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小波的作品，其意義和價值，並僅僅是地針對現實的批判，也是樹立一種價值標高，審美理想，為中國當代文學樹立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另一種不同的風景。
王小波雕塑。
【編者按】今天是王小波離世17周年的日子。
17年來，王小波身後可算極盡哀榮。在中國的文學史上，17年是一個頗具含義的概念。在1949年之後的第一個17年，全面確立了政治凌駕於文學，文學的意義秩序被規定在政治意識形態範疇內。1997到2014這17年，伴隨著王小波之死，自由主義經驗寫作開始得到大眾層面的認知。
對比兩個17年，一個是政治全面滲透文學創作，宏大敘事主導文壇的過程，一個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文學創作的政治功能不斷縮減，文學嚴肅性被個人主義寫作不斷消解的過程。
但是環顧這17年，他一生所倡的自由主義理念在當下的處境並不順暢，一方面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兩派知識分子對他在思想史上的爭奪，一方面是網絡青年對王小波的認同日益明顯的「向下拉齊」的痕跡，犬儒主義大有流行之勢。今日來祭奠王小波，我們有必要從以上概念中重新對他和他的作品進行審視。
受訪者：房偉，男，1976年出生於山東濱州，文學博士，山東師範大學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出版學術著作《文化悖論與文學創新》、《風景的誘惑》、《中國新世紀文學的反思與建構》等，並著有長篇小說《英雄時代》等，獲國家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獎，中國電視金鷹獎藝術論文獎，劉勰文藝獎等。
採寫：李旭光
要點：
1.王小波的早年成長環境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從一個主流文學話語塑造的成長空間，發展出了「另類」的獨特藝術情境。
2.王小波在九十年代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情況下，將一些被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壓抑」的元素釋放出來了。
3.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深化大改革」模式的背景下，我們的文學作品，卻在逐漸遠離青年們的真實生活。
4.通過採訪「王小波走狗」系列圖書和活動的發起者，發現很多人的文壇境遇很差，有的則已轉行幹別的。
5.王小波之所以在1992年—1997年幾年間迅速崛起，離不開很多著名作家、編輯和文化人的推崇、鼓勵。
王小波也是革命下的蛋
騰訊文化：您在書中對王小波早期的成長環境做了細緻的梳理，在您看來，這種環境對他以後的寫作生活具體起到了那幾個方面的作用？
房偉：構成作家的藝術和精神世界的因素很多，早年成長環境非常重要。因此，曾有過所有文學寫作都是「成長」文學的說法。如果說，王小波的早年成長環境有什麼特殊之處，那麼，就在於他從一個主流文學話語塑造的成長空間，發展出了「另類」的獨特藝術情境。
我在《王小波傳》中，對從成方街到鐵獅子胡同到人大林園樓、教育部大木倉胡同等具體的王小波的成長環境，有很多資料的採集分析，而著眼點也正是在於「革命北京—後革命北京」。
從年齡上講，王小波是標準的50後，出生於新中國，少年經歷了文革的鐵血狂想，青年時代遭遇了上山下鄉的苦澀回憶，成年後，則歷經恢復高考、出國熱，然後回國當學者、作家，這些經歷和同時代作家相比，並不具有特別的「經驗傳奇性」。但認真考察王小波的成長語境與他的作品，我們會發現，從「革命北京」到「後革命北京」是王小波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的成長特徵。
這兩個因素，在王小波筆下，都是「反思」性質的。對比新時期以來的作家，同樣是在該時空環境中長大，相對大一點的作家，如40年代末期出生的劉心武、張承志，或小一點的作家，如50年代後期出生的王朔，王小波對「革命北京—後革命北京」的持續關注和反思，是一以貫之的，幾乎是他所有作品的主導性氛圍。
對於革命與後革命意義而言，《黃金時代》《革命時期的愛情》等作品，寫了革命形態與人性的複雜關係；《似水流年》《三十而立》等作品，則寫出了革命的理念轉變為後革命的形態之後，個體自由的困境問題；《紅拂夜奔》《萬壽寺》《白銀時代》等作品，看似是一種歷史的戲仿和未來的幻想，然而，卻存在一種魯迅式的「雜文歷史小說」的寫作精神，它的目光牢牢指向當下，在一個更超脫、自由的層面，將「革命與後革命」的故事，變成了歷史和未來的「寓言」。
