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遺址發現60年的回顧、反思與展望

2021-02-08 考古匯

1959年,著名古史學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研究員為調查「夏墟」,率隊於5月16日發現二里頭遺址,認為「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1],趙芝荃和高天麟先生複查確認這裡是一處大型遺址。1959年秋,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分別在二里頭遺址進行試掘,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獨立承擔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工作,至今已經60年整。60年來,累計發掘面積達4萬餘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二里頭遺址是迄今為止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國都城遺址,是研究中國早期國家和文明形態的重要對象,在夏商歷史與考古學研究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重大學術價值。(圖一)

 

圖一  二里頭遺址航拍圖

 

一    回  顧


(一)田野考古工作

 

二里頭遺址考古是近60年中國考古學發展歷程的縮影。根據工作目的、任務和內容的變化,可大致將二里頭遺址前6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分為三個大的階段。

 

第一階段,1959年—1979年,對二里頭遺址文化遺存的文化分期、內涵和性質的全面了解,是本階段的主要目的和任務。

 

考古工作隊在遺址多處鑽探、發掘,並很快取得了初步成果。首季工作,發掘者就依據層位關係將早於鄭州二裡崗文化的文化遺存分為早、中、晚三期,還發現有鄭州二裡崗上層遺存,仰韶文化和廟底溝二期文化遺存。推測晚期是洛達廟類型商文化,「或許相當於商湯建都的階段,更早的文化遺存可能是商湯建都以前的」。這一認識影響了以後數十年對二里頭遺址性質的研究。

 

工作第二年的春季,根據遺址上的主要道路、水渠和自然村間的地界,把整個遺址分為9個發掘區,平面略成「井」字形。當年秋冬季時,鑽探發現長、寬各約100米的大面積夯土建築基址(即1號宮殿基址),並進行了試掘。

 

此後一直到1978年,先後進行了多次鑽探和發掘,鑽探出34塊夯土基址,完整揭露1號宮殿基址,揭露了2號宮殿基址的大部分;在遺址Ⅲ—Ⅸ區特別是Ⅲ、Ⅴ、Ⅵ、Ⅶ區發現規模較大的中型墓葬,出土多件青銅容器、青銅武器、大型玉器、漆器、綠松石器等;遺址南部靠近洛河故道的區域發現較多銅渣、陶範和坩堝殘塊;在北部和東部發現大量骨料和制骨工具[3]。

 

第一階段的發掘,以可靠的地層關係和豐富的遺存為基礎,初步形成了將二里頭文化劃分為四期的分期方案,確立了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遺存的可靠時間框架,為進行其他方面研究奠定了基礎,為其他遺址建立時代框架提供了參照。與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同步,工作隊也注意及時發表田野考古成果,至1983年,發表1篇考古調查簡報、7篇考古發掘簡報、1篇徵集的重要文物介紹資料,1999年出版了考古報告《偃師二里頭》。特別是1號、2號基址等大型夯土建築基址,Ⅲ、Ⅷ區青銅容器、玉器,Ⅵ區出土物豐富的中型墓葬,Ⅶ區精美的青銅爵、多件大型玉器等重要資料的發現和發表,確立了二里頭遺址作為中國早期國家都城遺存的重要學術地位,為夏商考古、歷史研究提供了極佳的資料。

 

第二階段,1980年—1998年,既有為了特定學術目的而開展的主動發掘,又有因配合各種基本建設而進行的被動發掘。

 

1980年春季開始,工作隊先後發掘Ⅳ區鑄銅作坊,Ⅲ、Ⅴ、Ⅵ、Ⅸ區的中小型房基、中小型墓葬,Ⅵ、Ⅸ區的祭祀遺存,Ⅵ區的制骨作坊,Ⅻ區現洛河河灘內灰坑、墓葬及與建築有關的遺蹟,出土了一批青銅禮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綠松石器、海貝等奢侈品或遠程輸入品。搶救、徵集了青銅鼎、盉等重要禮器。

 

