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臺北林語堂故居公布《華僑評論》月刊所載之《瞬息京華》譯文，宣稱此文系鬱達夫所譯林語堂英文小說Moment in Peking（今多譯《京華煙雲》）的一部分。如此名譯名著，即使只是斷篇殘簡，仍彌足珍貴，復經「澎湃新聞」等媒體傳播，此消息遂不脛而走，引起社會一時關注。查其所謂鬱達夫譯文掃描件公布之同時，尚有一前言，略表其良苦用心云云。為方便本文討論，茲迻錄如下：
《京華煙雲》原名 Moment in Peking，是林語堂於1939年﹝49歲﹞所完成之作品，耗時一年，並為專心書寫舉家遷法。該書經過構思研究布局長達半年後，方才寫作，寫作期間歷時一年。全書70萬字，分3卷，共45回。出版後僅半年時間，就熱賣5萬冊，被《時代》周刊譽為「極有可能成為關於現代中國社會現實的經典作品」。覆按《華僑評論》所刊載之《瞬息京華》，譯者署名「汎思」。此即鬱達夫之筆名？故居方並未提供可以證實此一判斷的任何證據。經詢長期服務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鬱達夫研究領域的資深學者陳子善教授，遍查海內外出版的各種現代作家學者筆名辭書，亦未嘗有解。即便如此，鬱達夫或有其他筆名為辭書所疏漏，也有一定之可能，然而，果若「汎思」是鬱達夫之另一筆名，即譯作出自鬱達夫之手，殆無以下若干疑點。
按，《華僑評論》（Overseas Chinese Critic Monthly）是一本在加拿大發行的中文刊物，16開本大小，每期約40餘頁，鉛印。1946年1月創刊於溫哥華，華僑評論社發行，雖為月刊，卻不能依期出版，第5期以後才固定於每月16日出版。其停刊時間不詳。該刊原件甚稀見，就筆者所知，兩岸三地圖書館、博物館系統只北京國家圖書館有藏，其所收藏者為第1期至第15期。然該刊第14期（1947年3月16日出版）有一《本刊重要啟事》，哀嘆「自本社社長陳立人返國後，人力經費均感缺乏」，故此宣布謝絕寄贈，敦請各方長期訂閱並代為推銷，可見此時或已難以為繼。遲至三月之後，第15期才得以問世，從此停刊，似亦在情理之中。2011年9月，耿素麗、張軍選編的「民國文獻資料叢編」之一《民國華僑史料彙編》由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刊行，《彙編》凡十五冊，第14、15冊即收入《華僑評論》全套景印本，因此讀者閱讀、研究皆極方便，無須贅述。
唯須指出者，乃是自第6期（1946年7月16日出版）起，該刊開始連載「林語堂原著、汎思譯」《瞬息京華》。首次發表其「第一回」後，第7期（1946年7月16日出版）、第8期（1946年9月16日）、第9期（1946年10月16日）、第10期（1946年11月16日）、第13期（1947年2月16日）分別連載「第二回」，其後未有下文。但前後6次所發表之譯文，僅為原作第一冊《一個道家的女兒》（THE DAUGHTERS OF A TAOIST）的第一章與第二章的第一部分的翻譯。然則，從上述這一簡短的敘述中可以見出，汎思譯《瞬息京華》之發表時間，為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但眾所周知的是，1945年8月29日，鬱達夫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慘遭日本憲兵殺害。也就是說，汎思譯《瞬息京華》發表於達夫遇害之後。準此，我們首先要問的是：若是達夫譯稿，緣何不在其生前發表？
早在《京華煙雲》英文原作尚未出版之前，林語堂就已經邀請達夫擔任此書的中譯工作。1939年9月4日，林語堂自紐約致信鬱達夫：「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請，肯將弟所著小說譯成中文，於弟可無憾矣。計此書自去年三月計劃，歷五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今年八月八日完篇。紀念全國在前線為國犧牲之勇男兒，非無所為而作也。」（林語堂《給鬱達夫的信》，《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8卷，東北師大出版社，1994年，第295頁）嗣後語堂寄奉手訂翻譯參考數據二冊及一定之訂金（有說是五百美金，有說是一千美金，有說是五千美金，待考），達夫不久當即著手翻譯。
