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從一個中國獨有的詞說起——「盛世」。
「盛世」一詞最早出現在南朝時期,範曄在他編撰的紀傳體斷代史《後漢書·崔駰傳》說「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
此後,「盛世」一詞便不斷被歷朝歷代的人們所提起,比如乾隆晚年編撰的《八旬萬壽盛典》中,「盛世」一詞就出現了七十餘次。
《八旬萬壽盛典》
這麼一看,我們好像總在期盼盛世,也總是對歷史上的「盛世」念念不忘,什麼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啦,這些都是人們只要知道一點歷史常識就一定能脫口而出的名詞。
這可能因為歷史上的亂世、衰世實在是太多了,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是常態。有了能夠對比的榜樣就會有期望,所以,太平盛世就成為了每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不過,上述眾多盛世之中,有一個曾多次被質疑是自吹自擂混進「盛世」名單的,它就是爭議頗多的康乾盛世。
關於康乾盛世這一說法,當代史學家們多數都認為,雍正時期在康乾盛世的形成過程中有著承先啟後的重要作用,而且採取了維護盛世的相關舉措,特別是健全和加強了清初的有關制度,所以,清初盛世不應把雍正時期排除在外,應稱為「康雍乾盛世」。
康雍乾盛世中當屬乾隆時期最為鼎盛,這一時期清朝的疆域再一次拓寬、人口超過三億,以至於乾隆在他自己編的書裡都說了七十多次「盛世」。但是有學者卻指出這不是一個盛世,如果是,那它也是一個「飢餓的盛世」。
提出這一說法的張宏傑先生將同一時期的英國和清朝做了對比,他發現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後可剩餘33~44兩白銀,而一個中等中國農戶辛苦一年卻依然要負債才能過活。
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的情況十分普遍。這樣一個吃不飽飯、要賣兒鬻女的時代怎麼能被稱為盛世呢?
在康乾時期能否稱「盛世」這一問題上,學術界和民間已經爭論了許久,至今尚無定論。在得出結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所謂「康乾盛世」到底是個怎樣的光景,這一宏大敘事的背後具體都隱藏著哪些我們容易忽視的事實?
什麼是 「盛世」?
在研究康雍乾盛世前,我們有必要先對「盛世」下個具體的定義。
我們所說的盛世,一般是指國家由亂到治,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了政權穩定和社會繁榮。盛世的標誌,包括政治開明、經濟發展、民生復甦、國力強大、文化昌盛等各個方面。
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僅僅從一個方面來肯定或者否定一個時代是否為「盛世」。古代盛世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
這些「盛世」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中具有重大的意義。歷朝歷代,統治者嚮往出現盛世,以求反映出自己的功績;老百姓也企盼盛世,以求過上安定的生活。
「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的成語,是帝王將相的銘戒;「寧做太平犬,不做離亂人」的民謠,是來自民間的呼聲。二者在追求盛世這一點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而一個時代是否成為盛世,最根本的評價標準是民生是否得到了較好的保證和改善。沒有老百姓的安居樂業,所謂盛世就是空中樓閣。
古代的著名盛世有一個共同點是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人丁滋生,社會安定。凡是盛世,必定以民為本,藏富於民,以換取民心的支持。
古代的每個王朝都重視農桑,然而是把重視農桑作為橫徵暴斂的前提還是作為改善民生的根本,是形成盛世與亂世的分水嶺。
政治與文化:拉攏與專制
康熙、雍正、乾隆三任皇帝針對不同的政治局面都實施了各種具有極強針對性的政治革新政策,正是在他們三代人的努力下,清朝在政治上逐步站穩了腳跟並逐步形成了治世之局。
