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戰區最廣且影響最深的戰爭,共計有22場會戰、1100多場大的作戰、3萬8000多場小的作戰,國軍在這4萬次作戰中輸多贏少。
1937年8月13日,盧溝橋事變後,常凱申為引起國際社會注意,而在上海主動發起戰役。這是常凱申的一次豪賭,將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將日軍侵略方向由北向南轉為由東向西。
對中國而言,淞滬會戰標誌著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兩國之間的不宣而戰,由地區衝突真正升級為全面戰爭。
常凱申在淞滬會戰幾乎投入所有的嫡系精銳部隊,最後除了慘重傷亡之外還輸的一敗塗地。淞滬會戰的失敗標誌「背靠列強」抗戰路線破產,證明民族解放從來不是靠別人施捨來的。
而淞滬會戰後期的四行倉庫保衛戰是這場戰役的一個註腳。
四行倉庫保衛戰的三張面孔
淞滬會戰後期,不僅為了掩護主力部隊轉移,常凱申更想借11月3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之機,爭取英美法等列強支持。
為了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在抵抗日本侵略戰爭上的堅決態度,委員長決定留下一個師留守閘北,顧祝同覺得既然是出於政治目的,那麼留守閘北部隊,兵力多是犧牲,兵力少也是犧牲,改為一個團,孫元良執行的時候改為一個營。
令88師524團第一營的400多名官兵,固守四行倉庫陣地,並親手將「死守上海最後陣地」的命令交給新晉升的團副謝晉元,然後自己撤退。
謝晉元作戰前動員:
「這個四行倉庫就是我們400多人的墳墓,我們全都要戰死在這裡。我們中間只要還有一個人在,就要堅守陣地,和敵人拼死戰鬥到底!」
10月26日起,留守倉庫之中國士兵們開始與日軍展開四天拉鋸戰,10月28日上海童子軍楊惠敏向守衛四行倉庫勇士們敬獻了一面國旗。
△ 外國記者從上海公共租界建築物中所拍攝升起的旗幟
後來一直宣揚四行倉庫保衛戰期間,上海女童子軍楊惠敏看到四行倉庫上空沒有國旗飄揚,便於夜間負國旗一面,泅渡蘇州河,將國旗送到守衛將士手中。
長期以來,這一故事已被當作事實接受,1975年臺灣方面拍攝的電影《八百壯士》就是如此講述的,《八佰》也照搬了這一情節。
楊惠敏向守軍送國旗不假,但過程並沒有那樣驚心動魄。
租界與倉庫的新垃圾橋連接並沒有遭封鎖,保衛戰期間,四行倉庫與租界的聯繫一直保持暢通。上海商會安排童子軍楊惠敏等人,乘車通過新垃圾橋。送旗那一天,楊惠敏往返倉庫有兩次,都很順利。
29日,守軍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參加了升旗儀式,而蘇州河對岸聚集的群眾據說超過三萬人,紛紛向四行倉庫屋頂迎著朝陽招展之青天白日旗招手歡呼。
一連四天的血戰,謝晉元率部先後打退日軍六次大規模的圍攻。
他壯懷激烈、豪情萬丈地作詩抒懷:
「勇敢殺敵八百兵,抗敵豪情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倭奴氣不平。」
△ 從公共租界拍攝的燃燒中的四行倉庫
1
一葦渡江唐生智,捨生忘死孫元良
此次電影宣傳期間最大爭議在於孫元良其人。孫元良出身黃埔,有「飛將軍」之稱。又名「長腿將軍」、「逃跑將軍」。
早在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在南昌戰場上孫元良就曾是逃兵。更遑論其霸佔女學生,倒賣物資之舉,此人不值一哂。
拍抗戰片,描述國軍將士捨生忘死抗擊日寇的悲壯和忠勇,沒有問題。但將這種寡廉鮮恥之徒捧為抗戰英雄就不合適了。
2
謝晉元被暗殺,士兵四散淪苦力
國軍的拼死戰鬥並沒有帶來常凱申期望的國際支援,各國反而擔心戰火波及租界。各國交涉下,常凱申下令撤軍,八百壯士撤退至上海租界。
他們剛撤退至租界,就被英軍強制繳械,因為英國受到日軍威脅:「如果讓他們離開就要攻入租界」,這一軟禁就是4年。
汪偽政權趁機想拉攏保衛戰的大功臣謝晉元,拉攏不成後在1941年4月,謝晉元被受汪偽政府誘降的手下暗殺身亡。
謝晉元的死亡只是八百壯士悲痛的開端。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租界被日軍佔領,日寇將他們送到各地去挖壕溝、做苦工,甚至有一些被送去巴布亞紐幾內亞做奴工。
二戰結束後,倖存者只有100多人。
3
從楊惠敏到楊希賢,英雄鬱鬱而終
淞滬會戰結束後,楊惠敏也跟著向後方撤退。
她在1941年日軍入侵香港時,幫助梅蘭芳、胡蝶等藝術家從香港撤退到重慶,過程中,經楊惠敏之手辦理託運的行李不見了(據胡蝶自己說是有很多貴重的珠寶首飾),戴笠為了討胡蝶歡心,誣陷楊惠敏偷竊,以匪諜的罪名送進監獄。