發表了1部圖錄、7篇考古簡報和13則考古簡訊。本階段發現多組連續地層關係和豐富的遺蹟,細化了二里頭文化分期,將每期分為早、晚兩段,為在更精細的時間刻度上深化對二里頭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在現洛河河灘中發掘的二里頭文化重要遺存,更新了對遺址範圍的認識,為以後開展對洛河河道變遷、遺址出現和受到破壞的地貌背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在遺址內涵和布局方面,確認了鑄銅作坊的位置,新發現制骨作坊、祭祀遺存和一批中小型房址、中小型墓葬,出土了數量可觀的銅器、玉器,豐富了二里頭都邑文化的布局和重要內涵[4]。

 

第三階段,1999年—2019年,對遺址聚落形態的探索為田野工作的重點,多為圍繞特定學術目的的主動性發掘。

 

1999年秋季開始,對遺址全面測繪,首次對遺址邊緣地區及其外圍進行系統鑽探和地形、地貌考察,並結合鑽探情況對東部發現的溝狀堆積進行解剖發掘,確認遺址的現存範圍、遺址邊緣區的現狀與成因。2001年春季,以20世紀70年代在中心區發現的道路為線索,對Ⅲ—Ⅵ區進行鑽探,在宮殿區東側、北側和南側發現3條垂直相交的大道。同時,對1號宮殿基址補充發掘,對宮殿區東北部2號基址區域發掘,發現3號基址及其院內的中型墓葬,此後直到2006年春季,先後在宮殿區發現、發掘4—9號基址,宮城東牆、南牆、北牆、西牆及其同側的大道,11號、12號基址;2004年—2006年,在宮殿區以南的道路南側,先後發現、發掘作坊區3號牆、綠松石器製造作坊、5號牆、10號基址。

 

2010年春—2011年春,對宮殿區北部進行系統鑽探和發掘,勘探基本摸清了宮殿區北部的遺存分布情況,發現有巨型坑1處,灰土集中分布區3處,大面積夯土、路土多處。通過發掘,對1號巨型坑及5號建築基址的年代、結構及性質等問題有了初步認識。2014年—2018年繼續對5號基址進行全面揭露。

 

5號基址位於二里頭都邑宮殿區東中部,與其東側的3號基址並列,二者中間以通道和暗渠間隔。總面積超過2700平方米,坐北朝南,方向約為南偏東4.5°。自南向北由4進院落組成,分別編為1—4號院。每進院落包括主殿、院內路土,各進院落的主殿均為以窄牆間隔成不同房間的連間排房,每進院主殿的連間排房均自西向東編號1、2、3……室,南側多有門道,第2、3號院的主殿北側也有門道。臺基以東、以北、以西有路土活動面。在第2—4進院落內共發現3排5座貴族墓葬。這些墓葬均打破基址的院內夯土和使用時期的路土,其上又被稍晚的使用時期路土所疊壓,確證這些貴族墓葬是在5號基址使用時期埋入,之後基址繼續使用。5號基址的修建和使用年代均為二里頭文化二期。5號基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進院落大型夯土基址,是中國後世多院落宮室建築的源頭,將「多進院落」建築模式的源頭上溯到了3700年前。其與3號基址這種外圍無圍牆、多進院落、院內有貴族墓葬的宮室建築格局和內涵,以及宮殿區外圍無圍牆的都邑整體布局,構成了二里頭文化早期宮室建築、宮殿區布局的獨特特徵[5]。(圖二——圖五)

 

圖二  二里頭遺址5號基址

圖三  5號基址院內灰坑

圖四  5號基址院內墓葬

圖五  5號基址院內墓葬出土部分器物

1、2.5號基址院內墓葬出土銅器3、4.5號基址院內墓葬出土玉器

 

2011年秋—2012年春,對圍垣作坊區進行了勘探,2012年秋—2013年春,在作坊區西側進行發掘,發現二里頭文化時期的牆垣、道路、墓葬、灰坑及建築等遺蹟。

 

