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世時代漫長的爭權奪利的戰爭中，最後壯大起了一位將軍德川家康，他與一般的武人有所區別，在武功之外，又重文治。公元1602年，德川家康在受封「徵夷大將軍」、壟斷權勢之前，便已在其駐地江戶（今東京）的富士見亭，特地設立一座文庫，這便是有名的「楓山文庫」，亦名「紅葉山文庫」。這一文庫著力於搜集中世紀時代掌握於僧侶手中的一部分漢籍，特別是其中的善本。如把原稱名寺金澤文庫中的一部分中國文獻典籍移藏於此。此外，這一文庫主要是通過書商的渠道，直接從中國購買。
江戶時代19世紀中期由著名的漢籍目錄學家森立之等編撰的經籍訪古志中，多處提到「楓山官庫藏本」，即指由這一文庫收儲的德川氏珍本。楓山文庫本，有兩個特色，一是把中世紀時期金澤文庫的善本，大量地化為己有；二是通過商賈從中國購得大批的地方志。在德川家康死後，其所藏和刊印的漢籍，一部分，曾作為重要遺產，分割與其後裔。其尾陽（今名古屋）一族，創建「尾陽內庫」，更通過書賈，在中國買書。
今蓬左文庫（尾陽內庫的後身）藏漢籍中，屢見有「寬永幾年買本」即是。日本江戶時代，商業經濟較以前有了很大的發展。這一時代，町人崛起，他們在經濟上富裕的同時，也逐步地進入文化領域。江戶時代的哲學、文學、史學等，都具有庶民文化的特點。原先，文化在平安時代由貴族所掌握，在五山時代由僧侶所掌握，在江戶時代，它開始走向城市民眾之中，文化由社會某一階層所壟斷的局面被打破了，其接觸面有了較寬闊的拓展。日本江戶時代的漢學奠基者藤原惺窩，原本是一位僧侶，然而他卻由佛門返俗，研究漢文化。
這種情況，與中世紀五山時代，如13世紀北條實時由將軍之門出家為僧，在關東稱名寺內建立文庫，收藏漢籍，研究中國文化，已經很不相同了。江戶時代中國文獻典籍的東傳，便與這一時代文化發展的這種總趨勢同步。公元1797年，日本本城維芳日譯《通俗平妖傳》，他的朋友皆川淇園在為該日譯本所寫的《序》中，曾經這樣描述了中國明清小說在18世紀日本流傳的狀況:餘與弟章幼時嘗聞家大人說《水滸傳》第回魔君出幽將生世之事」，而心願續聞其後事，而家大人無暇及之。餘兄弟請其書，枕籍以讀之，經一年後粗得通曉其大略。及十八、九歲，得一百回《水滸》讀之。
友人清君錦亦酷好之，每會互舉其文奇者以為談資。後又遂與君錦共讀他演奇小說，如等諸書，無不遍讀……最後得《平妖》讀之，與君錦、弟章玩讀不已。此距今四十餘年前事也。這段《序》文表現了作者青少年時代（即18世紀中期）對《水滸傳》等中國章回體小說的熾烈的憧憬，以至老年回憶往事，餘情仍溢於言表。
像《水滸傳》這樣的中國明代小說，大概是在17世紀後期，經由商人之手傳入日本的。今日本鈴木文庫藏明本《二刻英雄譜》，可能便是最早傳入日本的一個本子。此本每卷首尾都有原所有者讀書日期注文，其中一些精彩的章回，還重讀過幾次。其日期注文，或以年號，或以甲子，隨手寫來，並無定規。若將它們排列起來，則在清康熙癸丑（公元1673年）至丙辰（公元1676年）之間。最早引人注目處則有手識文一段:乙未夏六月十九日日本人山形八右衛門，乞望餘《水滸傳》及《三國志》。
《志》部中文理不審之處，以明詳之由。雖萍水之交，芝蘭一般意也。故不辭，以所知示。語語部文理，實可愧愧。這一段「識文」，雖不十分通順，但卻有很高的價值。由此可以知道，此本《二刻英雄譜》由一位中國人帶往日本，時間不晚於公元1676年，而到公元1677年（乙未）此人應日人山形八右衛門之請而講述《水滸傳》和《三國志》。估計此位中國人是一位客商，而山形右衛八門極有可能是一位「唐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