直到1946年,戴笠飛機失事,楊才被悄悄釋放。
莫名遭逢牢獄之災後,楊惠敏就此鬱鬱寡歡,赴臺後隱姓埋名改叫楊希賢,絕口不提往事。
直到1975年《八百壯士》電影上映後,楊惠敏才漸漸展開愁容,後於1992年病逝。到了2015年7月,馬英九贈予楊惠敏的兒子一幅籤名青天白日旗,給予了她一個非正式的榮譽肯定。
從《血戰臺兒莊》到《八佰》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句用來描述命運無法預料的古語,某種程度上亦可用來形容《八佰》的命運。
2019年6月9日,紅色文化研究會專門針對《八佰》舉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
△ 《八佰》劇照
與會者認為,在《八佰》中,如此展現青天白日旗,不管影片基於怎樣具體的歷史背景,都是令人感到驚詫的。
還有人指出,文藝工作者應該以清醒的歷史感和強烈的責任感,去滿腔熱情地揭示五星紅旗承載的深刻歷史內容,而不應該宣染青天白日旗的莊嚴和神聖,如果我們那樣做,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是對於共和國的嚴重褻瀆。
作為反映國民黨抗戰的電影,《八佰》受到的待遇具有某種指標意義。
其實大可不必對這面旗幟如此敏感,《八佰》如期上映,大加張揚青天白日旗,更加證明民國只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青天白日旗,就更加淪為「前朝」的旗幟而已了。
上世紀80年代拍攝,反映國民黨抗戰的電影《血戰臺兒莊》曾經贏得無數讚譽。
△ 《血戰臺兒莊》影視截圖
從《血戰臺兒莊》到《八佰》,前後歷時34年,兩部同樣反映國民黨抗戰的電影,卻遭遇完全不同的評價與命運。
編劇田軍利曾經表示:如果沒有三中全會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血戰臺兒莊》這部影片根本不可能誕生。
1987年7月,盧溝橋事變50周年之際,《血戰臺兒莊》錄像帶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交給臺灣中央社負責人帶到臺灣。宋美齡、蔣經國和國民黨中常委都看了影片。這部電影間接推動了蔣經國開放臺胞回大陸探親。
國民黨高級將領對《血戰臺兒莊》給予高度評價:「看到了兩個形象,一個是銀幕上愛國將士浴血奮戰的形象,一個是銀幕外共產黨人胸懷博大,堅持實事求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形象。」
正是有了這樣的歷史對比,一些人對於《八佰》的遭遇感到驚詫。
△ 《血戰臺兒莊》影視截圖
《八佰》描述的"八百壯士"的英雄事跡,的確是中華民族神聖抗戰中極為重要的一頁,這是毫無疑問的。
既然如此,對於電影不足之處,大可正常反駁和批評,但一些上綱上線式大批判,甚至認為不適宜普遍放映,則未免過於狹隘與意識形態化。
從民族主義角度出發,今日的共和國是「二戰中國」的繼承者。既然民國已經由今天的共和國所傳承,那麼當年包括中央軍在內所有抗戰國軍打下來的戰果,自然也就可以由今天的人民軍隊來繼承。
《八佰》上映,本應該彰顯出我們本身在面對抗戰歷史時的自信。
某些人囿於意識形態以及歷史解釋而有所不同考量,然而站在民族歷史層面,應保持明確態度與立場,以忠實、客觀的態度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體現對歷史本源的回歸。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
1949年後,兩岸分治的政治現實,使得對抗戰的紀念,持有完全不同甚至對立的立場。
在2017年,修改抗戰史課綱,將1931到1945視為整體,對抗日戰爭這段歷史的敘述邏輯更為統一、連續,表述調整既是銘記也是尊重。
承認國民革命軍在抗戰期間的貢獻,以及修改課綱將抗戰發生的時間提前,均是兩岸無形政治角力的手段。
對於當下時空的我們,與7月7號以及十四年抗戰等關鍵詞的鏈結相對薄弱許多,歷史虛無主義下亦是充滿不同的論述與歷史解釋。
2017年幾位青少年身著二戰期間日軍服裝,在四行倉庫拍攝一系列照片,引發網民憤慨,直斥民族敗類。
△ 四行倉庫日軍照事件新聞截圖
精日分子的思維混亂,凸顯當下的時空某些人對抗日戰爭認知的模糊。
反思和討論歷史不應該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而應該客觀地看看待每一個獨立的歷史事件。
參考資料
《凇滬會戰中楊惠敏獻旗真相》(《史學月刊》200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