次年，林語堂決定自美返國，飛赴重慶前夕，給達夫一信，彼覆信稱「譯事早已動手，大約七月號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風》上發表。」而且「想近在本月底邊，同時在上海，第一次譯稿，也就排就矣。」（鬱達夫《嘉陵江上傳書》，《鬱達夫全集》第6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36-337頁） 然而，此時《宇宙風》為避戰亂，已遷至香港，可能達夫不知內情，因而甚為樂觀，大開包票，此其一。
其二，由於種種我們至今無法獲知的原因，《宇宙風》卒未刊出達夫的譯文，但鬱氏之翻譯工作的確已經在進行，且不久將在南洋地區的報章上發表了。1941年11月16日，親見過鬱譯初稿的徐悲鴻，給林語堂寫信，稱鬱達夫已「譯完大約三十萬字，」而在《宇宙風》未能發表的譯作，此時正在由達夫本人主編的《華僑周報》揭載，「彼已有十分之一，發表於此間《華僑周刊》者殆兩萬字，聞至來年五月可以全部譯成。……（中為引者略）彼今在《星洲日報》副刊編輯兼編《華僑周刊》，甚為忙碌，以弟觀之，明年五月必不能完工也。」 （陳子善《沉醉春風——追尋鬱達夫及其他》，中華書局，2013年，第88頁）但此信中的《華僑周刊》，是徐悲鴻的筆誤，應是《華僑周報》，其由駐新加坡的英國情報部門主辦，聘請鬱達夫兼任編輯。
徐悲鴻的這一記錄還得到以下的證據的支持。首先是新加坡《星洲日報》所刊《華僑周報》之廣告顯示，1941年8月30日出版之《華僑周報》第22期已開始連載鬱達夫譯《瞬息京華》，且署名「鬱達夫」，並非筆名。（陳子善《沉醉春風——追尋鬱達夫及其他》，中華書局，2013年，第88頁） 其次是達夫當時的友人、左翼作家王任叔，亦曾表示《華僑周報》曾發表鬱達夫所翻譯的《瞬息京華》。（王任叔《記鬱達夫》，王自立、陳子善編《鬱達夫研究資料》上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8頁）
再次是與聞其事的鬱達夫之子鬱飛，也證實了此一發表記錄。鬱飛嘗謂父親聽取自己的建議之後，決定在《華僑周報》發表譯稿，「每期周報上都有一欄譯文。女助理自然從旁斟酌文字。按說，以他的程度再加作者的詳註，他譯此書決無難處。可是拖延近兩年，終因大局逆轉而只開了個頭。」 （鬱飛《雜憶父親鬱達夫在新洲的三年》，《新文學史料》第5輯1979年11月）
幾十年後，鬱飛還在新加坡最大之華文報紙《聯合早報》撰文，希望搜集「《瞬息京華》的譯文若干段，」以為「只要有那份刊物就能複印。」 （方修、連奇編《鬱達夫佚文集》，新加坡風雲出版社，1984年，第9頁）
綜合上述數據，我們可以發現，《華僑周報》曾發表鬱達夫譯作，且其字數在兩萬（鬱飛語）至三萬（徐悲鴻語）之間，林語堂亦具悉一切，為構成今人發掘達夫所譯《京華煙雲》稿的三點重要之事實。
但是，同年12月27日，《華僑周報》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停刊，達夫譯文的發表也隨之再次夭折，從此成為林語堂、鬱達夫及萬千讀者永遠的遺憾。也因此，這一殘存的三萬字左右的鬱達夫譯《瞬息京華》，成為海內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極力搜尋的重要文獻史料。去夏陳子善教授訪臺前，囑筆者查訪臺北市立圖書館。原來陳教授數年前曾蒙林語堂之女林太乙見告，知林語堂全部藏書暫存此館，鬱達夫譯作手稿及《華僑周報》或亦廁身其中，但此後林氏藏書及遺物卻全部移交林語堂故居。待陳教授來臺，遂於會議、講演之暇，驅車上陽明山，訪問故居，試圖找到這份發表件，希望給即將迎來的鬱達夫一百二十周年誕辰送上一份最好的禮物。
此故居興建於1966年，由林語堂親自設計，融合中西建築風格，頗為別致。林氏晚年曾在此居住十年之久，直至逝世。因獲政府資助，加之執事者苦心經營及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遂能集納全部林氏藏書、著作、手稿及其遺物，而向社會開放，不僅具有一般紀念館所功能，可以招徠遊客（來自中國大陸之遊客尤其多見），亦構成一藝文活動空間（當地市民及團體亦可租借場地）。是日我師弟二人，無暇飽覽風光，只逐一查檢林氏藏書，費時甚久，然達夫譯文仍如石沉大海，難覓其蹤，不禁為之悵悵久矣。後陳教授作《語堂故居與達夫譯文》即略述此一因緣（陳子善《語堂故居與達夫譯文》，《文匯報》2015年9月26日第8版）不過，這是閒話了。