本階段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比較注重採用自然科學的技術手段進行測繪、記錄、測試、分析,提高測繪的精度、記錄的質量和獲取信息的廣度和深度,提高工作的科學性和規範程度。2002年開始,發掘中全程使用電子全站儀測繪,全程使用數位相機拍照、攝像,並使用三角架,提高影像的質量;2015年開始,全面使用數碼拍照、精確測繪、三維建模製作遺存的數字影像、圖紙,並以全站儀測繪校正,提高工作的精度和效率;2015年開始使用arcgis軟體和數位化管理平臺,建立考古資料地理信息系統。

 

至2018年,已發表22篇考古簡訊、7篇考古簡報,並於2014年出版一部5卷本考古報告。對二里頭遺址的現存範圍及成因、遺址的宏觀布局及聚落的歷時性變化等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宮城城垣、井字形道路網絡、圍垣作坊區、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群、貴族墓葬、綠松石龍形器等重要遺存的發現與發掘,進一步強化了該遺址在中國早期國家與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二)研究工作

 

與發掘工作基本同步,60年來學者們對二里頭遺址(包括二里頭文化)的遺物(包括文字與刻劃符號)、建築、墓葬、年代學、宏觀態勢(以文明演化進程、國家形成為主要議題)、地理環境、聚落形態、考古學文化、考古學與文獻學整合基礎上的歷史復原研究(即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問題)這9個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6]。其中絕大部分論著是關於考古學與文獻學整合基礎上的歷史復原研究。

 

根據研究成果的數量和內容,可將二里頭文化的研究歷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9—1976年,研究起步階段。

 

僅有十餘篇論著涉及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研究內容以探索夏文化為主要議題,少量涉及到建築、玉器。安金槐先生等人提出的洛達廟類型是商代早期遺存的觀點,以及文獻功底深厚的徐旭生先生在調查簡報中提出的「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的論斷,影響深遠。根據發掘材料,發掘者逐漸形成了二里頭遺址是湯都西亳的觀點。許順湛先生在1960年提出二里頭遺址下層文化有可能是夏文化的觀點,惜未引起學界重視。直到1974年1號宮殿基址,1975年Ⅲ、Ⅷ區中小型房基、青銅容器、大型玉器資料發表之後,學術界才首次出現2篇專門研究二里頭的論著。「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目前是大多數學者的共識。李民和文兵先生在1975年即提出並論證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確是一個系統,一個類型,是逐漸發展的」,「一期至四期年代,約自公元前1900—前1600年」,同「依據歷史文獻記載所推算出來的夏王朝中、晚期的年代基本上是相符合的」,「二里頭遺址及其遺物很可能屬於夏文化」,「其社會歷史的發展階段已經進入階級社會。國家就是在這個階段上出現的」。在當時多數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三、四期為商代早期的情況下,能有這樣的認識並詳細論證,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第二階段,1977年—1995年,研究的較快開展階段。

 

1977年,夏鼐先生首提「二里頭文化」的命名,並被學界普遍接受,影響深遠。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召開,主要圍繞登封告成遺址的發掘,探討夏代文化的問題,發表了四種意見,多數學者認為至少二里頭文化一、二期屬於夏文化,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三、四期屬於商代早期的湯都西亳。鄒衡提出主張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顛覆了此前20多年來所建立的夏商文化認知體系。四種意見都肯定了二里頭文化一、二期是夏代文化,尋找夏文化,就應當從這個時期和其前後去進行發掘和研究。1978年《河南文博通訊》發表了此次會議上夏鼐、鄒衡、趙芝荃、安金槐等先生的會議論文,學界隨後掀起了探索夏文化的熱潮。此後每年都發表數十篇(部)不等的相關論著。

 

前兩個階段以解決二里頭文化的文化內涵、分期、分布、類型及古史復原研究為主要議題,體現出明顯的文化史研究特色。

 

第三階段,1996年—2019年,研究的深入開展階段。

 

1996年5月啟動的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專門設置了「夏代年代學的研究」課題,並下設「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頭文化分期與夏商文化分界」專題,極大地推動了二里頭文化年代學及古史復原研究。