同時，「北京」是指他成長的特殊地理環境，既是革命的中心，也是後革命的故事焦點，這讓他的作品有了一種地理主體性的激情，但又有別於王朔式的「俗人調侃」。他的小說故事，大多發生在北京，《黃金時代》的雲南邊陲的破鞋與流氓的激情往事，也有一個北京的現在時態的地理參照，《萬壽寺》更拿現實中北京萬壽寺，一個失憶的歷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的故事，與想像的薛嵩的湘西鳳凰寨，形成鮮明對比。
《紅拂夜奔》《尋找無雙》中的長安與洛陽，也給我們一種燦爛至極的「首都式」中心想像，可以說，正是「革命北京」與「後革命北京」，既構成了王小波的成長語境，也由此生發出了他獨特的藝術思維與批判精神。
與王小波相比，當下自由主義太多精英化
騰訊文化：在王小波離世17年後來評價他，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從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在對自由主義理念的寫作中，能否將其評價為創造自由主義理念寫作範型的文學家？
房偉：這裡，其實存在一個話語塑造的問題。自由主義成為一個當代中國的思想史或文化史上的「問題」，離不開我們對於20世紀九十年代這個特殊語境的認定和分析。
我個人認為，王小波的自由主義式的思想，其成就還主要在文學領域，而非思想史領域，也就是說，他的自由主義表達，還是用文學的感性形式，而且，與九十年代思想圈內的自由主義表述，還存在著不小的差距，至少王小波的表達，是更為樸素的，也是更為常識化的，而九十年代的很多自由主義思想家，卻大多太過於精英化。
可以說，王小波是一個具「開創」作用的作家。他在九十年代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情況下，將一些被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壓抑」的元素釋放出來了，比如說，自由、智慧、理性、個體性等。
這些元素，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中，其存在服從於「革命」或「民族國家」、「現代化」等宏大概念——正像「革命加戀愛」小說，戀愛從來都是被革命犧牲的獻祭品，而《黃金時代》《革命時代的愛情》中，戀愛卻構成了對革命的反諷和對抗。
而我們同樣可以說，正是九十年代的市場經濟之後，在對人的欲望的合法性的肯定，在「強調發展」的語境下，王小波的文學，才有了發生發展的土壤。
當然，是否可以把王小波的創作叫做「自由主義寫作範型」，也值得商榷。因為王小波和當代文學也不是完全隔絕的，儘管，他的創作受西方影響很深，但很多東西，又和當代文學，特別是新時期文學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完全孤立地來談「自由主義」，也有一定偏頗。
青年當然要偏激
騰訊文化：王小波去世後，青年群體在紀念他的時候表現為激情狂熱，梁鴻老師將其稱為「並非巴赫金式的狂歡化，而是王朔意義上的激憤」，在您看來，這種情緒對於小波推崇的理念在中國的推行有哪些正面作用？會否消解其理念的某些積極部分？
房偉：作為一個70後作者，一個「曾經」的青年，我對你說的「青年群體的狂熱」深有感觸。這也是我寫作這本《王小波傳》的初衷。我19歲那年，大學畢業，正趕上朱鎔基時代大學生最後一批包分配，因為沒有關係和門路，原則上是「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我就在老家當地的肉聯廠裡當了幾年工人。
在陰暗潮溼的宿舍裡，當我帶著一身血汙和疲憊，在昏黃的燈光下第一次閱讀王小波，內心的震撼無以復加。作為一個生活在底層的屌絲青年，一個瀕臨破產的小國企的青年大學畢業生，我當時就想，這麼好的一個作家，應該讓更多的青年人知道他的作品！後來我讀研、讀博，以至於到現在，王小波都是我持續關注並研究的作家。
多年以後，當我成為一名大學教師，曾見到很多作家朋友，特別是中老年作家朋友，對王小波在青年中的影響，感到迷惑與不可理解。這裡面一個巨大的隔閡就是，我們新時期以來塑造的純文學話語方式，與九十年代之後的青年們的生活與思想的情況，已經相去甚遠。
新時期文學有著「現代化巨型敘事」的傳統，那些青春激情與叛逆的故事，都有著民族國家式的英雄塑造，例如，張承志的《北方的河》，梁曉聲的《這一片神奇的土地》等，至今讀來，也是非常感人的；另一個方面，所謂「個人話語」，在80年代末期出現，卻相對表現出對技術層面的迷戀，及先鋒式的貴族化審美激情。