要緊的是，如果《華僑評論》所發表者是達夫譯文，我們還忍不住要問：緣何鬱達夫不在生前、在南洋地區報刊發表其譯作，而在身後交由溫哥華一具有國民黨背景的黨派刊物發表？《華僑評論》首任主編，為國民黨海外部駐加拿大總支部書記長陳立人，第9期（1946年10月16日出版）以後羅金水（其生平不詳）任編輯，陳立人任社長，經理林萬有。該刊常設時評、僑訊、特載等欄目，所發表之文章以與僑務有關者為主，其總旨是「研討報導一切有關華僑問題，以引起政府和社會的注意，」「運用各種力量來保護華僑和協助華僑事業的發展。」 （陳立夫《發刊詞》，《民國華僑史料彙編》第14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第409頁），亦揭載少許詩文。但就我們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鬱達夫與陳立人、羅金水等人夙無交往。要說達夫生前投稿，不大可能；要說達夫身後，由親朋故友轉寄，亦無證據，目前為止，鬱達夫旅居南洋時之未公開發表之著作，除少許詩稿外，尚未見有親朋故友保存、重刊者。
那麼，有沒有可能《華僑評論》所刊出之《瞬息京華》為鬱譯之重刊本甚或盜印本（一稱盜版，即未經作者、譯者允許的重刊本）？檢視汎思譯《瞬息京華》，可知此稿有兩大特點：一是原書結構上的調整，二是語言文字層面的經營。首先，譯者無視原著各章之分別，而自出心裁，大膽地將原著的章節結構改為回目，導致了結構上的不平衡。具體地說，其將第一章劈作一、二兩回，第二章第一部分因之被放入第二回中，但這樣一來，第二回的字數就變成第一回的三倍之多，故此，原作各章字數大致相當的背後的相對平衡、自成一體的結構，也就在這一譯本中消失了。
其次，譯者竭力使用北京土語寫小說中人物的對話，時常還不忘操持舊小說的習語，使之披染上一層章回小說之風味，但是，我們很難想像類似的表述，會出自達夫之手。如第二回末五段中，有四段話重複以「且說」此類舊小說「話頭」開頭：「且說姚老爺合家老小出門在途，……」；「且說眾人順著保定大道一天工夫趕到涿州，……」；「且說姚老爺一家開始三日途程，……」；「且說眾人第四日響[晌]午稍許一歇，……」。這樣的陳詞濫調，豈不構成對鬱達夫自謂的「對於翻譯，我一向就視為比創作更艱難的工作。」（鬱達夫《談翻譯及其他》，《鬱達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49頁）的反諷？
但弔詭的是，《華僑評論》的編者和譯者汎思，可能都熟悉林語堂對《京華煙雲》的第一個全譯本——1941年上海春秋社出版的鄭陀、應之傑譯《瞬息京華》——的評價，因其連載之正文前，亦有如下按語：
林語堂博士的英文原著《MOMENT IN PEKING》是一本偉大的傑作，自出版以來，風行一時。本刊茲得汎思先生的合作， 分段譯出逐期登載本刊，以饗讀者，汎思先生不僅譯筆信雅，且對北平話下一般苦工，故於書中人的對話，神態身份，描摹盡致，譯風別具一格，敬希讀者留意。——編者我們知道，也正是在對鄭陀、應之傑譯本的長篇討論之中，林語堂道出了自己委託鬱達夫翻譯此著的全副設想：「一則本人忙於英文創作，無暇於此，又京話未敢自信；二則達夫英文精，中文熟，老於此道；三、達夫文字無現行假摩登之歐化句子，免我讀時頭痛；四、我曾把原書籤注三千餘條寄交達夫參考，如此辦法，當然可望有一完善譯本問世。」（林語堂《談鄭譯〈瞬息京華〉》，陳子善編《林語堂書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8頁）而作為理想人選的鬱達夫，不僅中英文俱精，還能掌握地道之京話，可採京話翻譯，其譯品因此頗有望成為《京華煙雲》最權威、可靠的譯本。另一方面，語堂對翻譯的語言問題之重視，也可從上述感言中嘗鼎一臠。
事實上，作為此一譯事贊助人的林語堂，作為曾獲得過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的文學家，對翻譯的語言問題重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京華煙雲》甫一出版，聽聞國內有翻譯出版消息，語堂當即發表重要聲明，「勸國內作家勿輕易翻譯」。其後又表示：「我不自譯此書則已，自譯此書，必先把《紅樓夢》一書精讀三遍，揣摩其白話文法，然後著手。」鄭陀、應之傑譯本以其「未諳北平口語」，且夾雜上海話，令語堂深表不滿。考察其相關論述，至少包括如下重點：其一，在白話與文言之間，傾向於白話；其二，在口語與書面語之間，強調口語為主，無口語則用書面語；其三，在眾多方言之中，獨獨青睞北京話，為的正是其中有大量淺白清白之白話、口語足敷使用。簡言之，林語堂並不希望對譯入語（target language）——漢語——有絲毫的扭曲，反而希望破壞英文原著的語言結構、內在的意指網絡，從而成就一上佳的中文作品。然則汎思的譯本表現如何呢？