 

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被普遍應用。儘管文化史研究仍然佔據著重要比例,但社會史研究逐漸受到關注,這極大地推進了二里頭文化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2002年6月啟動的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採取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將碳十四年代測定、環境考古、人骨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器和玉石器的製作工藝研究等方面的探討廣泛地運用到二里頭遺址研究之中,在年代學、自然環境特徵、人類自身與體質相關的特徵、人類的多種生存活動以及生產行為特徵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二里頭遺址是迄今為止中國考古學學科範疇內科技考古各「兵種」介入最多的一個遺址,大型考古報告《二里頭(1999—2006)》則是迄今為止我國參與編寫的作者人數最多的一本考古報告。

 

此外,從理論與方法論層面進行反思漸趨深入,涉及到二里頭遺址的都邑歸屬與二里頭文化的族屬、傳世文獻及其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夏文化」的內涵、考古學文化變遷與王朝更替之間的關係、歷史發展階段劃分、考古學的特徵與短長等方面。

 

總體看來,這一階段的研究數量大增,甚至超過之前兩個階段研究成果的總和。儘管古史復原研究仍佔據著比較重要的地位,但在研究理念轉變、自然科學技術廣泛介入等因素的刺激下,二里頭文化在聚落形態、環境考古、生業考古等方面的研究異軍突起,方興未艾。

 

綜上,二里頭遺址的田野工作已取得不菲的成績,以此為先導的二里頭文化研究也在不斷深入。自20世紀80年代起,二里頭文化的本體研究進入到一定階段之後,學界開始對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進行了積極探索,涉及到禮樂制度、都邑規劃和居住形式、疆域控制體系、人口、精神生活、音樂藝術、社會生產、天文曆法、農業生產、飲食加工、婚姻生活、交通等內容。相信隨著自然科學技術和社會考古學理念的進一步應用,二里頭文化社會生活研究將會進入更為廣闊的階段。

 

(三)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二里頭遺址發現不久,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在二里頭遺址設立專門的工作隊伍進行鑽探、發掘和研究工作。二里頭工作隊對二里頭遺址內涵、價值和意義的揭示和闡釋,為二里頭遺址的保護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工作隊肩負起保護遺址、搶救文化遺存的重任,隨時監督遺址安全情況,與地方文物主管部門一起,竭力保護遺址,與一切破壞遺址行為做堅決鬥爭;進行大量搶救性發掘,對於遺址保護和搶救,做出了巨大貢獻。

 

考古發掘在獲取遺存信息的同時,也對文化遺產造成了破壞,因此從20世紀60年代發掘1號夯土基址開始,即注意對重要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發掘到夯土表面即不再向下發掘,僅選取個別部位進行最小限度的解剖發掘。後來隨著發掘理念的提升,注意對重要遺存的套箱提取。近20年套取了多組重要遺存,在室內進行精細發掘,綠松石龍形器即是套取到室內發掘清理出來的。2015年以來套取的幾座貴族墓葬,自然科學和技術多個學科參與論證、取樣、研究,室內精細發掘,獲得了更多關於墓葬中所用材料及其使用方式、相互關係等方面的細節。

 

二里頭遺址於1963年、1988年先後被列入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全國第三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基於二里頭遺址重要的學術、歷史和科學價值,以及遺址面臨的安全形勢,偃師市人民政府於1994年、2002年專門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二里頭文化遺址、漢魏故城遺址和屍鄉溝商城遺址保護的通知》《關於切實保護二里頭遺址的緊急通知》,加強對二里頭遺址的保護。2006年、2011年、2016年分別被列入國家大遺址保護「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專項規劃的大遺址,二里頭遺址的科研、保護、利用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

 

