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3日零點21分逝去後，陳虻的同事們把他之前的辦公室改裝成了靈堂。辦公桌上，兩張證件——記者證，工作證；三張名片，寫著他生前的職務名銜。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光，就凝結在這幾張薄薄的名片上。
2008年12月23日零點21分逝去後，陳虻的同事們把他之前的辦公室改裝成了靈堂。辦公桌上，兩張證件——記者證，工作證；三張名片，寫著他生前的職務名銜。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光，就凝結在這幾張薄薄的名片上。
「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2008年12月25日上午。作為「生活空間」最早的參與者之一，蔣樾去靈堂看望他。滿牆的照片上，蔣樾找到了有自己身影的那張。照片上，年輕時代的蔣樾還是個胖子，寸頭。現在，蔣樾是個瘦子，和陳虻一樣的長髮。蔣樾說，幾年前與陳虻相遇，陳虻竟然沒有認出他來。
「想想看，那時我們曾經那樣熟悉，一起吃飯，一起做片子。」蔣樾很感慨。
靈堂的留言本上，蔣樾寫下了這樣的話：「人生苦短，你率先走完了。」
蔣樾第一次知道「東方時空」，是1992年，「東方時空」的創始者之一時間找到他，對他講起「電視新聞雜誌」的概念。蔣樾被這個「雜誌」的概念吸引了，那時候，這個全新的節目名稱還叫做「新太陽60分」。
翻開孫玉勝撰寫的《十年》，依然能感受到那時創辦者的激情：「我們還沒有一臺電腦，所有的報告都是我們手寫的。」「『新太陽60分』的名稱是幾經斟酌，最後敲定的——它來源於『太陽每天都是新的』這一格言，寓意著中央電視臺和全國的改革開放事業蒸蒸日上。」
由於一句「『新太陽』名稱也許讓人誤會，人家會說『難道還有老太陽麼？』」「新太陽60分」很快改名為「東方時空」，全國人民開始聽著「時空晨曲」洗漱、吃飯。幾個欄目版塊分別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只有「生活空間」還在迷你版「為您服務」的思維困境裡徘徊。
當時「生活空間」的製片人還是盧望平。在和盧望平討論「生活空間」的時候，蔣樾聽到這裡有一個8分鐘時長的平臺，便說：「當然做紀錄片。」
蔣樾給「生活空間」做的第一個紀錄片是《東方三俠》，講述什剎海3個遊泳老人的故事。
蔣樾說，當時，後海有一群遊泳的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1993年去看，水已經很髒了，但是這幫人依然玩得很愉快」。蔣樾認為，這裡面有「樂」。當時這些人的一些細節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時正值海灣戰爭，遊泳的人往水裡跳的時候，就會喊：「閃開，閃開，飛毛腿飛彈要發射了。」蔣樾覺得這體現了北京人氣質中的某些東西，「北京人非常關注政治，但又能把政治和平民生活結合起來」。
在《十年》裡，孫玉勝說，紀錄片最終被允許在這個平臺上播放，是因為「久病亂投醫，試試也未嘗不可」。
而在蔣樾看來，包括《東方三俠》在內的一批短紀錄片能夠在這個平臺上播出，以及播出後得到好的反響，並不是偶然的，「『生活空間』的產生不是孤立的，而是80年代長期積累的新紀錄片的爆發」。
作為上世紀80年代新紀錄片運動的親歷者之一，牟森這樣描述這場運動對「生活空間」最終形態確立產生的影響：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我們習慣看到的都是政論式的專題片，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看電影加片的《新聞簡報》，後來看專題片。到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一批反映普通人生活的紀錄片，比如90年代初的《沙與海》，時間他們拍攝的《我畢業了》、《天安門》，都是反映普通人生活的，還有早期的《德興坊》。」
