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4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14日刊文介紹了一位嫁到日本農村的上海姑娘面對離婚的故事。
文章摘編如下：
一個從大上海嫁到日本偏僻農村的中國新娘，要到東京找中國大使館。卻不知道路應該怎樣走……
那天，我們在電話中約好，下午1點鐘在上野車站中央口見面。因為從來沒有見過面，我告訴她我的特徵：頭髮近乎全白，手拿一份《日本新華僑報》。她也告訴我她的特徵：抱著孩子，穿牛仔褲。
在和她「赴約」的途中，我想起來了：不久前的一天，她從茨城縣偏僻的農村給編輯部打來電話，說日本丈夫要和她離婚了，丈夫已經向家庭裁判所遞交起訴書了，丈夫一定讓她把孩子留下。
我接到這個電話後問：「你今年多大歲數?」
她回答：「25歲。」
我又問道：「你先生今年多大歲數?」
她回答：「50歲。」
當時，我心裡「咯噔」一下，什麼也說不出來了。過去，我曾經開玩笑地對他人講：一個30歲的男人如果「愛」上一個5歲的女孩，他一定是變態者。如果有越軌行為，說不定要被槍斃；一個45歲的男人如果「愛」上一個20歲的女青年，那其中一定有難以對世人相言的歡樂與悲歌。
「你打算怎麼辦?」我問。
「我也要離婚!」她斬釘截鐵地回答。
「你能和編輯部經常保持聯繫嗎?」我問。
「不行。這個老傢伙在家時死看著電話；不在家時就把電話鎖起來。」她這樣訴說著。
最後，她還是把家裡的電話號碼告訴給了我。
從那以後，我幾次想給她打電話。但是，我擔心，如果接電話的是她的丈夫，如果產生了不必要的誤會，她的處境會更加險惡。就這樣，我沒有和她聯繫。
後來，她又來過電話，說丈夫還是要離婚，並且同意她把孩子帶走。「我想保留孩子的日本國籍，不知道行不行?如果我把孩子帶回中國，孩子的日本國籍還能保留嗎？我要去中國大使館問一問，但不知道怎麼走，你能陪我去一次嗎?」
我答應了她。先是相約在東京車站見面，她說：「不行，我只知道東京的上野車站，只知道上野車站的中央口，還是在那裡見面吧。」
我答應了她。但是，我怎麼也不敢相信她是從大上海來的中國人!我更不明白，她為什麼要從大上海跑到日本那個偏僻的農村呢?
按照約定的時問，我來到上野車站。遠遠地，我看見她抱著一個可愛的小女孩站在那裡。細細看，身材纖細的她，梳著兩條辮子，還完全是一副孩子的樣子。只是，她的額頭和眼角有幾條和她的年齡並不相稱的皺紋。大概，這是東瀛歲月「賜」給她的「副產品。
希望藉助婚姻改變自身命運的人，在結婚之際，就已經埋下了婚姻失敗的伏筆。
我們乘山手線電車在秋葉原換乘日比谷線地鐵，到六本木下車後走了10多分鐘，來到了專門辦理籤證事務的中國大使館領事部。
領事部工作人員的回答非常簡練：持日本護照到中國的孩子，第一次可獲得3個月籤證；到中國後還可以延長一次，為期也是3個月。半年之後，這個孩子要離開中國。否則，算是「不法滯留」，有可能「強制送還」。
她聽後心灰意冷。因為這意味著孩子如果長期在中國住下去，不僅會喪失日本國籍，還不能夠加入中國國籍。離開孩子，作為母親的她，無論如何是捨不得的；帶著孩子，孩子很可能成為無國籍兒童。誰也沒有想到，一場國際婚姻的失敗，會有如此麻煩的後果。
從領事部出來後，我們來到一家中華麵館。我們一邊吃，一邊談起往事。
她中學畢業以後上了一所中等專業技術學校，學的是車床專業。畢業後分配到一家工廠，自然是要和車床打交道。年輕的姑娘感到吃不消這樣的體力勞動，又恰逢工廠業務不景氣，便辭掉了這份「鐵飯碗」，在家居閒起來。
一天，同學的媽媽突然找到她，央求著說：「你給幫幫忙吧。我女兒答應今天晚上去錦江飯店和日本人相親，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跑了。你給臨時頂替一下吧。要不然，我以後沒有辦法做人了。」
她躊躇了一下，還是答應下來了。到錦江飯店地下一層的咖啡廳後，她發現自己是來得最晚的一個，前面已經有30多個女孩子了。日本人呢，只有兩位，一位是來「相親」的，一位是專門從事這個行業的「介紹人」。
她沒有想到，臨走時，一位40多歲的中國女翻譯告訴她：今天晚上7點鐘這個日本人還要在這裡見幾個姑娘。你回去後不要出門，8點鐘我們給你打電話。
她沒有想到，晚上8點鐘.電話真的來了，翻譯說：「那個日本人明天想約你出去玩玩。」不用說就可以明白這意味著什麼了。
她和父母說了這什事情。父母的回答是：「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好就行。」她和兩個姐姐說了這件事情，誰也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應該說，這個日本人也是認真的。他們在2月相識。此後，他每個月都要到中國，給她帶來禮品，給她的父母、姐姐帶來禮品。就這樣，她不顧及對方和自己25歲的年齡之差，不顧及對方曾經兩次離婚的婚姻史，在同年6月結婚了。11月，她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你當時沒有考慮他比你大25歲的事實嗎?」我問。