2006年,中國建築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編制的《二里頭遺址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通過國家文物局組織的評審,並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這是第一部專門針對二里頭遺址的保護規劃,劃定了重點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並劃定了建設控制地帶,制定了保護措施。2009年7月,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洛陽市偃師二里頭遺址和屍鄉溝商城遺址保護條例》,根據遺存分布劃定遺址保護範圍,劃宮殿區、銅鑄作坊區、祭祀區、綠松石作坊區、貴族墓葬區為重點保護範圍,周邊向四周各擴100米為建設控制地帶,並明確規定了保護措施,從法律層面加強了對二里頭遺址的保護。

 

(四)展示利用工作

 

充分利用和展示二里頭遺址的重大價值,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鼓舞群眾,促進當地社會全面發展,也是近年來各級政府、機構關注的工作。二里頭遺址出土遺存一直是從偃師市到國家博物館在內各級博物館的基本陳列、臨時陳列的重要內容。

 

20世紀80年代末,二里頭工作隊為時任二里頭村支書、全國人大代表王中嶽同志代筆的《建設二里頭博物苑建議書》成為全國人大正式提案,希望創建一個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2001年4月,時任河南省長李克強專門到二里頭遺址調研,提出「要高度重視二里頭遺址的保護工作」,並指示有關部門儘快做好二里頭遺址展示、利用工作。2016年3月,二里頭遺址博物館建設工作列入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重大文化建設項目」,並於2017年6月奠基;2017年12月,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被列入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立項名單,二者均將於2019年10月建成開放。

 

(五)價值傳播及普及工作

 

60年來,二里頭工作隊發表過2部考古報告、1部陶器圖錄、21篇考古簡報、36篇考古簡訊,比較及時、全面地公布調查、發掘資料,供學界研究。學界對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進行的研究較多,甚至一度成為夏商考古領域的熱門題目。研究成果也進入大中小學教材,成為國民教育的重要內容。近10年來,考古學者撰寫的以二里頭遺址為切入點、系統闡述了東亞歷史上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最早的中央之國形成過程的學術普及讀物《最早的中國》,以及近年關於二里頭遺址的電視、報紙、網絡報導,將二里頭遺址在普通民眾中的知名度和影響推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    反  思

 

反思是為了更好地提高、進步。關於二里頭遺址的各項工作,還有許多需要改進、提高之

處。

 

(一)田野考古工作

 

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和研究中,尚存在一些不科學、不平衡、不協調現象,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的理念、思路、目標、重點、方法需要一個科學、系統、長期的規劃、設計方案來指導,科研及技術人員嚴重不足、經費來源不固定、不充足的局面需要根本改變,以促進各項工作長期、健康、可持續地進行。

 

已開展過考古工作的區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對遺址鑽探、發掘的空白點還比較多,以往的工作主要集中於中心區,對包括一般居民生活區、遺址邊緣在內很多區域的地下遺存分布情況尚不了解。

 

遺址賴以存在的地貌環境及其演變情況、對遺址的影響情況,遺址外圍的邊界是否有清晰、規則的邊緣,是否有防禦設施等問題,有待深入摸清;遺址布局的大致框架已經廓清,但還有更多細節需要補充、完善;遺址除了井字形道路系統外,其他道路的分布、走向情況怎樣,井字形道路劃分的各區域之間如何聯繫和隔離,是否有牆垣、壕溝之類的設計,遺址是否有大型的給、排水系統,尚需繼續探明;發現的遺蹟種類主要是中心區的道路系統、宮城城牆、夯土建築基址、作坊區圍牆、房址、灶址、水井、祭祀遺蹟、鑄銅作坊、綠松石器製造作坊、制骨作坊、陶窯、灰坑、墓葬等,尚未發現製造玉器、石器、蚌器等器物的作坊和相關線索,尚未發現與大型夯土建築相稱的大型墓葬,也未發現大片墓地。即便已經認定的綠松石器製造作坊、制骨作坊,也僅發現了一處料坑和一些礪石,制骨作坊僅發現一些骨料和礪石,制陶作坊也僅見零星的陶窯,缺乏能體現完整或局部工藝流程的遺存。

 

田野考古雖然採用了一些新技術、新手段,但整體的科技水平、規範程度還需要進一步提高。

 

