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何以為家》，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12歲的黎巴嫩小男孩贊恩，因為捅傷人被送進了監獄。
在服刑期間，他向自己的親生父母提出控告，理由是：因為父母生下了我。
故事採用倒敘手法，法庭審判和贊恩的回憶兩條線交叉展開，將贊恩在入獄前的遭遇娓娓道來：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贊恩11歲的妹妹薩哈被父母強行嫁給雜貨商為妻，不久後薩哈因為懷孕夭折，贊恩一怒之下，持刀捅傷了雜貨商，被捕入獄。
這部影片在19年4月份上映，現在（2020年1月）的豆瓣評分是9.1。在《何以為家》的名字下，是一個少年突破禁錮的自我救贖之路。
01極度貧困下，生存成了原罪
贊恩一家是從敘利亞逃難到黎巴嫩的難民，一家七八口人租住在狹窄的貧民窟中，沒有可以過明面的身份。
電影鏡頭下，最常見的就是暗色調的髒亂與逼仄：「你中有我」的建築布局、昏暗漏水的房子、隨處可見的流浪漢與外表邋遢的小孩、大人們時不時爆發的抱怨與髒話……無不讓人覺得有些壓抑，有些喘不過氣。
同生活在這片貧民窟的人一樣，贊恩有著工作辛苦卻收入微薄的父親、照顧家中眾多子女同時還在不停懷孕的母親以及不斷龐大的弟妹軍團。
在法庭上，贊恩的母親哭訴說：「你能想像你的孩子要活著只能靠喝水吃糖嗎？因為你沒別的東西能餵他們。」
每天一睜眼就想到家裡有那麼多張嘴等著吃飯，生活的壓力快讓這個家庭喘不過氣來。
家裡的長子——年僅12歲的贊恩也早早就承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在雜貨店打零工、去街上兜售甜菜汁、偶爾小偷小摸來貼補家用。
但生活還是過得難以為繼，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家裡不斷增加的人口。
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好像是大多數貧困家庭的通病。
因為窮，採取不了有效的避孕措施；因為窮，受教育水平較低，理解不了優生優育的重要性；因為窮，從事的多是體力勞動，更需要增加勞動力來維持、改善生活……
沒有避孕、理解不了優生優育的重要性、對勞動力的需求等原因讓貧困家庭的孩子越來越多，家庭財政也愈見危機。
如果將生孩子看做一項投資的話，這是一項長期投資，孩子的體力和智力都需要一段相當長時間的發育，投資周期高達十年以上。
孩子在變多，勞動力卻在短時間內得不到有效的提升，這種早期勞動力「收支」極度不平衡的局面，又進一步加劇當前家庭的貧困程度。最後陷入了死循環：你儘管生，養得起算我輸。
於是，說謊、偷東西成了贊恩們的必備生存技能，靠著這些技能，他們在極度的貧困下，找到了果腹的食物和蔽體的衣服，生存了下來。這是誠實這項美好品質在這個階段無法做到的。
的確，贊恩們不具備一些良好的品質，但我在心理上卻無法指責他們。
因為一旦指責，仿佛就是在對他們說：在極度貧困下，你們的生存就是原罪。
02憑藉本能生存，我做錯了什麼？
面對贊恩的控訴，贊恩的父親辯解說：「我也是這樣出生、這樣長大的，我做錯了什麼？」
在贊恩的父親看來，他不讓贊恩上學而是讓他去打工貼補家用，以及把來了初潮的薩哈早早嫁為人婦都是沒錯的，因為他也是這樣長大成人：
從小學著說謊、偷東西換取生存資源，運氣好早早夭折，運氣不好長大了，就找一份餬口的工作，跟一個同樣年幼的女孩結婚，再不停地生孩子養孩子，日常沉浸在暴躁、指責、埋怨等負面情緒中，等待著哪一天生了病或者犯了事，將這條命交代了，一了百了。
