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七月廿四，是城隍誕。民間也有五月十九是城隍誕的說法。清代梁紹壬說：「今七月廿四為都城隍誕辰，傳是日為我國築城之始。」廣州的城隍爺是都城隍，城隍誕定在七月廿四自然是不在話下的。
確定廣州城隍爺的「牛一」（生日）不難，但要說清楚它的陳年舊事便讓人撓頭了。去年底重修城隍廟時，廣州滿心歡喜打算到佛山迎回城隍爺的金身，好讓它落葉歸根，誰知佛山堅稱，現存祖廟的城隍像是在佛山打造的，一直守在佛山。有知情街坊說：「廣州城隍廟嘅神像喺『文革』時通通搬走曬，都唔知搬咗去邊。」廣州旋即讓市檔案館搜集有關文獻，追尋廣州城隍的下落。
在這宗無頭公案有個了斷前，筆者簡要介紹一下廣佛兩地城隍的身世，供關注廣州城隍下落的街坊和有關部門參考。
廣東都城隍
明太祖朱元璋一登龍庭，便幹了樁空前絕後的事：大封天下城隍，封京師城隍為帝，封開封、平滁等四城的城隍為都城隍，各府、州、縣城隍授爵。廣州府城隍授「監察司氏威靈公」（公爵），秩正二品；南海縣城隍授「監察司氏威靈伯」（伯爵），秩正四品（洪武三年撤去爵號）。城隍從民間信仰的城池守護神升級為監察陰陽二界，掌管因果報應的神祗，正如一副膾炙人口的城隍廟聯寫道：「善惡到頭皆有報，是非結底自分明」，城隍從此擁有監察腐敗和維護社會正義的虛擬權力。
朱元璋這個彰顯人間君主權威的舉動，民間傳說是因為他打小在土地廟長大，飲水思源，所以大封天下城隍。這分明是穿鑿附會，若果如此，他該大封天下土地爺才對。倒是正史說穿了他的用心，指他有意讓城隍「監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不得倖免」。這反映了他防止腐敗、端正風俗的用心。在封建帝制下，城隍爺是不堪重任的，因而在後來的民間傳說中，連它也成了腐敗的主兒。
入清之後，雍正皇帝御準廣州府城隍升級為廣東都城隍。這事兒也挺有趣，廣東之前早已有一個省城隍，不過它是「京官」，長年守在北京與其餘十二個省城隍，「配享於京都城隍廟」，只有逢年過節才享受旅京粵人的香火，可謂「門庭冷落鞍馬稀」。
說回省會城隍升級為都城隍那事兒。當年有的地方再塑神像，原來的府城隍像或是在原廟被移到一旁，或是另廟供奉；有的地方則保留原像換個名號，廣東便是如此。《廣東通志》說：「國朝雍正年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奏請改為廣東都城隍，巡撫司道皆諧展謁」，可見廣東都城隍仍用原像，只經由地方長官拜祭便搞定了履任程序，這樣子倒很符合粵人講實際的性格。
既然如此，為何佛山無端又冒出一尊廣州府城隍像來呢?
佛山鎮城隍
不錯，按明朝的規矩，地方只設府、州、縣三級城隍。雖然雍正實行改革，地方增設了都城隍，鎮一級不設城隍的原則沒變，但也有例外。
日本漢學家濱島敦俊早注意到清代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一些強鎮突破制度供奉鎮城隍的現象。他認為，這些鎮供奉其所在州或府的城隍為本鎮城隍，鎮城隍廟稱「別廟」———即上級城隍在本廟之外另置的廟。清代佛山，「人稠地廣，煙火十萬餘家」，與北京、蘇州、漢口並稱為「天下四大聚」，少不了要請一位城隍爺坐鎮在那兒。
筆者認為，佛山當年到廣州請城隍只是一道儀式，佛山迎回去的，應是廣州府城隍的全副儀仗。這副作為權力標誌的行頭，在佛山被安置在原址位於豐寧鋪的城隍廟裡。但該廟礙於鎮一級行政區域不能設城隍的規矩，另有一個別致的名字叫「城隍行臺」。讀者明察，帝王出巡駐蹕的處所叫「行宮」，大吏出巡駐節的處所叫「行轅」或「行臺」。所謂「廣州府城隍行臺」，用今天的話說，便是廣州府城隍駐禪公署。這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舉措，正好應了一句老話：「快刀切豆腐———兩面光」，廣佛兩地皆大歡喜。
如果廣州城隍爺曾有這麼一個曲折的經歷，廣州只好「疊埋心水」（一心一意），重塑一尊城隍像了。不過這還不夠，接下來該辦的事多著呢，比如，《南海縣誌》說南海縣城隍廟在十八甫南，有關部門能否考勘原址並在那裡豎一塊記事碑，為羊城留個記憶？又如，廣東都城隍揚椒山是明朝自詡為「第一功名不愛錢」的名臣，「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便是他的絕筆，他彈劾嚴嵩被害後，成了北京都城隍，那麼，他兼任廣東都城隍的掌故又是怎樣的？這些，都有待我們整理。
總而言之，光修建一座美輪美奐的城隍廟，無疑是不夠的。
陳小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