(二)研究工作

 

研究人員的學科方向、研究內容主要為考古學和歷史學,偏重於物質文化史、古史復原研究,禮樂制度、都邑規劃和居住形式、疆域控制體系、人口、精神生活、音樂藝術、社會生產、天文曆法、農業生產、飲食加工、婚姻生活、交通、工藝技術、地貌環境、生業經濟、測年等社會生活、科技方面的研究較少。學科參與的不平衡,勢必造成若干科學信息的流失和學術資料的浪費。

 

多學科研究方面取得了較多重要成果,但多學科合作解讀考古信息還有「兩張皮」的現象,自然科學和技術參與種類、涉及二里頭遺址遺存的廣度都需要拓展,結合的深度還需要加強。

 

(三)遺產保護、展示、利用工作

 

文化遺產保護、展示、利用工作與田野考古、研究存在部分脫節現象,未能充分吸收、利用考古科研成果,未能全面、準確地保護、展示和利用重要文化遺產,保護、展示和利用的科學、有效程度尚需進一步提高。

 

遺址保護工作面臨較大困難,遺址安全形勢依然嚴峻,遺址安全問題沒有切實、有效的保障。二里頭遺址現存面積約3平方公裡,其中被現代民居、墓地、廠房佔壓的面積超過1平方公裡,且佔壓的多為貴族居住、墓葬區,並有繼續擴大的趨勢,新建民居、新增墓葬、新種樹木、新挖坑溝、新修道路佔壓、破壞遺址的行為時有發生,重要遺存隨時面臨被破壞的風險。

 

《二里頭遺址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劃定的保護範圍合理、有據,但重點保護區僅包括宮城及作坊區北部,而未包括祭祀區、官營手工業作坊區全部、貴族居住、墓葬區等,顯然過小,不利於對重點區域的有效保護;建設控制地帶北界劃在遺址範圍線上,顯然也不合適。《洛陽市偃師二里頭遺址、屍鄉溝商城遺址保護條例》劃保護範圍北界在遺存分布範圍內百米左右,重點保護區未包括官營作坊區整體,顯然也需要調整。

 

(四)展示利用工作

 

遺址公園建成後是否方便繼續開展考古工作,繼續深入挖掘新的內涵和價值;二里頭遺址的價值非常重大,但可視效果一般,博物館和遺址公園是否能夠很好地展示遺址內涵和價值,如何持續、良好地運營、開放,如何有利於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促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待制度、經費等相關保障措施的探索和建立。

 

(五)價值傳播與普及工作

 

部分時段考古簡報、報告的全面程度、發表速度有待提高,重要遺存圖錄類圖書缺乏;對二里頭遺址的專題性和綜合性論著均有可拓展、深入的空間;面向公眾介紹二里頭遺址內涵、價值、意義的讀物、影像作品仍然較少,且生動性、易讀性有待繼續提高。

 

三    展  望

 

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繫民族精神,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的珍貴資源。保護文化遺產,保持民族文化的傳承,是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和創造性,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前提。考古勘查與發掘是遺產保護的科學依據和主要推動力,遺產保護是考古學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今後的田野考古、研究與文化遺產保護、展示、利用應統籌兼顧、協調發展,創建以文化遺產保護、全面復原古代社會為主要目標的新型考古模式。我們計劃通過開展系統、科學的考古工作,逐步深化多學科、全方位合作的研究模式,努力嘗試建立系統的文物保護、展示、利用和價值傳播方案。要在嚴格保護文化遺產的前提和基礎上,深入、透徹理解、有效挖掘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蘊含的重大歷史、文化和科學等價值,轉化為普通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讓文化遺產活起來,講好二里頭故事,讓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當代社會,充分發揮其公共文化服務和社會教育功能。

 

(一)田野考古、資料整理、資料庫建設工作

 

60年來的發掘面積只有遺址現存總面積的1.75%左右,雖取得了重大的收穫,但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的總體面貌仍有深入揭示的空間。我們將逐步開展以下工作:

