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映|《寄生蟲》:從三組家庭看韓國社會

2020-12-25 南大新傳

文字 | 彭潤秋 魏萊

圖片 | 來源於網絡

責編 | 餘寧 樸智英

排版 | 龍禹圻

今年2月份,電影《寄生蟲》一舉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成為首部摘下這一桂冠的亞洲影片。正如片名,這部電影圍繞三組家庭展開,講述的是人際社會中的寄生關係。當諸多影評已經將這部電影的故事線梳理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們不妨換一個方向,分別從三組家庭的角度出發,重新剖析電影中的林林總總。

基澤一家

基澤一家是整部影片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從基宇開始,基婷、爸爸、媽媽,他們逐個按照計劃「寄生」到了富裕的社長家,夢想著把這棟豪宅佔為己有。他們是處在社會較底層的群體,在步步為營向上階層攀爬的過程中,稍有閃失便葬身谷底。

實際上,對基澤一家的刻畫是一面反映韓國經濟焦慮的鏡子。2019年,韓國經濟繼續呈環比下降,達到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萎縮。同時,韓國失業率也創19年來新高。在此背景下,基澤一家可謂是苦於在社會中尋找生存出路的人的真實寫照。

影片中主角家讓人印象深刻的半地下室廁所,就是韓國窮人區生活情況的再現。雖然導演奉俊昊在接受採訪時也承認,為了增加視覺效果,團隊在打造廁所的場景時更加誇張強調了空間的狹小逼仄,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如此擁擠。

然而也有批評家認為,影片中基澤一家的形象都過於「標籤化」,人物形象缺乏立體的層次感,完全被打造成了「壞窮人」。實際上,基澤一家更像一種被放大了的象徵符號,在這個精密的寄生結構下扮演著自己應履行的角色,整部電影也並不只是現實的還原,而是一種更抽象的、被提煉出來的故事結構,用些許的人物失真換來藝術性的達成。

基澤一家從一貧如洗,到在樸社長家如日中天,再到粉身碎骨,緊張的情節發展背後,折射出普通人難以實現階級跨越的悲哀。影片結尾,基澤在收到爸爸用摩斯電碼寫的信之後,發誓自己要努力賺錢買下房子,讓我們看到了人對社會規則無奈的屈從。像手銬一樣把他們綁在地面的,是地鐵站的氣味,是無法偽裝的由內而外的窮人的氣味。

基澤一家沒有挑戰階級跨越成功,到最後還是要回到原本的謀生軌跡。爸爸被困在了宅子的地下室,而在兒子基澤爬到足夠高的地方能夠賺錢買下爸爸藏身的宅子之前,像影片最後一句話說的那樣,爸爸只能自己保重。這一句話,又說出多少韓國底層人物的悲哀?除了付出、等待,他們好像別無選擇。

社長一家

《寄生蟲》又譯作《寄生上流》,在這個含義中,扮演宿主的便是「上流」——樸社長一家。

和基澤、基宇一家的半地下室對比鮮明,社長家的住宅是一座獨棟別墅,約有四分之一足球場大小,不僅實現了西方看重的「草坪自由」,而且呈現了開放唯美的裝修風格。導演奉俊昊說,按韓國的人均收入算,要547年才買得起這樣的豪宅。而2019年時韓國銀行宣布,韓國2018年人均收入為3.13萬美元。正如從基澤家到豪宅的路上一段段陡而長的階梯,社長家和基澤家的經濟水平差距被一個個階層拉開,最終對比懸殊。

除了經濟水平,每個角色也具有豐富的代表意味。鏡頭最多的樸太太是一位家庭主婦,她的任務就是管理好家庭內務,本身沒有直接的收入來源,在家庭中從屬於樸社長。從經濟收入的角度看,她又何嘗不是小心翼翼地寄生呢?據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教授錢嶽研究,2006年,韓國25歲至54歲的已婚女性中,46%是全職家庭主婦。也就是說,在韓國,有相當一部分人用樸太太的方式生存著。一旦丈夫不把妻子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對待,這部分人會立刻轉化成「寄生者」。考慮到生活水平差距,這種寄生不保證光鮮,卻何其脆弱。

給予主角一家寄生機會的多惠是個思想單純的小姑娘。片中她為了迎接高考,請了兩任家教。在韓國,高考對於年輕人的階級流動相當重要。在EBS紀錄片《學習的背叛》中,壓力成了每一個學子故事的底色,片中的一名韓國初中生允葉媛每天不僅有精確到上廁所的學習計劃,在十小時的常規學習後還要去補習班;而同樣是為考學而努力的高中生洪明基,為了讓自己在高考面試中能夠不輸於家境殷實的學生,也是不斷地在繁重的課業下「豐富」自己的視野和經歷。相比他們,一對一教學的多惠顯得十分優越。