她坦率地回答：「也考慮過。我想，他如果在75歲的時候死了，我才50歲。那時我就回中國。」
「你如果現在離婚回國，家裡也不會高興吧?」我接著問。
她非常傷感地說：「這件事情就是這樣，好的時候大家一起好；壞的時候只有一個人壞。所以我現在也不願意和家裡講。」
看著她沮喪的面孔，我實在不知道怎樣說好。人，有的時候就是這樣，非要自己碰了釘子，才會知道婚姻畢竟不是兒戲。有人說，語言不通，習慣不同，是國際婚姻的障礙。我卻想說，國際婚姻的最大障礙是缺少愛情。
難為她了。從大上海來到日本後，先是被成田機場的恢弘氣派折服，後是被東京車站的熱鬧繁華懾服。從東京車站乘半個多小時的「新幹線」列車到小山車站後，她還為能夠坐上這種現代化的交通工具興奮呢！誰料，從小山車站還要再乘20多分鐘電車，窗外掠過的儘是田園風光。下車後環顧四周，摩天的高樓不見了，熱鬧的街道不見了，怎麼回事？這裡與蘇北的老家非常相似!這樣，她心裡涼了半截。
進「家」了。首先要拜見80多歲的婆婆。看著婆婆指手劃腳的樣子，她覺得婆婆絕對沒有80歲，家裡的一切事情婆婆都在做主啊!丈夫的哥哥來了，丈夫的姐姐來了，丈夫教她鞠躬寒暄，她卻怎麼也彎不下腰。「日本人的禮節，怎麼這樣囉嗦呢？」她沒有能夠入境隨俗，反而產生了牴觸情緒。
丈夫呢，好像也沒有在上海時那樣和藹了。僅僅在上海一家日語學校學習過3天日語的她，無法和丈夫進行語言交流。丈夫空閒下來的時候，就和她筆談，寫的最多的一個字是「嫁」，還常常拆開了寫，先寫一個「女」字，再畫一個箭頭，然後再寫一個「家」，告訴她女人就是要在家裡，主要要幹兩件事情：洗衣服、做飯。
丈夫的朋友來了，丈夫讓她倒茶，還要坐在旁邊。丈夫和客人一聊就是兩個小時，她全然不知道在說什麼。她忍不住了，丈夫的朋友再來時，她躲進屋裡，事後丈夫大發雷霆，說這樣做是「失禮」。
進家門一個星期，她開始發脾氣了。丈夫說：「你要學著做日本人。」她高聲回答說：「我是上海人!」丈夫說：「你不要大聲說話。」她索性打開窗戶，高聲喊道：「我沒有什麼可害羞的！」
這時，這位日本丈夫才發現在上海時總是笑眯眯的中國新娘是如此厲害。沒有辦法，丈夫讓她回上海去「換換心情」。
一個月後，她回來了，丈夫到機場去接她。一個星期後，她又開始發脾氣了。婆婆出面勸說，她和婆婆吵；丈夫的姐姐出面，她也不示弱。她覺得丈夫的全家都在欺負她，說又說不通，不只能吵嗎?
無奈的丈夫，只好讓她再回國去「換換心情」。結果，在結婚一年多期間，她回國數次，有時一住就是3個月。
她說丈夫在外面有女人。於是，她不斷地尋找證據，甚至坐著出租汽車跟蹤。丈夫自然不會承認，說那是朋友，是工作關係。
每逢發生矛盾，她都高喊著要離婚，要回國。為此，她不惜把冰箱裡的食品全部擲出來，不惜把丈夫的裘皮大衣用剪刀剪碎。
花費400萬日元才把中國新娘娶到手的這位日本丈夫，終於決定要離婚了。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對於這種家庭事務的是是非非，我難以做出評判。但是，我卻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國際婚姻的失敗，大多在於缺少愛情。愛情是什麼？有人說是奉獻，我卻想說是忍耐。不能夠容忍對方缺點的愛，是一種註定失敗的愛。
和一個人是修一條路。拆一個人砌一堵牆。我信奉這個生活哲理。
她的丈夫同意並且執意要離婚了。這樣，就出現了孩子的問題。她想保留孩子的日本國籍，又想把孩子帶到身邊。這種心情.是任何中國人都可以理解的。怎麼辦?
她的籤證，11月到期。她的丈夫表示：絕對不給她出任何保證人材料。這樣下去，她就會成為一個「黑戶口」，被動地成為一個「不法滯留者」。怎麼辦？
儘管她有許多缺點，但她畢竟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人在異國他鄉遇到困難，向中國人伸出呼救之手時，怎麼辦?
勸說她解除這個婚姻很容易。今後呢，今後怎麼辦?
後來，我與朝日電視臺的記者到她家裡去做聯合採訪。她的先生沒有想到，一向視若無能的她，居然能引來日本媒體的記者進行採訪。清晨還高喊著讓她滾到外面自己去住的日本人丈夫，中午還表示要讓她和孩子住到廚房的日本人丈夫，態度和緩下來了。我們長談了3個多小時.突出強調了一點：國際婚姻應該是一種有責任感的婚姻!
第6天晚上，她給我家裡打來電話，說：「我老公說為了孩子可以不離婚了。如果真的離婚了，他覺得我也很可憐。但是，他讓我向他姐姐道歉，還不讓我說這是他出的主意。你說，我應該怎麼辦呢?」
我，哭笑不得……(蔣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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