請舉例以言之。汎思譯文第二回第三段，介紹八國聯軍侵華、庚子事變之起因，謂「那端王欲使太后猜忌各國對其廢立之舉有意阻撓，故假造列國公使會銜照會，要求太后讓位光緒親政。太后不知情詭，乃遽信以為真，因見那義和團以驅逐洋人為幟，甚足號召一時，乃毅然決用之以雪同仇之恨。但有幾個朝臣，卻是深明大義，認為拳匪焚毀使館之議，有違西洋慣例，乃極力諫阻。無奈均遭端王黨徒謀殺。……」純是文言口吻，極少口語，甚且，小說中人物的對話，就連一個十歲小女孩的思想意識，譯者也要大筆一揮，以半文半白、跡近文言的口吻出之。如臨行前姚老爺告訴木蘭，已妥善安置歷年所藏，但逃難歸來後，是被人刨去，還是仍屬於自己？都在未定之天。這時，木蘭「同時又得了一個教訓」：「正是一人有無福氣只是命中注定。斷非偶爾逢遇。而有福必有德，才能享受。凡應分享福之人，一甕之水。見之變為銀。其不應分享福之人，一甕之銀，見之化為水。」顯然，這是以高貴典雅的語言風格重寫一少不更事的女子的片刻思緒，全然不符合其身份、語言特徵。
試看原文：「This made Mulan happy. But it was also a lesson to her. Luck, or fochi, was not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to a man from the outside, but was within him. To enjoy any form of luck or earthly happiness, a man has to have the character to enjoy and keep it. For one qualified for luck, jars of water will turn into silver; and for one who is not qua1ified, jars of silver will turn into water.」在這裡，敘述者試圖運用自由間接思想（free indirect thought）這一敘述策略，講述一個關於好運、福氣的古老的東方哲理，雖然可否出自一個少女的頭腦仍不免讓讀者生疑，但在這部「太像外國話」的英文原作的上下文中，相近的句法、文法、腔調，都保證了它至少擁有相對穩定的節奏，而顯得不那麼突兀。可在汎思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高貴化（ennoblement）的翻譯取向之下，原作內部的語言多樣性和創造性、複雜性既無法體現出來，作為小說背景的文言的敘述，也無法與小說人物對話的口語之間聯繫起來，形成內在的一致性。
更有趣的是，編者按語極力褒揚譯者對北平話下過功夫，但汎思的譯稿中卻充斥著不少「假摩登之歐化句子」。且看汎思譯作第一回開頭：「話說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那天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西口停住一隊騾車，有的排過街外沿著大佛寺粉紅圍牆一條南北夾道。」這是對下面這句話的忠實的直譯：「It was the morning of the twentieth of July, 1900. A party of mule carts were lined up at the western entrance of Matajen Hutung, a street in the East City of Peking, part of the mules and carts extending to the alley running north and south along the pink walls of the Big Buddha Temple.」又如姚老爺出場時形容他「好似提防被人不定前後左右猛然一下子打過了來一個模樣。」而其原文是「the body……ready for a surprise attack at any unsuspected moment from the front, the side, or behind.」這裡的中文翻譯，也同樣是十分機械的直譯。
當然，這並不是說直譯本身有問題，恰恰相反，好的翻譯不免要混用直譯和意譯（思果《翻譯研究》，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第13-14頁），但看上面所引的這幾句話，要一口氣讀完實在都很困難，更遑論達旨與否。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它們都是不常見的中文長句，其中第一句有三十二字，第二句二十一字（這一點，我們當代人似乎可以接受），第三句二十五字，也是近代以來屢遭譏評的「歐化」句式。提倡白話文學的新文學家，雖然大率使用過「歐化」的長句，但語堂對此卻深惡痛絕。他認為，「句法冗長者，非作者願意冗長，乃文筆未熟，未得恰當文語以達其意而已。」（林語堂《談鄭譯〈瞬息京華〉》，陳子善編《林語堂書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0頁）因其深知，典範的中文表達，當以簡潔、凝練為要，而且，無論中文、外文，總要求「用字須恰當，文辭須達意」。