這主要表現在先鋒小說、九十年代的欲望敘事等，似乎談到「個人話語」，就是非常時髦的純藝術玩意兒。而「個人話語」中所蘊含的價值普世性，對當下生存現狀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批判性，在那些作品中卻很少能找到。
因此，在九十年代，特別是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深化大改革」模式的背景下，我們的文學作品，卻在逐漸遠離青年們的真實生活。而那時青年們生活的一大背景，特別是青年大學生的生活，就是我們不再是「天之驕子」，我們中的大部分，或畢業就進入公司，或在國企改革中被甩入社會，為生活而努力掙扎著。
我們不會再有八十年代青年們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想主義和使命感。至少對於我來說，當我在車間揮汗如雨地砍豬肉，經常連續幾個月拿不上一分錢工資，這樣的情況下，你再讓我認同「分享艱難」式的莊嚴使命感，「一地雞毛」式的公務員的灰敗生存感，或先鋒小說的技術表演，就有很大隔閡，既沒有共鳴，也很難形成「價值的標高」。
而青年之所以叫做青年，因為他比中老年人，有更多的激情和反抗精神，也有更多地對「正能量」的激烈認同。而我們純文學化的「個人話語」，則在「價值塑造」上明顯不足，大多是解構性的，或極端概念敘事，閻連科的《炸裂志》，用極端的解構去描述新時期中國歷史，其實正反映了「純文學話語」發育到今天非常大的弊端。
而王小波之所以被青年們認同，一個很大的原因，在我看來，他從革命到後革命的轉型中，為青年們描繪出了一個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自由的「價值信仰境界」。這種價值信仰，不是高調的，而是一種低調的、常識性質的。
它讓青年們在精神上有了價值建構感，也有強烈的現實情感共鳴。進入新世紀，青年們則被分為了「高富帥」和「屌絲」。在巨大就業壓力，生存壓力，情感壓力下，在房子、車子、孩子的三座大山下，王小波式的個人主義，其自由、智慧、反抗權力、創造力、性愛，這些正面的東西，對青年們而言，同樣很有吸引力了。
當然，這種青年們的情緒，也有負面作用，那就是很多青年僅將王小波和他的作品，當做某種情緒宣洩的渠道，而不是一種理性的態度。例如，對王小波的神話。這也是我在《王小波傳》中的一個寫作初衷，就是通過史料和真實的情境還原，為青年們展現出一個「常人形態」下的王小波。
這和王小波的優秀才華並不矛盾，相反，可能讓大家更為清晰地了解他的現實選擇。例如，「王小波的辭職」被塑造成的一個反體制神話，而王小波之死，也被塑造成一個窮困潦倒式的，曹雪芹式的「殉道者」。其實，如果我們考察九十年代初期王小波的具體生活情境，經濟收入和文壇與他的互動，對這些問題，也許就會有更為理性的，也更為成熟的看法，而不會僅僅局限於某些人或某些媒體的簡單定位。
「走狗式」的熱炒難免疲軟
騰訊文化：從這17年的情況來看，青年群體對王小波祭奠中表現出來的情緒有沒有明顯的變化？是犬儒多了還是自由理念秉持者多了？
房偉：這些祭奠，其實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紀念王小波宣洩情緒，另一種則是將那份感動和珍惜，收藏入內心，化為自己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美學取向。王小波先生去世的這17年，也是他被不斷神話的過程，幾乎隔幾年就會有一個新聞事件，如王小波裸體雕塑等。
但17年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正如我當時喜歡王小波的時候是青年，現在就是中年人了。如果只停留在「走狗式」的熱炒，就很有可能會疲軟下去，悲觀下去。因為，王小波雖然成為了一個關注熱點，但王小波式的思想，王小波式的寫作，在當今文壇，依然是「少數派」。
為了寫作《王小波傳》，我曾經採訪過「王小波走狗」系列圖書和活動的發起者，卻發現很多人的文壇境遇很差，有的則已轉行幹別的，比如寫武俠小說，有的則不再喜歡王小波了。當然，這也很正常，人的年齡和環境變化了，心態自然也就變了，你不能強求所有人都喜歡王小波。
但是，我堅信的一點是，王小波所秉承和堅持的文學理想和文學形態，對於當代中國文學來說，依然有巨大的「標示」作用，研究他的生平和創作，將之納入學理範疇，有利於作家的經典化，也有利於王小波的理念被更多的，一代代的中國青年所接受，塑造他們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形態。
不要把王小波簡化為某種情緒的代言人
騰訊文化：伴隨著對王小波的祭奠和網絡媒體的發展，中國社會出現了對於體制和傳統文學創作的對立情緒，這種情緒如果假設王小波活到今天的話，會怎樣看待？