在牟森看來，90年代初期是「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紀錄片工作者們關係非常融洽的時期。那時DV還沒有出現，拍紀錄片所需的設備昂貴，「體制外」的紀錄片作者必須向「體制內」的工作者借設備等等。「生活空間」誕生之初，收編了許多這些「體制外」的工作者，比如時間自己。而盧望平，則是吳文光《流浪北京》的攝影師。由於都是朋友，牟森自己後來也為「生活空間」拍攝過短片。
盧望平在任時，「生活空間」的形態始終沒有最終確定，那句耳熟能詳的「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接任的陳虻自己想出來的。
對於「生活空間」最終確立為「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過程，「生活空間」的藝術指導林旭東提供了1999年他和陳虻的一份對話錄。在這次對話裡，陳虻說：
「我來之前，當時『東方時空』的總製片孫玉勝跟我交代了兩條：一是『生活空間』的節目做得宜碎；二是這個節目是服務性質的——有關領導是從『東方時空』欄目的總體布局出發來對『生活空間』這樣要求的。我初來的時候也是本著這兩個出發點來辦節目的。我和大家見面的時候提出：我希望把這個欄目辦成一個「能夠提高人們人文教養水平」的欄目。至於究竟怎麼才能夠提高，當時我其實也不清楚，只是憑直覺感到，不能夠只是單純地向觀眾灌輸一些過日子的生活技能，起碼我希望這個節目能夠向人們提供一些更高層次的精神上的服務。我覺得中國在今天正經歷著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折時期，很多舊的東西都給打碎了，就像崔健在歌裡唱的，是「一無所有」——說中國人缺這缺那，我看最缺的是一種人文的重塑，這種精神上的需求要比你教給他一些養魚養花什麼的更迫切得多。」
「對每一個人的尊重」
最初，陳虻本著「宜碎」的意圖定下了3個小版塊：一個叫「健康城」，講醫療知識；一個叫「紅地毯」，報導一些文體明星的趣聞軼事；還有一個就叫「老百姓」——也就是表現人們8小時以外的生活。
1993年八九月份，「東方時空」組織召開了一次研討會。這之前，「生活空間」曾經播出過一個「老百姓」叫《老兩口蹬車走天下》（1993年8月24日），講一對夫妻退休以後把一輛舊三輪車改造成在上面能做飯、能睡覺的多功能交通工具，然後騎上這車到全國各地去旅行。這個片子在會上引起了一些專家的感慨，藝術研究院的馬也在會上說，他通過這個片子看到這種生活態度而得到的感悟，不亞於讀一本書。這種評價不僅引起了在場領導的重視，也使陳虻很受鼓舞。因為在這之前，每次評論部開例會的時候，幾乎所有的領導都是先說「東方之子」，然後是「金曲榜」、「焦點時刻」，最後說到「生活空間」時，差不多也就是一筆帶過。更讓陳虻感到興奮的是：「我感到自己的一些判斷得到了外界的印證——因為在這之前我就覺得『老百姓』是一個潛力比較大的節目。我覺得我們所說的『生活』的主體是人，作為人的總體構成主要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偉人，所以我憑直覺判斷『老百姓』這個題目會很有得可做。」
《東方三俠》是1993年6月13日播出的，那時陳虻還沒到「生活空間」。陳虻是在和前任製片人盧望平交接的時候，在「東方時空」內部舉辦的季度節目評獎會上第一次看到這部片子的。在和林旭東的對話裡，他說：「在我的印象裡，當時周圍並沒有人表現出特殊的興趣。在這樣的氣氛裡，我自己當時的感覺就是：這個片子挺好玩的，但是屬於有點另類，做多了的話可能會有播出上的麻煩——而在這個時候我所承受的電視臺方面所給的日常播出壓力完全容不得我去進行這種邊緣上的冒險。」
陳虻和盧望平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是「這圈裡的」。大學專業是光學工程，1985年1月到電視臺工作後，才接受了紀錄片的啟蒙教育：「我是一直到看了《望長城》（1991年）之後才知道片子可以這麼拍……再後來又看了個《失去平衡的生活》，還有伊文思的《風》——就這麼些，都是別人給轉錄的相帶。」