 

嚴格遵照新版《田野考古工作規程(2009)》,在社會考古學理念指導下,突出聚落考古、多學科合作和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繼續探索二里頭遺址出現於此的環境、地貌背景及其後期演變情況。與環境地貌學專家深入合作,對二里頭遺址邊緣部分先行鑽探,並選取邊緣部分解剖發掘,努力解決上述問題。

 

繼續完成對遺址的全覆蓋、系統鑽探,並選取重點部位進行發掘,了解二里頭遺址夏商時期地下遺存分布狀況和聚落結構,及其歷時性變化。探索聚落內部各種功能區、各種遺存規模、規格、形制、分布位置和環境等方面的差別。探索動植物和手工業遺存的種類、數量、分布形態,通過對典型遺存的發掘和調查,了解生業的構成、經營方式,各類手工業的生產工藝流程、生產管理模式、產品流通、工匠身份、技術操作鏈和手工業經濟形態等。

 

踐行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對城牆、夯土建築、道路等重要遺存的發掘,儘量藉助區域內的晚期單位或剖面,儘可能少地進行解剖性發掘;對重要墓葬的發掘,儘量套箱提取到室內進行實驗室考古,套取之前,先對套取所涉及的區域進行解剖發掘。

 

充分使用現有高科技手段,利用RTK、全站儀等高科技手段採集遺存地理信息,用photoscan等軟體建立數字三維模型,用Arcgis、Adobeillustrator、Coreldraw等軟體繪圖。更加注意對發掘過程、資料提取過程、測繪過程的拍照、記錄,更多地保留遺存的時間、空間、環境信息。所有遺蹟和部分重要遺物發掘前、中、後均按照三維建模要求拍照,之後製作三維數字模型,同時,設置多個控制點測繪三維坐標。

 

不斷充實完善《二里頭遺址田野考古記錄與管理數位化平臺》,實現發掘遺存、各種記錄的網絡實時查詢,進行空間分析研究。科學、系統、大量採集各類測試樣品,為進一步開展多學科研究積累資料。發掘的圖文資料和實物資料需要妥善保管,建立倉儲式陳列室,供人查閱研究。

 

考古發掘時即考慮遺址現場保護、文物搶救性保護和遺址的可持續利用,制定工作計劃和預案。

 

(二)研究工作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正由考古學文化編年、物質文化史研究,向以聚落考古為手段的全面復原古代社會生活的社會歷史問題研究轉變。研究領域與課題的多樣化,以及研究技術方法的多樣化成為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

 

繼續探索二里頭都邑出現的環境、地貌背景及其後期演變情況。通過動植物遺存的分析,明確夏商時期二里頭遺址一帶的動植物種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復原當時的環境與動植物資源,探討當時的生業狀況。

 

進一步探索搞清二里頭遺址聚落布局及其歷時性變化更多細節,並與同時代其他都邑性遺址的聚落結構進行比較研究。在文化和聚落的基礎上,上升至社會組織、社會結構、政治控制模式與國家的統治模式、網絡、國家的興亡動因、背景等。

 

探索青銅器、玉器、綠松石器、石器、骨角蚌器、陶器製造作坊的分布格局,力求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各手工業的操作鏈、生產工藝流程、生產環境,分析其產品的原料來源、產品去向、流通情況,探討社會生產力水平、社會經濟結構以及社會組織結構。

 

(三)文化遺產保護、展示、利用工作

 

本體安全是遺址的生命線,應該採取有效措施,切實保護二里頭遺址安全。同時,正確處理遺產保護與文化、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的統籌協調,謀求遺產保護與社會各方面的和諧發展,努力探索既有利於促進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建設,又能美化城鄉環境、推動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大遺址保護與民生發展雙贏的新途徑。

 