但是階級的梯子既給了多惠助力,也給了她摔下的高度。在同樣是講述年輕人人生發展的紀錄片《7 UP》中,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的Neil從小便接受著父母的期望,夢想成為大學老師或銀行經理,但在21歲考學失利後,他的人生再也沒有回到中產階級的軌道上。從這個角度看來,沒有展現出個人抱負的多惠並沒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主導著她的命運的是階級,而非本人。在無意識的寄生生活裡,多惠的單純和愛都缺乏落地生根的力量。

影片中多惠愛戀著基宇

多惠的弟弟多頌則是個不停構造天才人設的孩子。他不擅長讀書,通過裝作在繪畫領域天賦異稟藉以逃避。這當然也誤打誤撞地滿足了父母期望。因為處在「上流」的樸社長樸太太不但在生活趣味上有審美化的要求,也在個人形象上有貴族化、精英化的需求,故對多頌也是聽之任之。多頌此時的地位無異於一件包裝精美的商品,有朝一日他的偽裝為揭穿,他便會失去自己所依託的價值。【1】

而一家之主——存在感沒有那麼強的樸社長在影片前期給人一種無害的印象。但是無害之下,是一種不針對特定階級的、全方位的冷漠。這種冷漠不僅表現在片中樸太太在誤會前保姆雯光時對丈夫的惶恐,他與基澤同行時話語中的不可僭越,亦體現在他在後續生日兇案時臉上顯現出的厭惡……這一系列面對「寄生者」的冷漠,某種意義上也反映了階級差距下人性的灰暗,反映了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冷漠。

劇中樸社長看到死去的雯光丈夫時的神情

當然,最諷刺的一點,便是不論其妻兒還是基澤一家,他們都把自己的生計寄生於這樣一個冷漠的人身上,誠惶誠恐地維持著隨時可能會散去的幸福表象。

雯光一家

雯光一家構成簡單,夫妻二人並無兒女。按照一般的理解,沒有養育孩子的花費,生活的成本會小一些。然而夫妻兩人過得卻並不比基宇一家更好。

雯光的丈夫吳世勤開過蛋糕店,能夠讀法律和經濟學的書,並且有一定藝術修養,這時夫妻兩人生活較為美滿。然而因為蛋糕店倒閉,吳世勤無法歸還高利貸,不得不躲進別墅的防空洞,妻子雯光在地面上為樸家做工,暗中供應吳世勤的生活。自此,原本安居樂業的夫妻倆和樸家密切地聯繫起來,最終形成了寄生關係。而四年後,基澤一家奪走了夫妻兩人寄生的機會,徹底斷絕了雯光一家的後路。

影片中吳世勤對過基澤一家的質問

從平民掉落到底層,從開店營業到除了寄生沒有退路,雯光一家的階層掉落髮人深省。小市民的身份看似安樂實則脆弱,根本經不起一絲風浪。經濟上稍稍出現一絲波動,他們就會跌入底層。

階層滑落的容易並非韓國獨有,日本有一系列紀錄片很好地反映了日本的事實。《老後破產》中,田代先生唯一的收入來源是養老金,但是每月10萬日元的養老金不僅需要支付6萬日元的房租,還需要支付水電、保險、生活用品;而渡邊女士甚至沒有養老金,曾為之工作過35年的公司一直在欺騙她,導致她靠積蓄的幾萬日元窘迫度日。他們因為年齡而離開職位,被迫從自食其力的平民階層向下滑落,但對於老人說,向下不一定是底層,還可能是死亡。

容易階層滑落的不僅僅是老人。《女性貧困》指出,一方面,碰到丈夫離開,中途從家庭抽身的女性找不到穩定工作,打零工使工資愈來愈少,家庭狀況也就愈來愈差;另一方面,家境不夠優渥的孩子如果要上大學,不得不申請助學金,這意味著在畢業後的幾年,孩子必須償還助學金,無法真正創造收入,慢性地拖垮家庭。

《寄生蟲》中,雯光一家的篇幅雖然有限,但折射的現象卻值得琢磨。畢竟,若是一個社會向上流動的渠道過窄,向下跌落卻輕而易舉,那麼結果只會是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無數人掉落底層,構成寄生系統的最龐大基座。

在互相依存但本質上又互相排斥的作用下,三組家庭的生活被編織和鋪展開來,構成一個又一個情節高潮。現實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不同團體間的對抗、摩擦、調整、相融,正是真實社會中的豐富層次。《寄生蟲》沒有完全寫實,但是它代表現實,電影也許會過時,但是其蘊含的社會反思精神將反反覆覆地被傳承下去。

參考資料:[1]李超前. 中產階級意識與日常生活審美化.湖南師範大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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