康熙帝注重改良政治,調整統治思想和大政方針。首先,為了從歷朝歷代的統治方略中吸取經驗,從儒學文化中尋找治國思想,康熙帝堅持舉行經筵日講。
其次,康熙帝為了消解滿漢矛盾,在戰火倥傯之間開博學鴻詞科,以收士大夫之心。甚至連拒不參加考試者,都授予功名。從此,讀書人對清朝的態度產生了較為明顯的轉化。
第三,在用人上,康熙傾慕漢族文化,重用經學之士,使政風為之一改。
雍正繼位後,他看到康熙一代積累下來的積弊甚多,於是在政治上厲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新政」,整飭吏治。
為了解決皇位繼承權的爭端,雍正帝創立了密建皇儲制。他還全面整頓官場作風,言出法隨,拿一大批貪官開刀,動輒抄家。為了從制度上解決官吏貪賄問題,雍正建立了養廉銀制。
乾隆時期,依賴康熙、雍正兩代的餘蔭,把清朝的「文治武功」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我們需要注意到的是,康熙執政之初,面臨的是經過多年戰爭破壞、田野荒蕪、百業凋零、民族衝突嚴峻的局面,因此,其當務之急是與民休息,籠絡人心,消弭滿漢敵對心理。康熙帝為政寬容仁慈,概出於此。
而雍正執政之初,綱紀廢弛,貪賄成風,政務敷衍,因循苟且,因此,其當務之急是整頓吏治,懲處腐敗,恢復紀綱。雍正帝為政嚴峻酷苛,概出於此。
到了乾隆帝,他便強調寬嚴並濟,持盈保泰,由此維持了盛世的延續。
此外,為了糾正雍正時的偏差,乾隆帝弘曆執政後不久,就將允禩、允禟等人的子孫收入宗室玉牒,化解了雍正遺留下來的宗室矛盾。
還將雍正時因種種原因被不當罷黜或關押的官員予以解脫或重新起用。通過這些手段,乾隆帝迅速贏得了政治上的資本。
可以說,康雍乾三朝皇帝都能比較務實地實行符合當時社會環境的政治政策,從而使整個社會擁有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基本符合盛世的標準。
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段時期的清朝政治並不開明,相反,它越發走向集權和專制,以前各代盛世所倡導的進諫和納諫,在康雍乾時期不復再現,在政治決策上強調皇帝「乾綱獨斷」。
加上滿漢隔閡,清朝在禁錮思想、鉗制言論方面,超出了以前的歷代王朝。特別是康雍乾三帝都曾大興文字獄,鎮壓士人,廣為株連,影響極壞。
盛世需要重視知識分子,而康雍乾時期的文治,是以保證絕對君權為前提的。在文字獄的高壓下,士大夫一言不敢及於時政,一語不能觸犯朝廷。只能自築書齋,厚古薄今,嚴守畛域,以考據樸學在士大夫圈子裡自我欣賞。
本來,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有著修齊治平、內聖外王的傳統,以輔弼政治而見長。但清代的文字獄,一刀割斷了文化與政治的關係,使政治規範喪失了理論來源,影響了人們的價值觀念,進而導致「世風日下」。這種專制也嚴重影響了清初盛世的縱深發展。
經濟問題:稅收與人口
康熙在位時,他停止了順治一朝還實行的圈地政策,注重發展生產,多次詔令募民墾荒。他還特別注重水患的治理,康熙十八年就基本完成了對黃河、運河和淮河三大河的全面治理。到康熙晚期,隨著財政經濟的改善,人戶的迅速增加,他提出了「永不加賦」的政策,這為後來的攤丁入畝打下了基礎。
雍正繼位以後開始普遍推行「攤丁入畝」。到雍正七年,除山西、奉天、貴州外,其他地方均已實施。「攤丁入畝」是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一大變革,它改變了人頭稅的性質,賦稅不是按人丁而是按地畝徵收,有利於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在制度上使賦稅負擔的分布更為合理。
同時,由於土地較為穩定,使國家的稅源也相對固定化。「攤丁入畝」實施後,官方統計的戶口數量迅速增加。康熙五十年,全國戶籍人口為2400萬;至乾隆六年,達到1.4億;至乾隆五十八年,達到3億。
五十二年間增加了1.6億人,同時我們知道,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特別是土地生產力已經達到了古代社會所能達到的極限,所以,在激增的人口數量和停滯不前的農業產出的矛盾下,乾隆時期的口糧危機是一個必然會出現的客觀現象。
就是在這樣的困局之中,乾隆帝其實也一直在嘗試從各個方面解決人口生計問題。他禁止官員為邀功虛報墾荒,豁免以前因虛報墾荒造成的「無地之糧」。同時繼續鼓勵墾荒,為了使墾荒落到實處,防止虛冒,規定「山頭地角」零星土地墾荒「免其升科」,即不再加稅。
