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這樣評述「王小波之死」的弔詭之處：「王小波以他的反神話寫作構造了一個新的神話：一個孤獨而自由的個人的神話。這神話甚至在他身後構造著一次對『自由』的祭奠與『慶典』。一個『自由人』的形象，甚至在某種程度淹沒了他作為一個極為獨特的作家的身份。」（《智者戲謔》，《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2期）
這一現象頗值得玩味：一位作家不以他的寫作內容（無論小說還是雜文），而是以他的身份、他的生存方式甚至他的英年早逝引發媒體與公眾的關注，進而演變成一個「神話」。王小波1992年辭去中國人民大學的教職，成為一名自由撰稿人。這種個人選擇，在他去世之後，在一些知識分子筆下變成了標杆性的指稱：「他的選擇有一種象徵意義。雖然他不是最早選擇自由撰稿作為生存方式的人，但在自由撰稿人中，他是最有自由知識分子自覺性的一個。他清晰地意識到在目前的生存環境中，選擇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所能享受到的思維的樂趣。」（丁東、謝泳《論自由撰稿人——以王小波為例》，《作家》1998年第3期）而傳媒界的趨之若鶩，「上百家報刊雜誌登出有關王小波生平和他的遺著《時代三部曲》出版的文章、消息。現在他被稱之為『中國文壇的驍將』、『文學天才』、『自由思想家』、『理想的知識分子』」，不外是「受到年輕一代讀者和王小波在知識界眾多友人的感召」，向公眾推出了又一位「文化英雄」。
如果暫時擱置對王小波本人文學成就與思想深度的討論，僅就「自由撰稿人」這一身份來探討王小波的「文化英雄」意義，可以清晰地發現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一條思想脈絡。
九十年代是一個盛產「文化英雄」的年代，原因大抵在於轉型期的眾多疑問盤踞，人們尋求答案，卻無法準確地捕捉並敘述、界定它們。尤其是傳媒的爆炸性發展，讓企圖傳播自己觀點的知識分子不得不從清談玄言轉向具象化表達，將人文理想人格化、偶像化，便成了傳播思想的終南捷徑。於是眾多的「文化英雄」浮出海面。而現世的文化英雄帶有太強的不確定性，如餘秋雨、王朔、張承志，常常在知識界的「內耗」中消減其魅力，已逝的知識分子更適合扮演這個角色，宣揚他們也因為缺乏現實危險性，容易為當局所包容。
塑造「文化英雄」的必要手法，便是將對象單面化，以便挪用為政治、文化的象徵符號。尤其在大眾傳媒的參與和推動之下，當大眾對「文化英雄」進行符號化消費時，他們不會去關注歷史真實和個人特性。上世紀九十年代，大眾傳媒上的「文化英雄」共同組成了一個「知名品牌」：「已故的顧準、吳宓、陳寅恪，健在的錢鍾書、王元化，加上匆匆謝世的王小波，這一組名字本身已成為『品牌』……學術的經典性和思想上的新銳而外，他們也會是某些知識者當下言說的話題或者概念中的榜樣。」（「書情觀察」，《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7日）而在1998年韓東、朱文製作的「斷裂」答卷，將陳寅恪、顧準、王小波、海子四人作為「文化偶像」的代表，要求答題者對之進行價值評判，大多數答題者（主要是青年作家）對這些「文化偶像」表示了抗拒，認為他們已經成為「打人的石頭」。「斷裂」的反對者則強調陳寅恪、顧準、王小波、海子分別代表了高貴、理性、智慧、詩性。（於由《底氣不足的斷裂》，《芙蓉》1999年第2期）這正好從正反兩方面合成了「文化英雄」被大眾文化塑造成的單面形象。
對王小波「自由職業」的讚美，對應著知識界對於「體制」的歷史疑慮與現實反抗。中國大部分知識分子，或者為生計所迫，必須依賴於體制內的收入，或者放棄體制，卻同樣為生計或欲望所迫，變成王朔所謂的「碼字匠人」。很少有人像王小波一樣，可以「沒什麼後顧之憂，哪怕他一分錢不掙我們也能活下去」（張琢真《銀河裡有顆不落的星——王小波逝世周年訪李銀河》，《傳記文學》1998年第9期），又能在面對傳媒與市場時，保持清明的理性。對於大眾文化而言，一個來自邊緣或「體制外」的「文化英雄」，更便於滿足公眾對「自由」、「理性」這一類語詞的想像與崇仰。
王小波確實也刻意保持著邊緣的身份。他在去世前發出了一封電子郵件，裡面寫道：「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又一顆地炸著，哪裡有我們說話的份？但我輩現在開始說話，以前說過的一切和我們都無關係。一總而言之，是個一刀兩斷的意思。千裡之行始於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王小波生前，與思想界、文學界的主流都保持著相當的距離，為自己營造一個獨立思考與發言的空間，然而，正是這種疏離，造成了王小波寫作的雙重性，以及知識界接受王小波的某種遮蔽。
王小波生前取得的些許令名，主要來自他發表於各報刊的雜文。而他更看重也更費心力的小說寫作，卻一直被摒擋於出版界與文學圈之外。這顯然不是一種讓人滿意的狀況，對於王小波而言，文學與思想並不像很多人認知的那樣可以一分為二，正如艾曉明指出的：「他把小說變成一種思想方式。在小說中，他的想像、運思、推論比他後來在雜文中進行的思考要複雜得多，也深邃得多。」（《紀念早逝的自由作家王小波》，《黃河》1997年第5期）
王小波自己生前說過，講道理和寫小說是「兩道勁兒」：「寫小說則需要深得虛構之美，也需要些無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這件事做好。所以，我雖能把理講好，但不覺得這是長處，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小說的藝術》）可是，從接受角度來說，小說家王小波因其繁複與輕逸，是一個「挑戰評論家智慧的闡釋對象」，而大多數讀者則會被小說裡大劑量的戲謔、反諷、消解以及那麼多的古今錯位、時空轉換，還有無處不在的大膽猖狂的性描寫弄得瞠目結舌，頭暈眼花。相形之下，他的雜文要容易理解得多，因為其用意本來在於「明辨是非」，這可以視為王小波對知識分子職責的承擔：「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因為這個原故，我開始寫雜文。」可以說，王小波的雜文，是某種傳播意識的產物，因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我的精神家園·序》）
這本王小波生前編就的自選集，通讀下來，確乎如許紀霖所說：「王小波給人的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種清晰的、冷靜的英國式的經驗理性。具有這樣理性精神的人，即使在當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中間，也屬於鳳毛麟角。」（《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上海文學》1997年第12期）李銀河說「他特別崇尚寬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對一切霸道的、不講理的、教條主義的東西。」（《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家——悼小波》，《時代三部曲》代跋，《青銅時代》，花城出版社，1997）
王小波自己說，在社會倫理領域，他首先要反對愚蠢，而「大多數愚蠢裡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因此王小波反對的其實是虛偽，尤其是故意用無知強橫的姿態來掩蓋私慾的做法。其次他反對無趣，他多次引用羅素的話「參差多態方是幸福的本源」，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會扼殺文化創造力，「現代社會的前景是每個人都要成為知識分子，限制他獲得知識就是限制他的成長」（《擺脫童稚狀態》）反過來說，王小波熱愛知識，熱愛有趣，並將之作為畢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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