事實上，選擇「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形態的最終確立來自於嚴峻的生存現實。在與林旭東的對話裡，他說：「我之所以會想到這麼一條思路上去，在當時還有另外一個不得已的重要原因：那就是重新定位後的『生活空間』處在『東方之子』和『焦點訪談』兩個子欄目的夾縫之間，因此我們必須在欄目運作上避開他們已經相對成熟的套路——從選題內容和拍攝手法上與他們拉開距離，只有這樣，『生活空間』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基於這種考慮，那麼『焦點訪談』說事，我們就說人；『東方之子』拍名人，我們就去拍普通老百姓；『東方之子』以訪談為主，我們主要拍狀態；『東方之子』是現在完成時，我們是現在進行時……這樣走一步看一步，一點一點地趟出了這麼一條跟蹤拍攝普通人生活的路子。」
真正開始領悟出這類紀實手法的美學價值，是在編《一家人和一個孩子》（1993年10月13日至15日播出）的過程中。這部片子的攝像畢鑑鋒原來是學美術的，有過一定的拍紀錄片的經驗。素材拍回來後，編導感到無從下手，於是陳虻就直接參與了剪輯。在剪輯中，陳虻與我對這種傳遞方式本身產生了認同。他說：「我認為這體現了一種對人的寬容和尊重。」
「我曾經在一部外國電影裡看到過這樣一個細節：一個人在病房裡跟病人正談著話，時間很晚了，一個護士走了進來，告訴他，現在幾點了，然後就退了出去……我很欣賞這個護士的談話方式——她只是向你傳遞一個信息，而讓你自己去決定到底該怎麼辦。我認為這種不強加於人的方式就體現了一種對人的尊重，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誌。最初出於這樣一種生活態度，我開始對那種紀錄式的影像產生了一種直覺上的偏愛——我們只是向觀眾傳遞這樣一個信息：這件事究竟、如何發生的，但是結論由觀眾自己來下。我曾經就這種方式做過一個比喻：我們是把蛋糕切下來遞給觀眾，而不是先放在自己的嘴裡咀嚼了以後再吐給觀眾。這種方式正是以尊重個體生命的存在價值為基本出發點的『生活空間』的理想載體。當時我給『生活空間』定下的創作宗旨就是：表達的是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在此基礎上去實現一種『人文教化』，或者說以一種平等的態度引導人們去進行思考，從而建立起一種更加合理的人際關係。」
「替未來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構成的歷史」
蔣樾說，他認為「生活空間」最大的作用，是讓老百姓不再認為「只有有成就的人才能上電視」。拍攝《東方三俠》的時候，被拍攝的對象會警惕地問他：你們是誰？哪個單位的？為什麼拍我們？我們又不是勞模。
「在他們的概念中，普通人只有成為『勞模』才能上電視。」蔣樾說。但後來「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這句話一出，他去拍片子再也不用帶介紹信，只要說，我們拍的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可以。
在蔣樾的記憶中，陳虻「是一個性情中人，經常被感動得流眼淚，但基本上他流眼淚的片子都是很難通過的片子」。在蔣樾眼中，陳虻「留長髮，溫情。其實不是做官的人」。
1997年開始，陳虻組織了首屆國際紀錄片會議，後來又組織了第二屆。蔣樾參與了。林旭東認為，組織國際紀錄片會議，對整個中國紀錄片的促進都有很大的意義。這兩屆國際紀錄片會議向中國的紀錄片工作者介紹了懷斯曼等大師，讓他們看到了「方向」。
那時，陳虻自己也處在對「生活空間」方向的思考中，1997年4月至6月間收看「生活空間」的觀眾大約每天平均有2000萬至3000多萬，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觀眾群，但陳虻卻已經看到了危機：
