訪者中，只有 18% 的人表示他們可以在離開時把項目帶走，29% 的並不確定（該估值是從初始數據中推出的）。不同領域的情況也不一樣，31% 自帶資助的社會學研究者認為研究可以跟著他們走，這個比例超出了生物醫學領域（17%）或化學領域（17%）的自帶資助的博士後。
Sirisaengtaksin 認為她對自己的研究至少有部分所有權，但這還得費一番商討的功夫，「我被僱傭的條件是我為實驗室的項目工作，但是我可以在我自己的項目上花時間，也可以把自己的項目帶走。」
受訪者指出，他們從 PI 或指導者那裡並沒有獲得什麼指導。超過一半（55%）的受訪者指出，每周他們只有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和實驗室 PI 面對面交流，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每周有 1-3 小時的面對面交流時間（見「時間花對了嗎？」）。一位受訪者在評論區寫道：「我做了一年半的博士後工作，和 PI 只面對面交流過 3 次。」
薪水和福利
博士後不總是獲得與付出相配的回報。一位美國化學博士後在評論區寫道：「你的工資是助理教授的一半，只比研究生多幾千美金。但與此同時，我們要負責的東西比任何研究生都多。」
不到一半（4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年薪在 5 萬-8 萬美金之間，只有 3% 的人表示有更高的薪資。這些數據和主要資助機構制定的薪資標準是一致的。比如，獲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院內研究項目（Intramural Research Training Awards）資助的博士後的年薪是 52850 美金起。本調查發現，男性和女性之間的薪資差異不大。同樣，少數族裔的薪資也沒有表現出劣勢。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薪資低於常人，38% 的受訪者年薪在 3 萬-4.9 萬美金之間，15%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年薪少於 3 萬美金。不同地區的收入差距很大。來自澳大拉西亞的 84% 的受訪者，以及來自中北美洲的 70% 的受訪者的年薪超過 5 萬美金。但是，來自歐洲的受訪者中只有 29% 的人獲得了這樣的薪水，亞洲受訪者中這個比例是 13%。這個結果和 2019 年歐洲博士後協會網絡的調查結果相似，該調查也發現博士後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大，年薪中位數是 3.8 萬美金。
某些學科領域的收入更好。天文學和行星科學的博士後中，63% 的受訪者的年薪超過 5 萬美金，是所有學科中最高的，但這個人群僅佔調查總人數的 3%。一半生物醫學研究者（51%）的年薪超過 5 萬美金，但是在社會科學和生態與演化學的博士後中，這個比例分別只有 43% 和 36%。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51%）表示，在過去的一年裡他們沒有加薪，5% 的受訪者的薪水比前一年更少。在留言區，好幾個受訪者提到了疫情引起的經費縮水。
Sirisaengtaksin 認為，生物醫學博士後並不只為自己打工，他們也為實驗室和機構掙錢，「你付出了時間，努力工作發表論文，最後為你的導師帶來經費。」但是博士後的報酬可能依然不足以避免財務拮据。在美國，許多研究者一獲得博士學位就必須要開始償還學生貸款。
她說，和研究生相比，生物醫學博士後的收入增長很有限，但是他們在成家立業的過程中遇到的經濟困難卻更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博士後的經濟負擔比學生時代更大。」在調查中，22% 的受訪者表示靠博士後的薪水，他們無法存下錢，另有 48% 的人表示他們能存下錢，但卻不夠。
類似醫保、養老保險和帶薪假之類的福利也天差地別，這也顯示出博士後是一種處於學生和教授之間的意義不明的職位。84%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有帶薪假，79% 的人表示他們有帶薪病假。略超過一半的人表示他們有帶薪產假，但是只有 14% 的人能獲得育兒補貼。13%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現在的博士後工作期間有了孩子，育兒補助的意義對他們來說很大。不到一半（4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目前的薪資和福利感到滿意。
地質學家 Tara Edwards 表示，在南非開普敦大學，博士後被「當作在讀博士對待，即使他們已經有了博士學位」。她說博士後並不是大學直接招聘的，因此無法享受和教職員工同等的待遇。她說她在澳大利亞讀博期間的福利比現在還多，當時她能享受四周的帶薪假。
開普敦大學的一位發言人證實，博士後被視為「受訓中的學者」，而非教職員工。他們還表示，該校為博士後提供了「相應的學術福利」，比如能夠使用圖書館和計算服務。這位發言人還說，PI 有時也能因人而異地提供一些福利，比如產假。Edwards 說：「問題總是存在，但是形勢也可能發生變化。」
不管他們的頭銜是什麼，博士後很少獲得他們應得的承認和支持。Hermankova 說：「博士後撒下汗水，PI 獲得讚美。未來的博士後應該被當作一個能發聲的重要群體。我想要他們的聲音被學術界上層的人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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