鬱達夫在《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等早期作品裡，鬱達夫也曾寫過一些「假摩登之歐化句子」，但到了三〇、四〇年代，早已棄之如敝屣，若謂其翻譯文字會如此不通，而且將這一不通文字還勇敢地置於一本著作的最重要的位置——全書的開頭部分，這是讓人斷然不敢相信的。當代批評家愛德華·薩義德說：「但凡作家，都知道選好開端，不僅因為下文大大地取決於開端，更是因為一個作品的開端，幾乎可以說，是進入其內容的主入口。而且，一本書寫完後回頭看，它的開端可以視為一個點，由此出發，作者與所有其他作品踏上兩條不同的路；作品的開端，一上來就確定了同已有之作品或連續、或對抗或兩相混合的關係。」（愛德華·W·薩義德《開端：意圖與方法》，章樂天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19頁）然而，《華僑評論》刊汎思譯《瞬息京華》不僅擁有這樣失敗的開頭，而且文中多有誤譯、刪譯、強（弱）化表達等等瑕疵，足見譯者的中英文及翻譯功夫難稱高明。
至此，識者不難發現，《華僑評論》之編者按極力褒揚譯者，對北平話下過功夫，究系溢美之詞，而其中隻字不提鬱達夫翻譯之事，既有抹殺鬱譯、獨標自家譯作之嫌，且暗示出譯者「汎思」實另有其人，有待進一步查考。再者，若此文屬鬱譯之重刊本或盜印本，語堂焉能無片言隻語？但引人矚目的是，彼終其一生，從未提及此一譯作，推想起來，或是未能親見、據以作文，或是以為不過是又一種劣譯，不值一提罷了。
綜合上述討論，《華僑評論》載汎思譯《瞬息京華》既非出自鬱達夫之手，亦非鬱譯之重刊本或盜印本，庶幾可以定論焉。然而，何以會出現此種「張冠李戴」之現象？原始其本末，乃是林語堂故居方面，誤將《華僑評論》載汎思譯作等同於《華僑周報》所刊鬱達夫譯文，而未能有嚴密考證所致。大抵十餘年前，有感於某些學界中人特重輯佚而無意辨偽、考證之風氣，鬱達夫研究會的陳松溪先生就曾經發表過這樣語重心長的看法：
既然確定一篇作品是否出自鬱達夫的手筆——特別是那些未署名的作品或用其他筆名發表的作品是否出於鬱達夫手筆，是要調查研究，從多方面來論證的，那麼，我們就不要單憑自己主觀的設想或者不切實的旁證，宣稱某一作品是鬱達夫的佚文。（陳松溪《關於鬱達夫抗戰佚文的辨認》，《新文學史料》1997年第3期）
誠哉斯言，發掘、整理近現代文學作品在內的一切文獻史料，皆須綜合輯佚、辨偽與考證這三方面的工作，而不必如俗語所謂「揀到籃裡就是菜」，輕易判定某文當屬某人之散逸文字者也；至於整理，則須嚴格遵守古典整理規範與作業程序，「不可不精詳審慎，而務止於至善。」 （梁啓超：《立憲法議》，《梁啓超全集》第1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7頁）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故居發表此一譯文之前言稱，林語堂的《京華煙雲》，「在當時的上海有諸多粗陋的盜印及濫譯本」（故居方所依據的或是秦賢次、吳興文編《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林語堂卷》（《文訊》第21—31期，1985年12月—1987年8月），其所錄1949年之前《京華煙雲》中譯本只三種，皆系上海出版者，其疏漏無須贅述）其實，此書在四〇年代的上海、北平都有譯本，至於究竟有哪幾種是盜印、濫譯，翻譯史、文學史和出版史領域的研究者們都還在研究，在未作出可靠的結論之前，似不可一概否定，厚侮先賢。另，或可補充的是，至1940年，日本也已出現三種日譯本，但全然刪削原作中的抗日救亡思想（施建偉：《〈京華煙雲〉問世前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2年第1期），實不敢令人恭維，當年耳聞此事的達夫，就曾建議林語堂，不必搶時間與此一較短長（鬱達夫：《談翻譯及其他》，《鬱達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49頁）。
至於前言交代此事之背景，將林語堂委託鬱達夫翻譯的時間記誤，且引用了兩處富有爭議性的記錄，即其所付訂金金額與英文原著初版時之暢銷資料，似皆是不必要的疏忽，應予一定之注意。
二零一六年春末改訂於滬寓(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