建議成立高級別的協調機構,建立二里頭遺址管理委員會或二里頭遺址文化特區,專門統籌、協調二里頭遺址及周邊村、鎮的文化遺產保護、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並納入國家「中原經濟區」戰略,發揮二里頭文化「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這一崇高地位的優勢,建設「二里頭文化研究基地」,同步解決遺址區群眾生產、生活、文化產業發展等問題。國家相關專項資金(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專項資金)對二里頭遺址博物館、遺址公園的運營、維護提供專項財政支持。深入挖掘遺存的價值、內涵,創新展示、利用的思路和形式,努力讓文化遺產活起來,講好二里頭故事。統籌策劃遺址分布區內外的居民社會調控、土地利用調整、道路系統調整等規劃措施,調控保護區劃內村落布局,促進土地利用的合理化,改善環境與道路等基礎設施。以博物館和考古遺址公園為核心,推進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旅遊產業、觀光農業、特色休閒業的發展。在促進遺址保護的同時,調整經濟結構、保護生態環境、完善基礎配套設施、提高服務業和農業附加值,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

 

對於文物本體的保護,要做到發掘前有針對性預案,發掘中現場緊急保護處理,發掘後及時全面保護。對發現的重要遺蹟進行復原和研究,建設3D數字復原模型。發現的可移動文物要及時採取保護措施並妥善保管。進行文保微環境與遺址針對性實驗,為下一步的工作打好基礎。

 

(四)價值傳播與普及工作

 

提高報告整理、發表的速度,探索考古報告編寫的新範式,儘可能全面、客觀、科學發表資料。儘快整理、出版重要遺存圖錄、資料集。積極採取多種形式、多種途徑,推動對二里頭遺址的專題性和綜合性研究,促進面向公眾介紹二里頭遺址內涵、價值、意義的讀物、影像作品的創作和傳播,更好地讓二里頭活起來。

 

在考古工作過程中,適時適度地開展公眾考古活動,將考古發現、科研成果及時準確地進行報導,確保考古工作與大眾宣傳兩不誤。採用製作宣傳欄、宣傳板、考古工地公眾開放日、重大階段性成果發布會、媒體宣傳報導等形式,及時、有效地將遺址考古工作進度、重要發現以及研究成果定期公開發布,使公眾及時了解發掘工作的進展和成果。宣傳活動中突出二里頭遺址的歷史、文化、科學、藝術和社會價值,以及保護的重要性,使公眾深入了解考古工作的意義,同時增強公眾對家鄉歷史文化的自豪感及保護文物古蹟的意識。

 

二里頭遺址發現60年來,各級政府機構、幹部群眾、國內外專家、民眾的關注和支持,有力促進了工作的開展。田野考古、研究、保護、展示利用、價值傳播和普及工作的成績和缺點並存,動力和困難同在,希望和挑戰相伴。任重道遠,我們意識到了肩上擔子的分量,也對後繼有人的二里頭田野考古、多學科研究、文化遺產保護、展示、利用、價值傳播和普及工作的未來充滿信心。在科學、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二里頭遺址各項工作將譜寫出新的篇章,為學界提供更豐富的研究素材、思路與借鑑,保護文化遺產,保持民族文化的傳承,為公眾提供更有歷史文化魅力的精神食糧。

 

注釋:

[1]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J].考古,1959(11).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遺址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1999~2006[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市二里頭遺址牆垣和道路2012~2013年發掘簡報[J].考古,2015(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市二里頭遺址宮殿區1號巨型坑的勘探與發掘[J].考古,2015(12);趙海濤,許宏.新探索與新收穫:近十年二里頭遺址田野考古概述[J].南方文物,2018(4).正文凡引用二里頭遺址考古資料而未註明出處者,均出自上述文獻。

[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1959年—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4]杜金鵬.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二期考古工作回顧[J].待刊.

[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市二里頭遺址宮殿區5號基址發掘簡報[J].待刊;趙海濤.二里頭都邑聚落形態新識[J].待刊.

[6]許宏.二里頭遺址發掘和研究的回顧與思考[J].考古,2004(11).



圖文來源:《中原文物》2019年04期

作者:趙海濤、許宏、王振祥、孫慧男、卜瑩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責編:靜靜

審核: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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