為了減少糧食的浪費,從乾隆二年起,還在北方五省實行了禁酒政策。乾隆時期先後還數次興辦大型水利工程,其中著名的有黃河的毛城鋪引河工程、淮河入江水道、金沙江水路、浙江海塘工程等。從乾隆年間起,打破了雍正時不準開礦的限制,採礦業得到了較大發展。
隨著國家財政的好轉,乾隆十年起,決定分省輪流免除錢糧,三年一輪。後來,又在乾隆三十五年、四十二年、五十五年分別普免錢糧各一次。乾隆三十一年起,又開始普免漕糧。後又在四十三年、五十九年分別普免漕糧各一次。
可以看出,三個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在解決民生問題方面是做出過很多努力的。
經營邊疆:收復與開拓
康雍乾時期有一項貫穿始終的重大事業,這就是對邊疆地區的經營。祖國的概念離不開疆域。「祖」的本義為祖先,「國」的本義為疆域。
中國的疆域是在漫長的歷史中逐漸形成並演變的,特別是漢、唐、清三個朝代,在中國疆域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西漢疆域的拓展,主要是沿著河西走廊展開的,並在東南、西南有所建樹。唐朝疆域的拓展,涉及遼東、嶺南、大漠、西域。而清初疆域的拓展,則是沿著蒙古、回部、吐蕃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活動區域展開的,從而奠定了現代中國疆域的基礎。
康熙年間對臺灣的收復,拉開了清朝經營邊疆地區的序幕。康熙二十二年,清軍全力攻臺,在澎湖全殲鄭軍水師主力,一舉收復臺灣。接著,清朝在臺灣設立府治,駐紮軍隊,並廢止了沿海居民的內遷令,使東南海疆趨於安定。
蒙古方面情況比較複雜。康熙時,準噶爾部噶爾丹攻襲喀爾喀部,並進擾內蒙古,被清軍打敗,隨之青海蒙古諸部內附。康熙晚年噶爾丹死後,其侄復興準噶爾部,繼續與清朝對抗。雍正時,在與準噶爾對峙的過程中平定了青海蒙古和碩特部的叛亂。而準噶爾部在其首領死後,其子一直與清軍抗衡。直到乾隆時,才徹底平定準噶爾部,最終與其議和。
西藏方面,雍正五年通過平定西藏內亂,開始在西藏駐兵,設駐藏大臣。乾隆五十七年,清廷整頓藏務,建立確定活佛轉世的金奔巴制。從此,西藏的活佛繼承,開始由中央政府監管。
乾隆五十九年定製,前藏官缺出,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補;後藏官缺出,由駐藏大臣會同班禪喇嘛選補;各寺廟坐床堪布(主持),由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及遣往西藏辦事之在京喇嘛共同選任;西藏所有僧俗官員,均受駐藏大臣節制。
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一直實行土司土官制,而雍正朝開始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即改變當地原有的土司土官制為正規的州縣流官制(即規制正式命官)。經過雍乾時期改土歸流,湖北湖南全部改置流官,雲貴地區也大多改置。土司向流官的轉變,對這些地區的開發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東北地區,康熙帝二十一年起,清朝開始周密策劃,調兵遣將,進行了反擊沙俄侵略的部署,此後中俄雙方通過談判籤訂《尼布楚條約》,規定中俄以格爾必齊河、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為兩國的東段邊界。
雍正時期同俄國籤訂了《中俄恰克圖界約》,規定了額爾古納河至沙畢納依嶺之間的中俄中段邊界。此後的一個半世紀裡,兩國在這一段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和邊界糾紛。
康雍乾三世陸續解決了各個方向的邊疆問題,實現了一個國家想要追求安定團結的前提條件,而在這背後必定有一個強盛的國力在作支撐。
透視盛世背後的問題
中國古代除了西漢、盛唐以及我們今天討論的清初以外,在其他朝代裡也出現過一些盛世或治世,只不過沒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雍乾盛世那麼典型罷了。
例如東漢的「光武中興」,明代的「仁宣之治」等等。甚至在分裂戰亂的大背景下,有些不太出名的王朝也曾出現過較為短暫的治世,如十六國時期的前秦苻堅,用書生王猛為輔佐,政績斐然,幾近小康。
但從歷史的整體來看,治世少而亂世多,即使如漢、唐、清這樣持續時間較長的朝代,盛世也不過是整個王朝的一個短暫時期。