房偉：這種對立既是一種現實的存在，又是一種「被塑造」出來的話語。這裡有中國文學發育的自然呼聲，也有媒體話語權的問題，非常複雜。但我不贊成一味地對立。因為盲目的對立，會讓我們人為地樹立「話語的藩籬」，誇大某些事實，歪曲某些真相，並將王小波的研究和傳承，停留在情緒化的水平階段。
比如說，相對而言，王小波活著的時候，文壇對他的認可度並不是非常高，但王小波之所以在1992年—1997年幾年間迅速崛起，離不開很多著名作家、編輯和文化人的推崇、鼓勵，例如，作家劉心武，批評家陳曉明、張頤武，《三聯生活周刊》的朱偉，《花城》的編輯文能，中山大學的艾曉明教授、導演張元等。
而王小波一生都在推崇「寬容」：真正的寬容，並不是一味地將體制內的都看作犬儒，體制外的都是鬥士，而是要樹立這樣一種信念：以公正寬恕的善良之心，以堅忍不拔的自我堅守，以智慧理性的態度，來對待外界的人和事，也以此來對待自己。
也可以說，真正的寬容，並不是要求你和我一樣，而且不管你如何去做，我都堅持我自己的原則，同時能夠在我的原則範圍內，不幹涉別人的選擇。王小波在接受採訪時說：「有人說，中國人和西方人就是不一樣，因為我們的文化不一樣，所以就該區別對待。這是掩飾我們思想中的一些「不體面」的東西。因為人都是一樣的。」而按照王小波的說法，一味地將王小波與體制和文壇對立，也是一些「不體面」的想法，因為這樣會把王小波簡化為某種情緒的代言人，從而掩飾自己內心的軟弱無力和自由理念的匱乏。我想，王小波先生如果活在今天，也不會對這種簡單的對立盲目贊同。
秦暉「誤讀」了王小波
騰訊文化：秦暉在評價王小波的文學成就之時，指出其對現實的批判似乎有「慢一拍」的遺憾，您是否認同這一看法？
房偉：我個人覺得，這裡還似乎有著某種「誤讀」。王小波的作品，其意義和價值，並僅僅是地針對現實的批判，也是樹立一種價值標高，審美理想，為中國當代文學樹立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另一種不同的風景。
他對現實的影響，是慢慢地滲透到人的生活和情感中來的，這也就是說，作為70後的中年人，我沒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知青運動，但看著《黃金時代》也非常感動震撼，因為小說揭示的問題，現在也存在。
雖然現實問題改變了，從文革年代的人性壓抑，到九十年代市場經濟下的人性彷徨，再到新世紀盛世中國景觀下的兩極分化，但自由、智慧、個體的生命尊嚴，依然都是這些問題之下的「潛在問題」。因此，王小波既反映了現實，又是超越了現實的。
17年了，人間再無王小波
騰訊文化：在各方紀念中，有觀點認為體制對紀念活動持沉默實際上是許可的態度，這是否代表著體制對這位生前一直處於文壇邊緣的作家的接納？對比17年前後的文壇，對王小波類的「寫作天才」的態度發生了哪些變化？
房偉：文學在發展，體制也是在變化的，對王小波紀念活動的默認，也並不代表著一定就會接納。一個作家要被經典化，他會有兩道障礙，一道是社會環境，另一道是文學環境。雖然目前中國的社會環境存在著很多尖銳的矛盾和問題，但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發展和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社會的寬容度和開放程度，比之九十年代，也有很大的進步。
而說到文學環境，王小波實際已經被文壇所認可了，比如很多版本的文學史，對王小波都有相當比重的關注，但他尚未被經典化。這裡的情況非常複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對王小波的研究還是非常不足的。比如，要將一個作家經典化，就一定要將他的傳記經典化，比如，我們想起現代文學大家魯迅、沈從文，就會想起王曉明先生的《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凌宇先生的《沈從文傳》等，但說到當代作家，大多是評傳，包括詩人海子，作為當代文學研究者，我們很少有人願意去做枯燥的資料工作和傳記研究，而更願意跟著潮流做批評，這其實是有問題的。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相比17年前，「王小波式」的寫作，依然有著相當的發表難度和認可難度。可惜的是，王小波死得太早，他的文學形態，並未在當代文壇形成「文學思潮式」的衝擊力。我們目前的主流文壇，還是延續九十年代的主旋律文學與純文學話語的二元格局，儘管網絡文學的興起，也對主流文壇形成了衝擊，但這種衝擊主要還是經濟層面的，在價值層面，網絡文學還不足以對主流文壇形成有力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