一切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或許也曾想過改變，但就像電影前半段中贊恩向父母提出想去學校上學，卻被父親以上學不能賺錢為由粗暴地拒絕了一樣，在遭受過生活一次又一次地拒絕後，贊恩父親選擇放棄，選擇認命。
在貧民窟中的人，只有生存，沒有生活。
人只是維持生存的工具，對於一個家庭而言，生下的男孩是補貼家用的工具，生下的女孩是待出售的商品。
你能想像一個11歲的女孩，才剛來初潮沒多久，就被父母強行嫁給比自己年歲大上許多的成年男子，而聘禮只是幾隻雞嗎？
後來贊恩母親去監獄探望贊恩，希望得到他的原諒，然而，她尋求贊恩原諒他們早早將薩哈嫁出去的理由竟然是她又懷孕了，她說：「真主拿回一樣東西，就會賜給你另一樣東西」，並說如果她生下一個女孩，這個女孩就叫做薩哈。
一個女兒死亡，仿佛只要再生一個女兒她的位置就能得到彌補，這種生命是可以替補的想法何其可笑，又何其悲涼。
在這裡，沒人告訴他們應該怎麼去生活，他們也不知道該從哪知道如何生活，只能憑藉著代代相傳的本能生存下去，再將這本能耳濡目染地一代一代傳下去，永遠也掙脫不了貧困的枷鎖，深陷在墮落的泥沼中。
到頭來，他們在飽受指責的時候臉上是孩童般的懵懂無辜：「我做錯了什麼？」
03被圈層桎梏的自我救贖
只有贊恩，一直是清醒的。
他知道，生理上的成熟會讓父母將薩哈賣給商販，所以當他第一個發現薩哈的生理變化後，當機立斷用自己的上衣做成簡易衛生巾來幫助她瞞過家裡；
他也知道，一直在雜貨店打工，一眼能望得到頭的日子跟父親糟糕的人生沒什麼區別，讀書或許能改變他的人生，於是他寧可用下午和晚上的時間來彌補早上學習落下的工作，也仍要去上學；
他更知道，家裡孩子的數量越來越多不是什麼好事，生而不養罪大惡極。在法庭上，他以一個嫌犯的身份對父母說：「你的孩子會跟我一樣。」一樣地命運坎坷，一樣地作為工具而存在，一樣地深陷在墮落的泥潭中無計可施。
於是當法官問他想讓父母怎麼樣時，他梗著脖子說：「我想讓他們別再生孩子了。」
一個才12歲的小男孩就能看透的事情，成年人卻很多都看不破，都想著多子多福，卻沒能想自己能不能負擔不起。
負擔得起的才叫愛，負擔不起的那是害。
但贊恩也正是因為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才時時倍感痛苦：無力改善家庭環境、上學遭拒、妹妹懷孕夭折、將約納斯送人……世間一切仿佛都在阻止他做個好人。
他處於萌芽階段的自我認同在這場與家庭教育、圈層風氣間的鬥爭中漸漸落入下風，在得知妹妹夭折的消息的那一刻瞬間被擊垮。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最終採取以暴制暴的手段，讓父母、讓世界聽到了他的聲音。
「我本來以為，我們會長大，長成個好人，會受人尊敬，還有很多人喜愛，但是真主不想讓我們變成這樣，他要我們像地毯一樣被人踩在腳下。」
這句話讀來滿是對這個不公世界的失望與嘲諷，更讓人對贊恩感到心疼。然而更讓人心疼的還在後面，影片結束後，有一幕黑幕上面浮著一行字：「本片所演出的大部分劇情，都是他的親身經歷。」
將自己的苦難經歷從頭再來一遍，期間要承受多大的痛苦我們不得而知，所幸電影留給我們的結局是好的，在故事最後贊恩擁有了自己的身份證，在攝影師「這是給身份證拍的，不是死亡證」的話語中終於露出了笑容，終是實現了自我救贖。
現在贊恩已經告別名字叫做「家」的深淵，擁有了自己的新生活，世界的善意都向他伸出了手。但我總是情不自禁想著：那些沒發聲的「贊恩」們呢？他們以何為家？
圖 | 網絡
文 | 咣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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