康雍乾盛世在乾隆統治的中期就已經終結。隨著社會矛盾的尖銳,乾隆三十九年,山東臨清爆發了由王倫組織的清水教反清起義。
給事中李漱芳上疏指出:「奸民聚眾滋事,為饑寒所迫;又言近畿亦有流民扶老攜幼,遷徙逃亡,有司監盧溝橋,阻不使北行。」而乾隆帝卻不以為然,反倒指責李漱芳妄言,「代奸民解說,心術不可問」。
沉醉於「古稀天子」美譽的乾隆帝,在社會矛盾越積越多的情況下,委權於以貪贓著稱的和珅。此後,隨著和珅的專權,「盛世」急轉直下。
到乾隆晚年,當他以「十全老人」沾沾自喜之時,中小規模的反抗和起義已經遍布全國。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的大爆發,標誌著清朝進入了衰敗時期。
盛世是人們嚮往的,然而盛世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中國古代一直是一個人治國家,而且從秦漢起就建立了君主專制體制,因而,盛世的實現,首先以開明君主的出現為前提。
縱觀歷史可以看出,君主的品德修養,對於盛世有決定作用。文景之治的形成,與漢文帝的個人因素有極大關係。在歷代帝王中,漢文帝有著極高的聲譽,歷來被看做是皇帝的典範。貞觀之治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唐太宗企盼做一個「萬世明主」的強烈願望支撐的。
清初的盛世,則與康熙帝學識淵博、深諳儒家文化有很大聯繫。康熙帝以經學家自居,深究歷代治亂之道,對其統治有著極大裨益。
第二,開明君主要有自知之明。唐太宗儘管晚年有失誤,但他對自己「益多損少」、「功大過微」的自我總結還是切合實際的。康熙平定三藩後,並不因其功績而自我陶醉。三藩蕩平,群臣請上尊號,遭到康熙帝的拒絕。如果沒有康熙這種對自我、對時局的清醒認識,盛世就不可能出現。
第三,開明君主還有知人、善任。歷史上任何朝代的任何盛世,都需要一大批清官廉吏。漢文帝繼位以後,能夠禮敬大臣,取得他們的衷心支持,為其所用。貞觀之治的出現,得益於唐太宗在秦王府就開始網羅人才,登基後又不分親疏,唯才是用,各盡其長。康熙帝為了拉攏漢族知識分子,不惜採用特殊方法,用極簡單的題目舉行博學鴻詞科,對故意不答完卷子的名士嚴繩孫等人照樣錄取,在贏得漢族文士的支持上取得了極大成功。
第四,盛世的出現需要整個統治集團善於吸取前代教訓,居安思危。凡是盛世,君臣無不以前代的政治失誤為鑑。漢代文景,特別注重秦亡的前轍。唐初的統治者,更是處處以隋代的教訓為例改進政治,貞觀年間的奏章諫議,大多都用隋煬帝的例子警誡當朝。清初順康年間,特別注意克服晚明的弊政。這種憂患意識,是形成盛世的必要條件。
第五,盛世需要相應的制度保證。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文景二帝逐漸創設了一套新的制度,如影響重大的察舉制。唐代貞觀年間,在各項制度上都有較大建樹,開元時期的制度建設更是洋洋大觀。清代的重大制度,基本上都是在康雍年間完成的。
第六,官僚隊伍的素質也至關重要。好的制度要靠素質良好的官員才能保證得到準確執行,因此,盛世都強調製度建設和道德建設並重,用道德修養從積極意義上防止「法令滋章,巧飾彌多」之弊。
第七,盛世的形成,需要有相當的時間。一般來說,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清代的盛世,儘管康熙和乾隆在位時間很長,也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實現的。在盛世形成的期間,不乏政策的調整和變化,但是,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方針必須一以貫之。沒有基本國策的穩定性和延續性,盛世就難以形成。中國古代的「家天下」性質,使皇帝的繼承人在治國能力上缺乏制度的保證,這是古代盛世難以出現的原因之一。
在分析了康雍乾三世最重要的歷史事實之後,可以看出所謂的康乾盛世有一定的事實支持,但康雍乾的這個盛世,甚至包括我們都認可的漢唐盛世,它們都是有缺陷的,只不過康雍乾的缺陷確實更多一點。但我們不能因為局部的不足就否定這一時期的所有成就。
此外,我們需要意識到,古代的盛世是無法長期保持的。古代的王朝都不能擺脫一治一亂、治亂交替的「周期律」,無一例外,而這,是由當時的社會性質所決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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