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這些加爾文派教會組織團體經常開會積極主動地向城鎮居民或者教區的民眾施加影響甚至壓力，試圖讓他們加入加爾文派的官方教會，他們特別急於要皈依年輕的一代。自1574年以後，他們通過自己控制的設立在城鎮的小學以及鄉村努力地皈依城鎮的勞動階級。
大部分的羅馬天主教會修道院以及其他的建築物幾乎都被改成教授基本宗教教理的學校，它們的教師都是參加了當地的加爾文派牧師以及教會參議會組織的考試並同意才能任教的。正統的加爾文派的教士在共和國中佔有相當特殊的地位。他們大多數都是從中產階級下層中招募來的。家境貧寒以及頭腦靈活的男孩一直願意而且善於學習，他們能夠具備成為教士所需的知識。教士的職位能夠使得他們進入社會的高層。他們都是奧倫治家族的積極支持者，對於人民的影響也很大，所以攝政集團也要依靠他們的支持。
一般來說，加爾文教會的教士也是關心普通人民和共和國的利益的，人民也願意把自己的事情委託給教士。教士不太迎合貴族，也沒有忘記在人民群眾中存在的模糊的民主原則。 從總體上看，教士是贏得人民尊敬的。但是，一些加爾文派的教士則過度熱忱，他們努力促使地方的寡頭統治即議員們禁止人們履行羅馬天主教的教義和儀式，並極力削弱所有其他形式的新教派別如阿明尼烏派、「再洗禮派」和路德宗的影響。加爾文派的牧師以及他們的同情者在寡頭統治者中也佔有一席之地，有時也發揮一定的作用。
甚至在阿姆斯特丹這樣的城市，人們經常將商業置於宗教之上，他們的努力也獲得了一些成果。他們極端熱忱地主張向西班牙宣戰，視對於西班牙的戰爭為反對基督者的新的十字軍遠徵，但是由更多的平民議員組成的攝政團的心胸和視野更加廣闊，他們並不很認真地看待這些牧師的見解。為了擴大他們的影響，這些加爾文派牧師們進而要在市政廳的議員中全部安排他們自己圈定的人選，而那些已經擁有職位的議員們並不完全同意犧牲羅馬天主教徒的信仰去滿足新教徒的信仰。於是，嚴格的加爾文派教徒就將羅馬天主教的神職人員趕了出去，不允許他們舉行公開的帶有羅馬天主教會禮儀的禮拜，只允許他們私底下按照自己的良心舉行崇拜活動。
在新教徒重新徵服的地區，羅馬天主教徒沒有政治的和投票的權利，他們不能夠在荷蘭共和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儘管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加爾文派的教士在失去往日的重要性，他們也不再是所在的社區中的知識領袖。經濟 的繁榮使得人們特別是年輕人選擇職業的範圍越來越廣，神職人員逐步失去了作為信徒精神導師的舊有特權，社會的寬容度越來越大，使得荷蘭成為當時歐洲最能夠容忍不同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地方。 房龍指出：「在宗教事務方面，共和國沒有公開宣布現代的寬容觀念，當然也沒有公 開承認涉及靈魂的所有事情的完全自由。
但是共和國沒有故意迫害那些暗中尋找不同於改革宗教會的靈魂得救方法的人。只要不信奉國教的人士不危及國家的安全，不努力改變其他人的宗教信仰，那麼他就是完全自由的。這使得共和國成為其他國家遭受宗教迫害的人的天堂。大量的人從歐洲各地遷到荷蘭。這些新的公民很快就被證明是有相當價值的。他們不僅給荷蘭帶來從事商業活動的能力，而且還常常攜帶他們的資金和存款，把它們投入共和國的商業活動中。」 南方移民進入北方在南部西班牙統治下的各省，當局更加想要杜絕他們眼中的新 教「異端」。