「在將近3年的時間裡，『生活空間』在進行『人文教化』的前提下，不斷地通過講述普通人的故事來試圖向觀眾講明一些生活的道理，或者說在提倡一種人道，而在我們講述了上千個這樣的故事以後，我們發現，我們的這些『道理』正在逐步地演化成一種抽象的僵化的教條。」
林旭東認為，當時問題的關鍵在於：「應該在一個什麼樣的維度上來架構這些『道理』？從一個什麼樣的角度去梳理、整合這些個體經驗？或者說，在一個什麼樣的背景之上來凸現這些個體的存在？事實上每一個人的存在都不可能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而只能是一種具體的、歷史的存在，而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現實正在源源不斷地為這種存在提供著豐富的表象資源。」於是在1997年之後，陳虻開始加大了節目背景中的社會歷史文化信息，對「生活空間」的宗旨進行了調整，提出了「在飛速發展的時代中，替未來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構成的歷史」。在後來新聞頻道的幾次改版中，「生活空間」雖然幾經變化，但衍生出的「百姓故事」、「社會記錄」、「紀事」等欄目都遵循著這個宗旨。
同時，1997年的國際紀錄片會議的召開，有著另外一種現實意義。蔣樾認為：「他找了電影學院的教授來，希望他們能肯定這種形式。因為從開始的時候，『生活空間』就一直遭遇阻力，希望能夠改變，或者不拍，陳虻的大量工作是怎麼讓它生存下去。」
2001年1月，「東方時空」改版，央視成立新聞評論部，陳虻成為新聞評論部副主任，主管「實話實說」和「新聞調查」。2001年10月，他又回到「東方時空」，成為欄目的總製片人。2004年，央視一套改版，「東方時空」退出早間新聞段，被安排在晚間18時左右播出；「生活空間」改名為「百姓故事」；「生活空間」的編導劉鴻彥等創辦了一檔30分鐘的紀錄片節目「紀事」；「生活空間」的原編導李倫創辦了「社會記錄」，這一欄目後來以名嘴阿丘出名。
2008年，央視新聞頻道再次採取大動作，在這次改變中，央視新聞評論部取消；「社會記錄」以「收視率」原因取消；「紀事」和「百姓故事」以「版塊調整」原因合併。
對於「生活空間」所代表的一批紀錄片節目在2000年之後的走向，蔣樾認為：「具紀錄片性質的欄目在新聞頻道裡，很難生存，也許因為它太真實了。」
他反問：「中央臺在哪些好時段裡還有紀錄片呢？中央臺能出現紀錄片欄目，畢竟是80年代理想主義的延續，但這種理想主義到了90年代末就被衝得稀裡譁啦的，所有的電視臺都在追求收視率，追求娛樂。當一個電視臺要求收視率的時候，以後怎麼變，都是在收視率的前提下提出的。」
林旭東則認為，「生活空間」成為一個榜樣之後，這種紀實的語態和手法事實上已經被大量新聞節目所借鑑，「生活空間」不再是平民生活以及視點的唯一表達渠道。而DV的興起則使「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為老百姓自己可能的事情，而且由於沒有電視臺體制的束縛，這種表達反而更自由。
「他追求的自由人格精神，在這樣的體制下不可能完全實現」
一直到逝世之前，陳虻始終對自己的工作非常敬業。他生前的同事在「百度百科」上給他建了詞條，詞條裡這樣描述他的工作狀態：
「記得那時，大家很怕他審片，總是先打聽好審片主任的排班表，如果感覺是個爛片就想辦法拖一拖，避開他的鋒芒。……記得常常在夜裡九十點鐘才編完最後一個畫面，他一臉倦容地走進機房，剛看完『社會記錄』，再之前是『紀事』，再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個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過，每一個都不敷衍，每一次審片，都像一堂課。我們拿著『同意播出』的籤字收拾好帶子踏實地走人，他還坐著，說要等準直播的『連線』。印象中我的最後一次審片，籤完字後他沒有走，而是長嘆一聲說：文飛剛來的時候還是個小姑娘，現在，也老了。我拿著播出單，轉過身去，收拾臺子上的帶子，關機，眼中愴然淚下。那是我最後一次見他，之後，我離開了讓我老得很快的編輯臺和新聞評論部。」
陳虻成為「東方時空」製片人之後，陳真成了他的繼任者。採訪他是在2008年12月26日的下午，陳真說，靈堂，他一直都不敢去看。
在陳真看來，陳虻把所謂的「理想主義」堅持到了最後，「他不管條件多簡陋，都要求大家能夠出精品」。而他自己，也經常為了工作，不吃飯，或者到下午三四點鐘才吃第一頓飯。
陳真說，他與陳虻在人文關懷的方向和欄目的方向上沒有任何分歧，如果說有不同的話，就在於對現實局限的認識。「陳虻希望每一個作品都能成為精品，因而給手下的編導很大壓力。但我看到，這畢竟是一個播出量很大的電視欄目，流水線作業也許才是更現實的方式，不能要求一周內做出一個精品。比起央視其他欄目，做紀錄片的編導更累，收入更少，職務帶來的便利幾乎沒有，孩子上學都找不到可以託關係的人。也許在90年代，電視人的收入還比其他行業高一些，但是到現在，電視人的收入也只是一般水平。」陳真說，他看到女編導編片子編得「面目都扭曲了，嫁不出去」，就心中難過。「我們總說人文關懷，但為什麼不能先關懷關懷自己的編導？」「所以我有時要求沒那麼嚴格，讓編導們也舒服些。」
陳真說，陳虻有一次對他說，他工作起來不吃飯，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苦肉計」——這是讓編導們看到，不只是他們辛苦，我和他們一樣辛苦。
陳真認為，在仕途上，陳虻不能算順利，「他追求的自由人格和精神，在這樣一種體制下，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
比起陳虻，陳真自認為「是個俗人」，他感傷地說：「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環境太惡劣了，註定在殘酷的生存鬥爭中遍體鱗傷。」
在百度那條詞條裡，撰寫者說：「陳虻喜歡穿牛仔褲，長發飄飄。才情豐富，成就斐然，心思敏銳，情懷深沉。熟諳主流話語，不乏叛逆精神。在我心中，這是最有理由享受理想生活的那種人，應該在城市邊緣弄個詩意的居所，調素琴閱金經，飲茶讀書，高朋滿座，一不稱意便可明日散發弄扁舟。可惜這樣的生活往往屬於那些滿臉橫肉銅臭逼人的房地產暴發戶。陳虻，不過是電視與官場的雙重壓力艱難負重的中年男。」
離陳虻的辦公室靈堂不遠，是一面電子公告牌，現在，公告牌上不停地滾動著號召同事們向陳虻家屬捐款的信息，陳虻身後，留下的是沒工作的妻子和11歲的孩子。
「他走得——太年輕了。」牟森感嘆說。
然而在柴靜眼中，陳虻的一生不能用「現世幸福」或者是「現實不幸福」來衡量：「他不幸福，但是他說，要成為這樣的人就要不幸福。他有另外的補償。」
「他老說，做節目是做人，為這個我們有過非常大的爭吵。他說，你不這樣做，就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記者。他說，一個在職業上成功的人不可能幸福。」柴靜這樣回憶。
「陳虻說，你為什麼不按照我說的生活？我說，因為這是我的生活。他說，可是我講的是對的。」
柴靜說，陳虻對她的訓練非常嚴格。「他說：你就是一個網球，我就是一隻網球拍，不管你跳得多高，我永遠都在高於你1毫米之上。他是職業教練。」柴靜記得，訓練階段陳虻對她說過最溫柔的話就是：「其實也不應該對你有過高的要求，你已經不容易了，應該快樂一點。」
「他有點像女版的我，我有點像男版的他。他離去，我覺得我的一部分隨他離去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他的一部分在我身上還延續著。這讓我覺得也還可以，他以某種方式還活在這世界上。」說到這裡的時候，柴靜的眼睛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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