結果是南部的具有或者同情新教思想傾向的人們不得不選擇移民北方，於是加爾文派在由布魯塞爾當局統治的南方各省逐漸地絕跡了。這種趨勢使得從南方移民到北方的加爾文信徒成為北方強硬的加爾文派的有力支持者，他們希望在最後聯合的由17省組成 的荷蘭共和國中加爾文派將會在國家和教會中佔絕對的優勢。這些好戰的少數新教徒能夠 以此方式行事，主要是因為早在1572年的多事的夏天，大約有4000名富有的天主教徒市民 已經逃離了荷蘭省。
他們留下的位置正好由信奉新教的市民和商人來填補，這些人以前因為格蘭維爾樞機主教、宗教裁判所以及阿爾巴公爵的嚴厲迫害離開了自己的祖國，他們現在則與從事海外貿易的人士一同回到了自己的土地。對於當時荷蘭城鎮的市政廳議員的全部情況人們現在並沒有完全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中大部分富有的行為思想與荷蘭革命以前的情況是大體相似的。許多富有的市民在選舉市政廳議員的時候都考慮到適應這個新的國家的狀況，以免重蹈覆轍。為了維持他們特權的地位以及商業利益，他們多多少少地都接受了新教的信仰。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與當局的態度越來越接近，久而久之， 荷蘭在外表上也就成為一個擁有官方的宗教即加爾文派信仰的國家。不過，這個國家的領 導人有時主動地、在大多數情況下被動地抵制加爾文教派的狂熱分子特別是其中的一些牧 師，將他們自稱所謂的「真正的基督教歸正宗」教派的利益置於國家或者商業活動之上。在 此情形之下，原來的低地國家只會走向分裂，不再是沿著地理、語言和種族的邊界構成， 而是由八十年戰爭的人為的軍事鬥爭以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雙方的不寬容所決定的邊界線劃定的。
1585年帕爾瑪公爵重新徵服安特衛普的時候，他給予信奉加爾文派教義的人兩年的寬免期限，讓他們帶了自己的資本以及貨物外出移民，而非強迫他們改信天主教。在16世紀 的時候，安特衛普曾經是歐洲最大的商業中轉站，在該城市居住的佛拉芒、瓦隆商人主要 從事簿記、銀行業和保險業，那時只是阿爾卑斯以及庇里牛斯山脈以南的人們從中受益。 加爾文派在許多富裕的商人中贏得了信徒，儘管從安特衛普移民出來的人中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富人，但是在16世紀的最後20年裡，他們流散到歐洲各地，其結果也可以與一個世紀 以前伊比利亞半島猶太人的流離失所以及一個世紀以後胡格諾教徒的大流散相媲美。
在 1585年以前，佛拉芒的商人已經在但澤和裡窩那頻繁活動，但是在以後的15年裡他們的人數和影響由於這些來自尼德蘭南部的富裕的從事企業經營活動的避難者的來到有了更顯著的增加。 那些從南方諸省移民到北方荷蘭省以及澤蘭省的人士，其中包括一些最富裕的和最成功的經營者，他們與那些在從波羅的海沿岸直至地中海東岸的歐洲全境從事經商活動的合作者有著血緣以及業務上的密切的聯繫。這些人中居住在義大利以及伊比利亞半島的人仍然保留著羅馬天主教信仰。
但是他們與尼德蘭北方的信奉加爾文教派和路德宗的子弟們在經商活動上合作無間，就像流亡在外的伊比利亞半島的猶太人與他們留在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新基督徒」以及「馬拉諾」親戚們在經商上合作一樣。這些來自南方尼德蘭的移民將自己 的資本以及商業聯繫帶到阿姆斯特丹、米德爾堡以及其他的荷蘭城鎮，給他們的經營活動 特別是阿姆斯特丹的經濟發展給予很大的推進。當然，數以千計的大部分的南方移民並不 是富有的市民而是中等收入階層或是勞動階層，他們中有許多小商人、熟練的手工藝人以 及不熟練的勞工。萊頓就因為這些人的到來，從而在紡織業上有了很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